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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六日下午我起草了一张大字报，反复看了几遍，觉得没什么不妥，可心里总是有点儿莫名的忐忑。我自己明白：这就是“怕”字当头，这就是不坚定，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两面性。唉，实践与宣誓就是不一样！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就是不一样！我自己在心底感叹。
晚上，我悄悄溜出了校门。急火火地赶到师大，去找石元砥。平时，我们是每个周六回家时才见面，第二天同时离开家，由他送我到学校，这就算是我们的周日“大旅行”。可这一个月里，我们都违例了（他来我校找我三次，我去他校见他四次），因为我们都觉得自己心里慌慌的，有很多事要和对方交流。我边走边自己犯嘀咕：他肯定会反对我，我到他那里去寻求支持不是白日做梦吗？可是，我还是一直朝着前走，因为以往对他的了解、信赖，还有几分敬慕，总希望得到些启示。他从小学三年级时就开始博览群书。古今中外，政治、军事、哲学、文史、自然、社会……无所不读，连《圣经》、《可兰经》他都翻阅过，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也读了两遍。他一个脑袋装的东西超过我们一般同学的两个三个。所以，在同学中顶属他少年老成，大家都喊他“石大哥”。可在最近这一段日子里，他总显得很迟钝，也没有了过去那种执着劲儿，让我感到有点儿奇怪。
一个月来，我们见面都没了过去的欢欣、亲密，而多了严肃和沉重，仿佛有大难临头。今天见面更是，连学习状况都不必互报——学生都已停课几天了。
朦胧中我和石元砥对面站在师大校园旁边的公园里。
我把我的大字报底稿放到石元砥手上。
石元砥走到路灯下，慢慢地展开那一叠稿纸，他一看大标题脸色就变了，越看脸色越阴沉，最后变得让我不敢正视了。他把那几张纸揉作一团，大喊：“你疯了！”
“你胆怯了！”我很气愤——他竟然连道理也不讲一句就发脾气了。
“也可以这么说吧。”他的声音放的平缓了，“因为这不是儿戏！”
“这是革命。”我凛然地。
“皪皪，咱们心平气和地好好地……”
“不心平气和的是你。人家信着你了，老远巴巴地跑来，不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吗？可你……”我赌气转身就走。
“是我不好！我向你道歉！”他抓住我的手，把我拉到他的怀抱中。“这些日子以来，脑子很乱，心情不好，一看你写的这个东西我急呀！我们再等一等，看一看……”
“还等？还看？再等再看人头就落地啦！”我推开他。
“还不至于吧，和平演变要有个过程，需要些时间的。”
“人家若把权夺过去，让谁死不是一句话？敌人都磨刀霍霍了，你还……”
“那是舆论，是宣传。实际上真有那么严重？各级领导机关里都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我们这几十年的工作又是怎么做的？眼前的形势非常复杂，一时半会难以看清……”
“你呀，你！”我对石元砥太失望了。
形势还不够清楚吗？当时我认为根本不用动什么脑筋，只要对号入座就行了。傻子都能看出来，我们的单位，甚至所有的单位，运动开展状况与北京大学是一模一样。所谓认不清形势的人大概有三种：一是不关心政治，不关心国家大事；二是“怕字当头”，明哲保身；三是“心里有鬼”的人。
“求求你，听我一句：人生如棋局，一着不慎，满盘皆……”
“你太没有热血啦！你气死我啦！”我大喊。
“你就那么急于当先锋吗？”
“先锋已经有人做了。我们充其量也不过是匹夫，匹夫！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
“事情不一定和你想的那样，上边的问题很复杂，你不能只看表面。”
“哦？这么说你的胆子比我大得多了，你敢怀疑……”我吓得不敢说下去了。
“现在不是怀疑谁不怀疑谁的问题，而是需要事实，需要时间……”
“石元砥，你不觉得你这样很危险吗！”
“zhengzhi斗争是很复杂很严酷的，多考虑点儿问题没有错。”
“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我审视着他，“问题明摆在你眼前，你还瞎想什么？最简单地，咱们对号入座，我们学校、你们学校在运动中的做法和北大有不同吗？”
“北大肯定有北大的背景，你又没亲自看到。”
“不管有没有背景，中央是支持的嘛。”
“皪皪，你太纯真。我再次求你了，以不变应万变是目前最好的策略，不要自己……。”石元砥握紧我的手，“有的时候你想走进一个房间，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这是恩格斯说的。”
