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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晴听后就当众向杨光评论着说：“退社，‘拉马抬槽’两件事，在刘大哥的心理、感情上是要有点因果联系。但并不是必然联系。退社的目的，他想达到的结果，已自成体系，它是个独立的。而‘拉马抬槽’，它没有明确的目的，又不是蓄意设计，只是被气蒙了，一闪念真就是被将的行为，但立刻就又被同伴制止了，也知道并默认是自己错了，并没有表现反抗同伴制止的意思，应该说，实际上也确实是与退社的事无关，也只能是独立的另一个属于偶发的事件。工作组硬把这两件事当作是一件事的因果关系：退社是目的，‘拉马抬槽’是行为。我认为，这太牵强，这不是实事求是而是在拼凑一个事件，为达到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他们怎么能这样干呢？”
当杨光、李晓晴两个人在往回走的路上时，杨光才感叹地向李晓晴总结了一句：“刘盼田他真就是你所分析的那么一个直肠子、急性子、个性很强敢作敢为的人 ，在小王庄这个特定的现实中，怪不得他入不上党呀！”
（18）晚上，李晓晴、杨光已坐在一个年长的社员李福林的家里了。李晓晴仍坐在炕上，女主人是位四十多岁的村妇，名叫黄秋菊，还有一位抱着睡在怀里的孩子的青年女人，则是她的女儿，名叫李玉凤。这屋子已不是连二的大屋了，不算杨光，另外还有五个男人，都围炉而坐。屋里也只是有个小油灯、、、、、、
李晓晴已总结道了：“听来，你们五位讲的情况，与刘盼田、牛玉全说的还是一致的。再提一个问题：昨天那个斗争会上，你们心怎么那么齐？事先研究了咋的？”
“哪有时间研究？前天，他们找我们谈了话，主要是和刘盼田谈，还谈崩了。昨天一早，只是喊开会，全是突发性的，惊讶还来不及呢，怎么研究？”五人中，年龄第二长的郭长林愤然地说着，“‘拉马抬槽’这个四字词，也是昨早晨第一次加上事件两个字公开提出来的。马是拉了，出了马厩，我和老赵不是制止了又送回去了吗？槽子，牛玉全只是准备去抬，根本连挪动一下还都没，怎么就成了‘拉马抬槽’事件？也不让我们与曹万财和那几个民兵去对证。其实，这就是利用权力，拿*他俩吓唬我们，来*想退社的人。连我们都没想到，刘盼田还真是一条汉子！他一上台就当群众的面顶烟上地喊上冤了，虽遭了毒打，却仍不动摇、、、、、、我们在下边，若再不吱声，不就把刘大哥一个人撂在上边，太不仗义了嘛！而他平日里却最仗义，从来不做对不起别人的事。”
年龄比郭长林稍小点的赵世山：“我们不也是当家作主的贫农出身的社员，谁怕谁呀？最终，最坏的结果，又能把我们怎么的？郭大哥一喊，一带头，我也就吱声了、、、、、、”
厚道、木讷的吴苦根：“这是给、、、、、、给我们逼到刀刃上了，我也吱声了。”
岁数最小的就是炕里那位抱孩子的青年女子的丈夫、这户房主人的乘龙快婿、也是王顺妻的堂弟、李晓晴管他叫六哥的张玉良，说话有时好嘻嘻哈哈，他也张口了：“反正‘法不治众’、、、、、、”
这时，李晓晴插问：“那你们分析一下，严志友与袁辉动手动脚打刘盼田，是否有人布置了？”
还是郭长林先开的口：“不可能！因为刘大哥喊冤是突发的，事先，他们谁也不一定能估计到、、、、、、”
张玉良抢话了：“刘盼田骂的饲养员就有严福财，就是严志友他爸、袁辉他姥爷。给刘盼田定成了敌人，他再反抗，按着他们的理解，不就得像土改时斗地主那样，一是装积极，也正好泄私愤。干嘛不打呀！”
李晓晴：“可刘盼田他不是阶级敌人。只是他俩的朴素的阶级感情、对敌人的恨、被错误的引导和利用了。证据就是县委副书记，怎么这么大的一个干部了，刘盼田是不是阶级敌人的这件事的本质他不懂？他们为什么不去制止，不就是想利用吗？”
赵世山：“他有什么水平？不就是在合作化高潮时，他在大王庄地面搞出了突出的成绩，爬上去的嘛、、、、、、”显然他已是在发泄不满了。
这时，年近五十的户主李福林则是更严肃而愤怒地开口说话了：“其实呀！真一切全是利益问题。我们七家，也是利益一致。谁不是为了自己。我只打从一懂事儿开始，三十多年了，先是什么北洋政府，民国政府，然后是小日本，然后又是民国政府，最后是这儿解放，我看见的事儿多了。咱这块地方呀，解放前，根本就没有黄世仁那样的地主，而北京的平原那边，兴许有。这儿因不通大路，交通不方便，离八路军的根据地又近，根本就不是穷人怕富人，而是富人怕穷人，富人都怕穷人秋天给他一把火然后逃了。咱小王庄原是大王庄的佃户村，只有几块大片的地是地主的，小块的小开荒的黑地多的是，日子是穷点、苦点，可也真好混。