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全校第一个支持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的人，也是在“白色恐怖”中敢于坚持自己的立场观点的为数不多的几人之一。所以，在当时来说，她之于我，真比亲同胞姊妹比亲爹娘都要亲。
当我陷于灭顶之灾的时候，她也不比我好到哪儿去，可她还设法让她的好朋友捎信给我、鼓励我。后来又约我一起上北京，去找真理，去见毛主席。这个大胆的建议很让我犹豫了一阵子：我若偷偷跑了，学校会对我怎么样？我还能当优秀学生吗？嘿！你这个大傻瓜！还优秀学生呢，学校已经认定你是反革命了，有个“反动学生”的桂冠给你准备着呢！想到这里，我难过极了（我从上学伊始，年年都是三好学生或者优秀学生）。反正也没有好了，反正也走到这步田地了，坐以待毙不如拼一下。对！拼个鱼死网破，也许还有一线生机。再说，这问题也不是我个人的，这关系整个运动，关系党、国家和人民，绝不能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阴谋得逞！去北京！一定会有希望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定会胜利的。于是，第三天晚饭后，我乘保卫人员不注意，偷偷从洗手间溜了出来。就这样，我当晚爬上了开往北京的快车。上了火车我就什么都不怕了（这列火车的乘警是邻居李伯伯的大儿子）。但是，林书梅没有逃成。
我去北京那天是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那天的《人民日报》正好发表社论《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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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天降狂飙 一代斗士红卫兵（二）
一到北京城，我立即精神振奋热血沸腾，一颗心都要蹦出胸膛了。兴海是“黑云压城”，北京已是“拨云见日”——七月十八日毛主席从南方回到了北京；我们那里是万马齐喑，这里是各抒己见。嘿，北京简直就是另一个世界！我的眼睛真是不够使了，就像《红楼梦》中一进大观园时的刘姥姥。我虽然一夜没睡，却毫无倦意，不管东南西北，逢学校大门就进去看看。直到黄昏，我感到又困又乏，一双腿都迈不开了，才想到该找个地方落脚。住店不可能——没有钱又没有介绍信，亲戚朋友都没有，无可奈何只能去找老同学。
晚上八点，我找到了在清华大学读书的陈钢。他把我安排在他同班的女生宿舍中。可实际上那一宿我们是彻夜未眠。我们在清华园中谈了一夜，严格地说，不是我们谈了一夜，而是我听陈钢讲了一夜。他给我讲北京的斗争形势，从中央、北京市委、文化界、各大专院校，直到清华园、清华附中，特别是讲了了许多上层领导的斗争内幕和小道消息。这些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事情让我惊骇，让我震撼，同时也让我兴奋。我简直听得入了迷，对陈钢一下子就崇拜起来了，我觉得那时的他就是个英雄。我由衷地感谢他。他说他有责任有义务宣传革命精神，他们有个计划，要到全国各地去“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何况对我这个送上门来的，而且不是一般的革命同志。
天亮了。太阳出来了。我竟然还是毫无睡意，想到其他院校去转一转。陈钢放下自己的工作，陪我去了北大，并把我介绍给北大的同学。
就这样，我每天穿行于各大专院校之间，或听讲演，或自己看大字报，抄大字报（人家北京的大字报才真叫大字报。没有一张是揭发批判党委交付出来的“死狗”的——死狗就是死狗，不打它也跑不了嘛，全是针对“党内走资派”、当权派的，再就是中央首长讲话、小道消息等等。看了真鼓舞人心，真长见识。我几乎没有了时间概念，也丧失了本体感觉，连饥饿是什么都不知道了。在北京的日子，常常一天只吃上一顿饭。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在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积极分子大会”，康生亲自到清华底线接尚戴着“反革命”帽子的蒯大富来参加会议，会上毛主席接见了代表，北京市委宣布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八月一日，毛主度给被刘少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强行解散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造反有理》，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毛主席说：*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一群被戴上“反革命”、“反动学生”帽子的青少年，承蒙伟大领袖如此关爱和恩宠，他们将何以回报？他们要无限热爱、无限崇拜、无限敬仰、无限忠于伟大领袖；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当然，这是后话。毛主席这一举动顷刻之间传遍北京城，再传遍全中国，红卫兵运动正式开始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北京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庆祝无产阶级*大会”。