杜拉斯小说中总有一个“他”和一个“她”。“他”并不是某个男人，甚至不是作为整体的男人：“她”也不是某个女人，譬如说，杜拉斯自己，甚至也不是作为整体的女人，他们是这世界上相距最远的两个点。距离，换句话说，也就是绝望。因为距离的一端或两端，总是试图缩小这一距离，结果总是徒劳的，所以是绝望。这也就是杜拉斯意义上的爱情。爱情，距离和绝望，是一个意思。我们也可以说，爱情，这是她的人物的生存状态，或者说是一种基质。杜拉斯关注的不是人的生活，而是人的存在。
杜拉斯的作品，我最喜欢的（在目前所能读到的译本中）是《琴声如诉》、《长别离》、《昂代斯玛先生的午后》、《印度之歌》和《蓝眼睛黑头发》。不妨以《长别离》来做代表。书里真正的人物只有两个：黛蕾丝和流浪人。流浪人丧失了记忆，而黛蕾丝试图唤醒他丧失的记忆。这里她做了什么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始终没有恢复记忆。杜拉斯的小说没有事件，也没有过程，事件和过程都是虚幻。前面我们讲到人物，然而他们与其说是人物，不如说是一出戏里的两个戴面具的角色。
这一切就像米歇尔·莱蒙著《法国现代小说史》讲的那样：“如果说娜塔丽·萨洛特写的是反小说的话，那么，玛格丽特·杜拉斯可以说写的是前小说：在这个空间和她开了个头的这个时间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她着重写的是一个故事的可能情况，但故事却永远不会发生；万一发生了，就暴露了世界上存在的奥秘。她只讲述发生的很少的一点点事情，再添上心里所想的很少的一点点东西，就这样她成功地创造了一种令人心碎的悲怆气氛；这种悲怆气氛与人的存在非常逼近而和愉快的心境相距甚远。”
杜拉斯常常喜欢从一己的经历取材，写成她的作品。不过从经历到作品并非一蹴而就，其间尚有过程。杜拉斯是把经历的碎片纳入她的哲学，而不是把哲学纳入她的一段段经历。也许根本没有小说家杜拉斯，只有哲学家和诗人杜拉斯。达到极致的时候（例如写《蓝眼睛黑头发》时），她与洛特雷阿蒙、兰波、圣一琼·佩斯是同一序列的作者。我们当作“写实”或“仿真”来读，恐怕是看走了眼了。
1986年杜拉斯在美国获得过一个以海明威命名的奖项。授奖的理由仿佛是说杜拉斯的文体具有海明威的特色。但是我记不大清楚了。我以为在杜拉斯与海明威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共同之处，他们都认定陈述真相是不可能的。这不是从操作意义上而是从哲学意义上讲的，因为他们本身都是刻画方面的高手。《长别离》中有段对白，正是这个意思：“皮尔：”你是不肯呢，还是不能把心事告诉我？‘黛蕾丝轻声答道：“不能。我即便想说，也不知从何说起。’”
类似的说法，多次见于她的作品。杜拉斯的小说都像是电影剧本，仅仅是对将要拍摄的电影的一种提示：然而她的剧本拍成电影也不就是最终的陈述。我们很容易由此联想到中国画的“留白”，然而毕竟是不一样的；留白意味着可能，杜拉斯所揭示的恰恰是不可能。换句话说，留白出自一个可以主宰一切的神之手，而杜拉斯与她的新小说派朋友不承认有这样一个全知全能的神存在。这里，写小说的她类同于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受到绝对限制，逾越不了她与对象之间的距离。
作者： 洁尘
不可模仿的玛格丽特·杜拉斯
要做玛格丽特·杜拉斯小说的读者该具备怎样的条件？对语言的敏感，对激情的欣赏能力，怀有深刻而复杂的心理体验，对于异类形象的理解与包容……是，又不是。即使在那本轰动全球的《情人》出版以后，即使有大多数人终于认识这位晦涩难懂的女作家原来是当之无愧的大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作品的那种深情与多义性仍使透彻了解与评介作家的工作成为一种不可能。
杜拉斯的文笔与独特风格使许多当代女作家为之着迷。她们拜倒在杜拉斯的脚下，把她的作品当作《圣经》，她们因为有一些令人心碎的感情经历与生活痛苦而自以为在杜拉斯的作品中找到了一种源于女性的姐妹般的共鸣，她们写作时把杜拉斯的作品放在工作的桌子上，她们刻意模仿杜拉斯式的优美、绝对而神秘的句子：“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这个形象，我是时常想到的，这个形象，只有我一个能看到，这个形象，我却从来不曾说起。“”我的生命的历史并不存在。那是不存在的，没有的。并没有什么中心。也没有什么道路，线索。“