一是大家心齐，二是不管是小日本还是国民政府，谁也没来清点明白，连抓兵都抓不着，很多人连户口都没有。可土改后就不同了，那黑地都折合成好地，什么什么都登记在册了。翻身做了主人，这几年感觉上是好了。可去年，俺一入这大社，感觉就有些不对了：过去，东家得听我们的，可现在我们得听干部、政府的。从古自今，就没有一个政府能消灭私产——说得倒好听：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可去年，一消灭私产，给我的感觉好像是又回到给地主扛活的那些个年头了。而且，我看，还不如那年头了。那年头有黑地，东家怕穷人。而现在，我们只算还有这院子、房子。但，也得说句实在的话，这院这房子可比解放前强多了。”他咳了一声，“我就不明白，土改后，这互助组，初级社这几年多好呀，干嘛非要搞这高级社呢？这高级社化，对生产、对大多数农民有利吗？我看，对我们就是没有利。但，政府为啥偏要这么搞呢？这几天我也琢磨了，就是为了打着大家为集体的这个幌子，叫咱们为了在内部争利而窝里斗，什么事也别想像过去那样能瞒过政府，这农村也就好控制了。国民党和小日本，全没有这么精呀！现在真就把咱们这小王庄所有的人全给控制住了。处处都得去听干部和政府的。什么集体所有！什么没有剥削没有压迫？解放前，我们穷人之间那才是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呢！”
这时，木讷的吴苦根，也符合了一句：“土改是把地分给了我们，只让我们热乎了这么几年，这一高级社呀，不就又变相给收回去了、、、、、、”
方才还嘻嘻哈哈的张玉良，发现李晓晴和杨光的表情都有些变了，先前还是亲亲热热，这时不光是严肃，而且似有惊愕了，这时，他有些害怕了地忙尴尬地插言：“爸！咱私底下能议论的嗑，怎么能向表妹他俩唠呢？人家是党培养出来的大学生，会认为这些嗑是反动的。怎么还能把干部、政府同过去的地主、东家、、、、、、乱七八糟地硬往一块扯呢？”
李福林一听就急了，忙申斥女婿：“你表妹是谁呀？她不就是王兴元的外甥女，你玉兰姐的小姑子吗？起码有一半不是外人吧？她大姨父还是大王庄的地主呢，三大季还都下地里去忙活呢！可去年，你看见王顺、焉武他俩下地干过活吗？还有些如饲养员、保管员、会计、、、、、、我出出气，说说，怎么就反动了？这是不是事实呀？别以为我们和土坷垃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就不明事理好骗呀！我的眼睛可不瞎！”
张玉良被数落得不好意思地向李晓晴、杨光一笑：“人家王顺不是朝天学习、开会，焉武不是主管管理工作，哪不得他到呀，其他人也是专业分工不同，这不都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嘛！”也听不出来他这话是嘲讽现实给自己解讪或是冲淡老丈人话的气氛、、、、、、
于黑夜中，李晓晴、杨光在与同路人分手后，两个人单独往回走的路上，她感慨道：“他们怎么就这么一个水平？可这却是事实、实实在在的群众呀，真是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张平也说了，对农民怎么教育？理想与现实、、、、、、先集体化，后机械化，强调精神的反作用力，主观能动性，道理是对，态度是积极的，但人的思想发展不平衡，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也不平衡，干吗这么急非得一刀裁？真理也需有个‘度’呀。张平不就疑问了吗、、、、、、这小王庄的合作化高潮也已经是脱离了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导原则了。我看这一点起码是具有普遍性的。”
杨光也开始发表评论了：“由于两千多年小农经济生产的存在所决定的、有着根深蒂固的个体私有观念的当下大多数农民，他们还看不到由个体为主、可以互助、一下子改成集体生产消灭私有的必要。是有点太急了，怎么教育也很难改变他们的只看现实、看目前的需要，追求现实利益的思维模式、、、、、、”
李晓晴脑子里突然一亮：“也许——要想富，只一条路，就是集体富。这是一条先置于死地，而后生，恨铁不成钢的策略。”她把突然一闪念而想到的，马上就说了出来，“‘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嘛。”
杨光思考着地说，“这也不是打仗、斗地主、分田地，根本就不是一呼拉的事、、、、、、但，‘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