毛主席突然穿上绿军装，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在百万青少年的欢呼声中，毛主席欣然接受了红卫兵给他戴上的红卫兵袖章，而成为红卫兵的最高司令，成为“红统帅”。接着，*挥动着红色的《毛主席语录》本，在毛主席名字前面冠以四个“伟大”（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号召红卫兵：“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在红卫兵运动史上、“文化”的“大革命”史上，以至中国历史上都是个特殊的、举足轻重的日子。无怪乎红卫兵们都喜欢以“八一八”命名自己的组织，诸如：“八一八战斗队”、“八一八兵团”、“八一八军营”、“八一八战团”……遍地皆是。
在伟大领袖的支持下，红卫兵运动势如破竹，没几天的工夫，北京就成立了全市性组织“红卫兵司令部”。满大街都是身穿黄军装、胸佩毛主席头像章和“为人民服务”纪念章，肩背用红丝线绣着为人民服务字样的黄挎包，腰系武装带，臂戴宽宽窄窄红袖章的雄纠纠气昂昂的青少年。他们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和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杀向社会。红卫兵对“旧世界”的战斗打响了……刹那之间，狂飙自天而降，席卷北京城，不久遍及神州大地，而制造了诸多毁灭性的破坏文明危害社会的事情。
所有红卫兵组织的宣言中都有这样类似的话：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我们是旧社会的批判者，新世界的创造者。我们要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里炼就红心，我们要砸烂旧世界，荡涤一切污泥浊水，扫除一切害人虫。我们要让天是毛泽东思想的天，地是毛泽东思想的地，我们要创造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七 天降狂飙 一代斗士红卫兵（三）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之后，由首都红卫兵首倡走上街头，大破“四旧”。凡是红卫兵认为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不属于无产阶级意识范畴的东西一律铲除；凡是红卫兵认为属于封、资、修，属于“四旧”的东西统统砸烂。清华红卫兵率先砸烂了本校牌坊上的“清华园”题字。一时间，栽花、养鱼、喂鸟都被禁止，很多公园里的花草被连根拔掉，满地是被摔坏的花盆、鱼缸、鸟笼、落瑛、萎草……着装打扮奇特妖娆统统不行，红卫兵拿着铁锤、提着剪刀站在马路边，见鞋跟高些就敲去，见裤腿瘦的就剪开，见留长发或烫发的也剪掉，毫不手软……一会儿地上的长辫子、卷卷发、鞋跟堆积成了小山包。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全国人民不分老幼，女人一律宽大的没有“三围”的灰、蓝、白、黑的筒服，一律是短发、齐肩小辫或毛刷子；男人统统的中山装、学生服，统统的小分头、平头，再就是光头。文艺作品的命运更悲惨，在红卫兵眼中，宣传封、资、修的文艺作品比比皆是：历史题材的即是“为帝王将相树碑立传”，属封建范畴；描写生活、爱情则是“资产阶级思想”、“小资情调”；翻译的外国作品即是“崇洋媚外”，是兜售“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货色……这些腐蚀人类灵魂的东西绝对不能留，统统烧毁。这样一来，所谓的好作品已所剩无几，而该禁该销的书籍却是车载船装。所以整个大气层中充满了浓烟纸灰碎片和焦糊气味。那些“乌七八糟”的名字也得改：现在鸭绿江边的丹市市原名是安东市；北京苏联大使馆前的马路名为扬威路，让“修正主义”在中国扬威吗？绝对不行！当即改为反修路；北京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还有那些商号，什么“秋林”、“约翰”、“协和”，改！改成“东方红”、“太阳升”……人名应改的就太多了：什么“超群”、“出众”，全是脱离群众、瞧不起劳动人民，把前面的字都砍去！章遗世就为这个改成了章众。还有什么芬、芳、媛、淑、美、丽、文、彬……改名为红、卫红、造反、敢闯、卫东、向东、敬党、党生、*……封建迷信尤其得破除，拆庙宇、毁神龛、砸圣像，迫令和尚、道士、尼姑、道姑还俗。北京玛丽亚方济修女会被取缔，修女遭批斗。多少名刹、古观毁于一旦，多少陈迹文物遭浩劫；闻名遐迩的洛阳龙门石窟二千一百零二窟、九万七千三百零六尊佛像，完好无缺地保存下来者竟然寥寥无几；北京的一些红卫兵冲到山东曲阜，砸毁孔府、孔庙和孔林；连北京香山的玲珑塔都受到了冲击……国家级文物尚且如此，省市级文物的下场就更惨不忍睹了。红卫兵还以超乎寻常、超乎生理功能的感官和无限热爱、无限崇敬的心灵，挖掘出许许多多掩蔽得很深伪装得极巧妙的“阶级敌人”，全国各地发现了许许多多极为隐秘的“反标”（多是图画和一些日用品的花纹、装饰）。对于社会上的种种丑恶现象，诸如流氓、偷盗、扒窃、打架、斗殴等等，也给予了无情的鞭挞和彻底的清洗。关于这一点，倒还是有些积极作用——那段日子里，社会治安真的大大改观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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