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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颇感兴趣，他注意地聆听着。
但是，王孜萌异议了，反对地说：“我的意见，还是不报考这个学科、专业。”
李晓晴惊异了，忙问：“为什么？！”
王孜萌耐心地详细作答：“我在图书馆，有时也常翻一些我感兴趣的东西、、、、、、据我所知，当今世界上，生物遗传学，已随政治意识形态的两大阵营，分成了两大学术派别。一派是，以美国遗传学家摩尔根为首，他创立的基因学说，说生物体内存在着一种叫‘基因’的遗传特殊物质，控制着生物的遗传与变异，叫‘摩尔根遗传学’。一派是，以苏联的李森科为代表的‘米丘林学派’，他们则坚持批判以孟德尔、摩尔根为代表的现代遗传学派，否认生物体内存在这种叫‘基因’的特殊物质，认为生物只存在‘后天的获得性’可以遗传。而摩尔根学派却认为，‘生物后天的获得性’不可遗传。我认为：在科研中，有观点对立，这很正常。不正常的是，对于某一观点的正确与否，在最终的被证实、证伪之前，我们都应该去进行研究，而绝不应该事前，就用政治对某一观点进行判决。而‘米丘林学派’，正是硬把这种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拉入政治意识形态的对立中去，给‘摩尔根学派’戴上了反动的唯心主义与伪科学的帽子。而目前，中国学术界的一些政治官僚，可能正在应用‘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一政治观点，在学术界内强力推崇李森科的‘米丘林学派’的观点，而压制、排斥进行‘摩尔根学派’观点的学习及科研。可能在事实上，已某种程度*了对‘摩尔根学派’观点的学习和研究了。科研问题上的不同观点，都只能用严谨的科学态度去对待，哪有就事先否定了与自己不同的意见呢？你们说，选这门学科，还有什么全面的科学意义呢？”
听王孜萌这一解释，当然大家都明白了。
“如果说，武器制造有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这可以理解。但，生物科学、、、、、、尤其是这‘生物遗传学’，怎么也可划有‘阵营’之分呢？我真有些不懂政治了。”李晓晴愤愤地去看了一眼杨光，见他也是迷惘，便去征求父亲的意见，“爸，你的意见呢？”
李搏古想了想：“我支持你妈的意见。学习不是赌博，不全面，学它啥呀？要不，学点实用专业的，比如：冶金、机电、建工，再不学医、学文、历史、、、、、、也行！”
李晓晴的眼光又开始憧憬似地浪漫了：“人生就象旅游一样，一生也就是一趟。我可不愿意都窝在一块儿赶大堆、、、、、、学医嘛，一生面对的全是病、药的，太抑郁了！学文、历史、、、、、、新闻？记者是一生遥哪到处都得跑，不行！法律？社会主义将来就一种体制，按劳分配，各尽所能，也不需要多少法律了，到现在咱国家除了一部宪法外，也只有《婚姻法》、《土地改革法》两部法律、、、、、、到底学什么呢？”她自己也没有主意了。
李搏古也在帮她思考，想了想之后，便也只是引导地说：“要不学政治经济学专业。目前，我认为最主要，也是最现实的。”
李晓晴一怔。真也引起了她的注意：“为什么？”
“中国懂马列的人，不，应该说成是真正懂马列的人，对于这么大一个国家，又这么些人口，太少了。”
李晓晴认同了这一点，但却不太感兴趣地说：“只是有点太空泛了、、、、、、”
李搏古：“空泛？在解决具体问题时，就不空泛了。”他马上解释，“现在正值贯彻‘党与国家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期，在具体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过程中，无处不是具体的问题呀。我具体的说吧，辛亥革命，也只是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而其它的，比如：国家要独立，民众要富裕、要*，中国将走什么道路，具体怎么走的问题都解决了吗？当然都没有。而是到了1924年，孙中山才初步认识到马列主义，看到了中国共产党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希望，才在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把旧三*义改造成新三*义，提出了联苏、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才算找到了正路，取得了北伐的初步胜利。、、、、、、再说说中国共产党吧，一开始，一直是在苏联的指导下，套用苏联的模式，屡遭失败与挫折，一直到毛主席找到了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农民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模式，才真正打出来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怎么才算真马列呀？再说说建国后的建设问题。