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了电话，袁伟说：“老武，以后你得多帮助我。你大学毕业，学习好。我连高中都没上，提到考试就头痛。以后要是考试什么的，你可不能不管我啊。”
武威大吃一惊，这样的人怎么混进革命队伍的？但他十分平静地说：“你太谦虚了，咱们互相帮助吧。”停顿了一下又说：“你不是也有本科文凭吗？怎么连高中都没上。”
“狗屁文凭。党校函授，还是请人替考才过关的。”袁伟大大咧咧地说。
两人聊了一会。袁伟看了看时间，说：“不早了，我得去接厅长，晚上就不回来住了。老武，明天见。”
因为学员都是省直机关的，学校虽然安排了宿舍，但并不要求住校，主要是让大家中午有个休息的地方。
送走了袁伟，武威并没有回家，他打算今晚就住学校里。一是因为他家比较远，一大早挤公交不方便；二是家里也没什么事，和老婆没多少话好说。住在学校又方便又清净，还有时间看看书。上班以来，除了每天看那些没完没了的八股文，他还没有正儿八经读过一本书，现在有了机会自然要好好珍惜。
第二天，武威上课前在走廊碰到袁伟。袁伟高兴地说：“那事办成了，老武。今后我们不仅是同班同学，还是室友呢！”
武威嘴上没说什么，只是笑着点点头，心里却说：“这家伙办事还怪彻底，不仅调了班，连寝室也调了。不过住一起也好，毕竟一个单位的，有啥事可以相互照应。”
党校的学习任务并不重，气氛也十分宽松。课程不多，以时事政治为主，主要学习科学发展观。一般上午上课，下午安排讨论。另外还有文体活动时间，晚上则完全归个人支配。总的来说，比上班舒服多了。
宽松的环境既有利于学习思考，同时也给人空子可钻。袁伟坚持上了两天课，摸清规律以后就找到了逃学的办法。他一般上午来，而且不是迟到就是早退；下午和晚上则完全见不到他的人影。再往后，他上午也不天天来了，隔三岔五来一次，成了名副其实的渔民——三天打渔，两天晒网。
对此，武威没有什么意见，相反还有些高兴。他俩的那间宿舍基本上归他一人专用，没有人来干扰。晚上，他想看书也行，想看电视也行，也可以和其他学员彻夜畅谈，不用顾虑会影响别人，十分惬意自在。
但班主任老师却不干了，找不到袁伟，便找武威谈话。老师说，袁伟真不像话，哪儿还有一点当学员的样子！他要是不想上，学校就打报告取消他的学员资格。
武威免不了要替同事开脱一番，把袁伟工作的重要性和繁忙程度述说一遍，其间不忘添油加醋，把他说得比省长还要忙。所以，袁伟能够坚持学习简直就是一个奇迹，迟到旷课也就在所难免。然后，他又竭力证明袁伟如何热爱学习，怎样珍惜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等等。最后，请老师多多包涵、原谅。
听了武威替袁伟作的辩解，班主任老师交给他一个任务，转告袁伟同志：到底还想不想上？不想上就说一声。有人想上还上不了呢！
奉班主任的旨意，武威找到袁伟，偷工减料地把老师的话复述一遍，提醒他收敛一点，别和班主任老师搞僵了，到时候不好说话。要知道，结业的时候学校要作鉴定，班主任要是在里面写几点意见，咱们吃不了可得兜着走呀。
武威的话袁伟还是听的。因为每一次谈话之后，他都老实安稳了好几天，但时间不长又一切如旧。然后，班主任老师又找武威，武威又找袁伟，开始新一轮的循环。
好在老师每一次都是说说而已，并没有真的建议学校取消袁伟的学员资格。有一天，袁伟突然端正了态度，请老师到海天大酒店吃饭，并让武威作陪。散席时，又送了老师两条烟。从此，老师不再提这事，武威的耳根也清净了许多，不用再充当他们的传话筒。
其实，党校的老师是中国最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老师，只有五十年代高级干部文化学习班的老师能够与之相媲美。据说那时的老师叫学生是叫首长的，而这些首长学生的作业中常常夹有写给年轻女教师的情书。
在党校，从未发生训斥、辱骂、体罚学生的现象。因为，老师们知道自己教的是国家的栋梁、民族的未来，总是小心翼翼的，生怕得罪了这些人才。谁能担保，再过些年，这些学生里面不会出现几个青云直上的人物，说不定还会调回来当校长呢？所以，即便是像袁伟这样的学员，他们也是不会轻易退学的。尊重知识、爱护人才，历来是党校的优良传统。
党校的老师不光态度好，学问也要好。因为他们面对的都是些人精，受过良好的教育（袁伟这样的天才除外），又经常行万里路，见多识广，学识渊博，不好糊弄。老师们讲课十分注重学习方法，经常运用启发式教学，和学员进行平等的讨论交流，绝无师道尊严的思想，不像其他学校的老师那样高高在上。
尽管如此，武威还是不太喜欢听党校老师的课。他讨厌那种引经据典、卖弄学问的讲课方式，动不动就上纲上线，把领导人的讲话或者党的政策无限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云里来雾里去，让人不知所云，以此显示自己学问的渊博。他觉得还不如大白话来得实在，听得明白。