她们模仿的诸如此类的句子与腔调，事实上只是王道乾的译笔。一个作家与另一个作家有足够的距离，语言的障碍更成距离。自始至终，杜拉斯是一个法语作家，一个典型的感性而又不可捉摸的法兰西女性。在阅读那些拙劣的杜拉斯文本的仿制品时，不由自主感叹：读懂她才是真正的敬佩。法国的评论家米雷尔·卡勒一格鲁贝尔称“承认或者隐而不说，是形成杜拉斯作品风格的魅力之所在：意指的震颤波动。”“意指的震颤波动”，它来源于灵魂的力量，而灵魂附属于一个特定的肉体，老天，它怎么可以被随意模仿呢？
1984年玛格丽特·杜拉斯写出了自传体性质的小说《情人》并凭此获法国著名的龚古尔文学奖，其时，她已70岁了。对于15岁半在印度支那湄公河的渡船上与中国情人相识相爱的那段经历，70岁的女作家仍写得饱含激情。因为时间的尘封、记忆的积压以及作家对历史俯瞰式的洞察力，这激情被表现得丰富深邃、充满张力。这种非线型的、把故事寓于情绪之中的如泣如诉的写法对传统的文学阅读是当头一棒，全世界的读者都惊奇于这种杜拉斯式的写法。爱情故事之中交织着在殖民地家族创业失败的背景、对母亲与兄弟的爱与恨，青春的希望与绝望……所有的这些形象这些感情都以极端而惨痛的语言来表现，悲怆而低沉。它们使人想到当作家年轻时，或者盛年时，未必能获有如此表达悲剧的力量。一个女人在她白发苍苍时回首她的青年时代，对爱的恨的可能都付之平静而温厚的一笑，时间打磨、削平了一切极端化的情绪。如果是一位女作家就不一样了。爱的更爱，恨的更恨。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写法其实就是诗。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使这诗显出一种隧道般的幽深与霹雳般的亮度来，简直能杀人。
玛格丽特·杜拉斯是一个少女时，曾经美丽动人，中年始却因酗酒而形容枯槁。是否像她在《洛尔·瓦·斯泰因的谜狂》中写的那样，“这个女人是自己毁了自己，又是为了什么要毁了自己？”在《情人》里，杜拉斯说：“现在，我看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在十八岁，十五岁，就已经有了以后我中年时期因饮酒过度而有的那副面孔的先兆了。”“在酗酒之前我就有了这样一副酗酒的面孔。”总是这样，总是这样认为，这样说：绝望先于存在而存在。因为绝望才存在，才感知存在。一切从绝望开始。这是杜拉斯式的句子，她的感受方法与思考方法。要么她想得到的无限的多，要么她从未得到过。
为什么要酗酒？杜拉斯说：“饮酒使孤独发出声响，最后就让人除了酗酒之外别无所好。饮酒也不一定就是想死，不是。但没有想到自杀也就不可能去喝酒。靠酗酒活下去，那就是死亡近在咫尺地活着。狂饮之时，自戕也就防止了，因为有这样一个意念，人死了也就喝不成了”。“人们缺少了一个上帝。人们在青年时期，一旦发现那是一个虚空，又对之无办法，因为那本来就是子虚乌有。醉酒于是用来承受世界的虚空，行星的平衡，行星在空间不可移动的运行，对你来说，还有那痛苦挣扎所在地专有的那种默无声息的冷漠。”《物质生活》极端的行文风格来源于极端的个人活法。对于激情的拥有者来说，虚无主义是他们最乐于接受的，虚就是不被限定、肯定的实，死亡是最大的激情。愿意以一死来求证生被毁灭的激情。杜拉斯因酗酒成疾病情严重被送入巴黎的美国医院治疗，陷入昏迷，清醒；再昏迷，再清醒。在她几次短暂的清醒中，那个名叫扬·安德烈的年轻人总是守在她的身旁。杜拉斯对他说：“这样昏迷过去，你不知道我会活下去，你还会要我。”他对她说：“是，真是这样。”她甚至一把调羹也拿不住，口液不停地流出来，弄得到处都是，走路也不行，不能走了，而这个叫Y·A·的年轻人依然爱着她。
扬·安德烈比杜拉斯年轻40岁，因为阅读杜拉斯的作品而惊喜入迷，因为惊喜入迷开始给她写信，信写得十分精彩。杜拉斯像对待别的来信者一样没有回信。可是有一天她给他写了信，对他说“生活下去是多么困难。”告诉他自己喝得太多因此住进医院。信来往写了两年，后来安德烈听杜拉斯在电话上对他说：来。然后他放弃他的工作，离开他的家，成为杜拉斯的写作帮手与生活伴侣，一直到她死。
要么没有，要么就是奇特的。湄公河上15岁半的白人小姑娘与中国北方的黄皮肤男人的爱情是一次。杜拉斯说：“没有爱情，留下来不走，是不可能的。即使其中有的只是词语，事情也永远是这样。最坏的那是不存在的。”忘年恋的爱情就是对于灵魂的欣赏。灵魂与灵魂超越时空与肉体在那儿对答和歌，死亡在爱意下屈服。
杜拉斯18岁离开出生地越南赴巴黎读书时，念的是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