比如：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1951年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问题，党的中央内部也有不同意见，华北局书记薄一波和中央的刘少奇认为：仅仅依靠农村的条件，还不能搞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要依靠工业。没有强大的国有化的工业，就不能有全体规模的农业集体化。而毛主席就不支持他们的意见，而支持了山西省委的意见，在未经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的情况下，就指示陈伯达召开了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并起草和通过了《*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而这不同意见，一直到1954年才统一到，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毛主席亲自指导制定的‘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上来。而今年三月，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向全党阐述了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指导思想及看法，他认为：没有农业生产机械化为生产力的合作社的发展，必须坚持‘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方针，必须发展一批，办好一批，在办好的基础上求发展。而在这个月的二号才结束的中央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邓子恢也作了开幕词讲话和总结。但到了前几天的本月17日，当*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指示，刚刚下发，这才几天，毛主席就召集了15个省、市书记会议，在会上就开始公开地批评*中央农村工作部和邓子恢了，说他们‘在合作化问题上，有种消极情绪’，必须改变。‘再不改变，就要犯大错误。’”李搏古笑了笑，“谁是谁非？当然这不是我们能回答的问题，只有通过时间，社会实践去裁判了。但我要说的是这一代的中央领导人尚且如此，到了你们下一代人的时代呢？”他不往下说了，而只是笑了。
“怎么会这样呢？”李晓晴感到吃惊了、、、、、、
“为什么不会这样呢？”李搏古立刻解释道，“毛主席早在1937年写的《矛盾论》中，就已经说明了‘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当然，他们之间的矛盾，毛主席虽然一再地强调着他的观点，可以先集体化后机械化，说确保私有，是资产阶级的观念。但邓子恢也只能是按总路线这一灯塔指出的航道去航行。只能说是处于执行者的身份与党的领袖地位不同而出现的矛盾。”
李晓晴理解道：“总路线毕竟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毛主席强调的是精神反作用物质、、、、、、这里，本来就是矛盾吗，具体地做时，就得寻求对立统一。”显然，她产生了对学政治经济学的兴趣，有心同意父亲的建议了，然后才去问杨光，“你的意见呢？”
杨光：“我听你的。”
而李晓晴又去憧憬了：“那、、、、、、报哪所大学呢？”
而李搏古立刻回答：“何必舍近求远呢？我这个学校就有这个系。既可以住校，又能经常回家、、、、、、这多好啊。”
李晓晴便立刻欢喜地愿意了。她又去问杨光了：“那就选爸爸领导的这座学校？”
杨光当然也很高兴，但还是只回答了一句：“我听你的。”而这句话，从那以后就成了他处理他俩之间有不同意见时的一句经典名言了。其实，世间的事，从来都是，你想要取，就必须舍。而只有她欢心她才会给，你才会有得到她的幸福。
人生的命运历程，一般来说也就三万左右天吧，但决定命运的时刻却往往是命运列车驶到道岔前的那一刻。李晓晴此时当然是惬意、欣慰了，而杨光此时也不知是喜，也不知是忧，当命运的方向已经决定之后，他的心神又恍如梦境了。李晓晴也看出来了。当她送他出门时，推出了自己的坤车向他说：“你骑车回去吧！”
“那你明早咋办？你坐车去呀？！”一句话，就反映着他心神的恍惚。
“都几点了？今晚还有公交车吗？你走回去呀？”李晓晴唤醒他的道，已确认了他的神思恍惚，“我今早不就是坐车去的吗？你是光顾高兴晕了头咋的？告诉你呀！今天中午，我的书包还扔在你那了，明早可别忘了。”当然杨光也只能傻笑着接过车了。当他跨上去时，李晓晴她又反问地戏谑地撩拨了他一句：“若今天晚上你后悔了，在明天我们报志愿之前，要更改，还赶趟、、、、、、”
（13）秋天，他俩已双双行走在海北大学的校园里了。从宿舍走向食堂；在阶梯式的大教室里并肩坐在一起听课；一起进出学校图书馆、阅览室；杨光在校足球场上参加足球比赛，李晓晴与几个女同学站在场边指点谈笑，呐喊、助威。
冬天来临了，银树、白雪，冰洁；又到了夏天，绿荫、花丛，浪漫。又到冬天了，这是1956年除夕的前一天，1956年12月30日的这一天的晚上、、、、、、
寝室里，只剩下李晓晴、范婷婷、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