比较而言，武威更喜欢听报告。记得在部队开展“三讲”教育的时候，政委作的学习辅导报告就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政委说：什么叫讲政治？我的理解就是要听话，听中央军委的话、听*的话，这就是讲政治。言简意赅，一语中的，武威大为佩服。
党校最有特色的地方就是报告多，经常邀请专家学者、政府官员或者知名人士作报告。报告和讲课不同，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限制；加上请的是“外来和尚”，没有什么顾虑，基本上能够直抒胸臆、畅所欲言，因此广受学员欢迎，能够听到一些真话。
每一次听报告，武威都十分积极，认真听讲。
前两天，学校邀请了一些国家部委的新闻发言人来作报告，探讨在新形势下政府部门如何与新闻媒体打交道。这些人经常在电视、报刊等媒体上露面，对他们的口才和风度，武威是大大佩服的，现在有机会亲眼目睹他们风采，自然高兴万分，专心听讲。
真不愧是国家机关的发言人，讲得就是好。不仅说清楚了为什么要“防火防盗防记者”，还说清楚了怎样“防火防盗防记者”。他们认为，防记者的关键是要采取恰当的方法，像大禹治水那样，宜疏不易堵，引导媒体多多宣传政府的方针政策。否则就会被动，带来麻烦。
这个报告会开得十分及时而且必要。因为不久前，本市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事件，使这个默默无闻的中部城市一夜之间家喻户晓，成了全国人民茶余饭后的谈资。这就是著名的“路军事件”。
事情是这样的，记者采访本市经济适用房土地被挪用事件时，城市规划局一名叫路军的领导口不择言，质问记者道：“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此话一出，立即引起轩然大波，街头巷尾，议论纷纷，让领导头痛不已，有关部门不得不将之停职检查。本市有关部门也接到通知，未经许可，不得接受媒体采访。一时之间，谈记色变。官员们面对记者，不知如何是好。
路军的意思大家都明白，记者也明白。在机关，有些事是只能做而不能说的，有些事则是只能说而不必做的。像勤政为民、反腐倡廉、遵纪守法等等，不仅要说，还要高声地说，大张旗鼓地说，最好让住在中南海里的人都听见，但却不一定非要做。有些事，即便是真理、是事实，打死也不能说。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在官场混了二三十年，路军还搞不清楚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被停职检查，无疑是罪有应得，也不怪记者冤枉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也证明他确实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只是这样的人不太适合做官。
同为政府官员，兔死狐悲，大家心里其实对路军还是颇为同情的，只是迫于形势，没有机会表达，或者不敢表达。人人自顾无暇，提心吊胆，生怕不经意间说错一句话，被记者抓住上纲上线，弄得有口难辩，把自己的辉煌前途葬送了。所以，不仅路军心里憋着一口气，本省的官员们心里也憋了一口气，就像俗话说的哑巴吃黄连一样。
发言人的报告，理论联系实际，列举了大量和记者斗智斗勇的生动事例，道出了大家的心声，引起了广泛的共鸣。报告会气氛热烈，丝毫不亚于影视明星的演唱会。
武威虽然不在宣传部门工作，但作为一个资深政工干部，十分明白宣传工作的重要性。机关不像工厂，生产出的产品能够看得见、摸得着。它生产的是无形、无色、无味的政策、法规等精神产品，难以直观地呈现在公众的面前。所以有人说，机关工作是“三分干，七分吹”。这话虽然不太好听，但却道明了真相。工作好，还要宣传好，成绩才能大白于天下，这样才是真的好。
按照省政府的要求，农林厅也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由分管宣传的厅长担任发言人。但领导们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办事原则，从未召开过什么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成了一个摆设，有跟没有一样。武威觉得，这是一种资源浪费，大好的宣传机会白白溜走了，怪不得农林厅不出干部。
武威的党校生活，就这样有条不紊、丰富多彩地一天天过着，比上班惬意了许多。他喜欢这种生活，愿意一直在这儿生活下去。
有一天下午，武威正在班里参加讨论，突然接到了老战友张琪瑞的电话，说黄大哥出事了！在高速公路上出了车祸，伤得很重，人已经送到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抢救。两人约好下班后去探望。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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