“这是哪儿跟哪儿呀！”
“亲爱的！”石元砥猛然抱着我，“听我的！听我……”
我一下子反映不过来——他从来没有这样称呼过我，也没有如此抱过我——那个时代的人多封建哪！
就这样，我们谁也没能说服谁。
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一遍又一遍地掂量他的每一句。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四 真假颠倒 “浩劫”伊始陷泥淖（六）
第二天，就是一九六六年六月七日，我到阅览室看报纸，恰巧报架上摆着前天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就是《作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作资产阶级保皇派》那篇文章。这文章分明是在督促我们每个人都要表明态度。你想等一等、看一看的时间已经没有了呀！那天，我反反复复地看那篇文章，学到深夜（一九六六年六月以来，一直到一九六八年八月“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学生们已经没有作息时间表了），直到倒背如流。
第二天，就是一九六六年六月八日下午我贴出了我的第一张大字报——《一问学校党委》。
在这以前我写了不少大字报，都是由领导统一布置，规定题目，只要翻翻《毛主席语录》、抄抄报纸勿需动多少脑筋就拼凑成了一篇好文章 ，就是向“资产阶级”发射了一颗炮弹 。而这一篇就不同了，这是用热血、忠心、赤胆，用我的人生写出来的！所以我说这才是我的第一张大字报。
地方的运动形势发展得比较慢，此时，首都的大学校已经闹得翻天覆地了。六月八日这一天，刘少奇对各大学已经派出了工作组。
我做梦也没有料到自己搭着末班车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我的眼泪蔌蔌地流，怎么也抑制不住了。
石元砥说：“别强迫自己了。哭吧！眼泪是圣洁的雨，它能洗去，至少是减轻心灵的重负和痛苦。”
在这一时刻，我又看到了他的那种眼神。
那是一种深切痛惜、无限怜爱又无可奈何的复杂的眼神，那个让我心颤过的眼神。
那应该是一九六六年六月中旬，市委派的工作组进驻了医大，我正处于四面楚歌 。不，应该说是灭顶之灾更合适。我坐在自己的小单间里反省自己。我作为“危险分子”被隔离了，特别赏赐了一个单人居室。突然，身后有沙哑的声音叫我。我一回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我迟疑地低低地喊了一声：“石元砥？”
“皪皪！”他的声音好低好低，似耳语；他的眼睛好湿润，像要下雨了。
“怎么样？我这儿比学生宿舍要宽敞、清静得多了。”我笑了。虽然我的心里比黄连还苦，但见到他总是莫大的安慰，同时我也不想让他小瞧我、担心我。
“你还说笑话！你呀，你这个不谙世事的孩子！”石元砥的目光中透射出一种深切痛惜、无限怜爱又无可奈何的复杂的眼神。
我为他的这个眼神而心颤了，我的坚强倾刻瓦解了，我真想扑到他的怀里，好好述述委屈。可是，我没有。我和我同时代的青年绝大多数都是既有太多的激进的革命理论，又有不少的封建的思想观念 ，尤其在这种“大革命”的时刻 ，一丁点儿不革命的行为都不能有。
“皪皪，别想过去了，权当是一梦恶梦吧！”
“是啊！恶梦醒来是早晨啊！”我故意挤出一丝微笑，我想那一定难看极了。难看就难看吧，笑总比哭好。我没理由让别人陪着我沉重，陪着我痛苦嘛。
“你能这样想，我说的是真能，就太好了。人总得往前看嘛。对不对？你最近还那么忙吗？你的第三代试管 婴儿不是成功了吗？可以轻松些了吗？”
看起来他还是很关注我。可那又如何呢？唉……
“元砥呀，”母亲进来了，“伯母给你捏了几个饺子，你……”
“妈！人家是一市之长了，你还元砥，元砥地乱喊。”我不愿意母亲和石元砥那么亲近。
“我不管他是市长、省长，什么长，他在我眼里到什么时候都还是那个敦厚实在的小伙子！”
石元砥会心地笑了，说：“谢谢伯母不拿我当外人。”
母亲满脸的核桃纹都舒展了，说：“我就说元砥不会变……”
“叮咚，叮咚，叮咚”，门铃急响。
母亲开开门，我听见楼下李伯母的声音问：“妹子，你家皪皪今天在家不？”
“她……”母亲迟疑着。
“在！”我在里屋抢先回答。
“皪皪呀，你李伯伯又……唉！”
“伯母，别急，我就去。”我边用枕巾擦脸，边往出走。
“你的头发！”石元砥在身后轻声说。
我捋捋头发，冲他苦笑笑：“对不起失陪了。耽搁你这么多宝贵时间，不好意思！”
“去吧！”石元砥也笑笑。
我走了出去，确切地说是逃了出去。原以为可以解脱，可以轻松。但事实恰恰相反，我分明感觉到了无限的怅惘。
双红豆
云飘飘，雾飘飘，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