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每个人都是否有自己记忆深刻的一付行头装扮。
而我的行头呢？莫名地消失了。
我那在石灰室工作时的行头：
黄色的安全帽下面是一顶日本鬼子式的披肩帽，白色的纱口罩外面加戴的口罩与防毒的那种相似，是很夸张的突出，整个脸部都被布与皮占领。
身上穿的是印有“湖铁”（湖南铁合金简称）字样的工作服。
四肢是沉重的。手上的手套只有一个大拇指，其余四指与手掌成板状。我们叫它“手闷”，手在里面还真有点“闷”。手套很厚，可以把发红发热的石灰抓出来，手不会受伤。
我的一双“手闷”戴不了多久，大拇指就露出来。我经常把拇指伸出来做“手指”运动，逗女同事开心。
脚步上的皮鞋，结实得有点过分。在我爸爸当工人时，农村里的亲戚就以能得到这样一双皮鞋为荣，又结实又暖和，并且是工人阶级的象征。
到我当工人时，这一荣耀还是残留了不少。妈妈就说：“节约点，送双皮鞋给你舅舅过生日。”
我在石灰窑以外的时间，是不穿这些鞋的，太土了。
《一个人的工厂》第三节（3）
我还是很喜欢存放在石灰窑铁柜里的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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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在小心翼翼地呵护着这些白色的悬浮物。
在我的念头里，这一章必须在一个时间成熟和充沛的空间里展示。
没想到第二天，它就迫不及待地蘸满了我所有的想法，似乎不写出“灰尘”这两个字，它就永远把我想见的想说的一切都包裹其中，让我无法辩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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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个房东是对中年夫妇，他们的房子就在工厂下生活区后面。
我住二楼最西边的房子，与一位文学爱好者同住一室。阳台也就是公共的走廊。
每天下班，穿过工厂家属区，经过一条小渠道，这是工厂的排污渠，我总是下车。喜欢看水的颜色，里面的水今天是绿色，明天又掺点黄。有时候，甚至中午和下午的水色都可以完全不同。这里的水就从未相同过，各种色彩，深淡不一，渠道两边用水泥和石灰整洁地砌起来。
我过了水渠，便置身一大遍田地中。
一到晚上，田地与水渠一起成为一条界线。在小渠的流响中，那边是灯火辉煌的汽笛声，传出电视里的打斗声和俱乐部的歌舞声。在田地界线的这一边，是稀疏的楼房和灯光，只有田野的安静。
有二年时间，我就临于这界线之上，在静中看对面的喧哗，我讨厌那些人和物的聚居。人物太多，事情就会变乱，乱由人生。
田地中的路比较宽，也就是在这里，我带着少数不多的朋友从城市里走出来。一转到这个生活区的背面，心情也就转到了身体的后面，看到了肉体狂欢后的汗水。
一个大我几岁的女朋友，一个星期不到我这田地里走一走，她就说：“心里会有种奇怪的焦躁”。那是城市喧哗的原因。我无法想象“一天八个小时在工厂与几十个几百个人泡在一起，下了班还与几十个人在一起的滋味。”她每次来，都会把当时最流行的歌星磁带借给我听。费翔、张行、王杰、伍思凯等等。后来，她说，要回家了，原因是她妈病得太厉害，姐妹仨都在城里，必须要一个人回去照顾。她正好也想回家开个小商店。
走之前大约三天，她说要当我老师，教我口技，也就是接吻。现在想来，她还真是我的第一位老师。在我成长的路上，也就这一位老师教过我。
在田地与水渠之间，我学会了接吻。周围，很静，一点声音也没有。
在这位房东家里，我住了二年。我记住了那不时变化着颜色的水和这位老师。
17
我有过一次辉煌的舞台经历，是在铁合金厂俱乐部。这是湘乡三大俱乐部之一，有宽大的舞台，有上千个座位，音响、灯光在当时是一流的。
工厂每年有六场大型节目在这里举行。我参加过唯一的一次。
节目是与我们工段（一个车间下有七个工段）的团支书演小品。
在普通话通行的舞台上，我与他用湘乡土话来完成。我做儿子，他做父亲。
一上台，我标准的湘乡土话逗乐了台下的工人，一片哗言，一片掌声。当时我上台的一瞬间，灯光白晃晃地照过来，我什么也没看见。
那次什么奖也没有拿到，听说在二等奖的取舍问题上，对于我们的方言小品争议太大，终归只是笑了一场。但应该也算是开了方言小品的先例。
上俱乐部舞台表演的机会并不多，工厂有比较业余的歌舞队。每个车间又有自己的表演队伍。那次，我们还差点与另一个车间的表演队发生了拳脚冲突。
我们车间共有两个节目上台，除了我们的方言小品，另一个是八个人的歌舞，四男四女。坐在我旁边的女同事，也许是太紧张，膝盖往两边拉得开了点，坐在对面准备上台的另一车间的演员，看到了我这女同事的*，她青春的样子让我记忆深刻。其中有一个男的（是技校一位刚毕业入厂的学生）走过来，对我这位女同事说：“别太嚣张、太露了，暴光了”，最后还丢了句“有点骚”。
《一个人的工厂》第三节（4）
女同事的脸更红了，我与另一位同事上前一步，抓住那男人的衣领，“谢谢你的提醒，但不要伤人。”对方二话没说，反手一掌打在我的右肩上。我左手象触电反应一样，啪的一拳从左边扫过去，打在他脸上。他大叫一声，鼻子出血了。
两边的人一哄而上，后台差点成了打斗场。
这是我与技校生结怨之一。当然，在技校生中也有我很多关系很好的朋友。
18
石灰窑。
我必须重复这三个字，我必须严谨地对待这三个字。我所有的发展和转折都在这里发生。
我人生的第一个师傅领着我走进石灰窑的休息室。房间是位于工厂偏东方的一
间平房。房子不高，阳光难得照进来，大白天也点着亮晃晃的两百瓦的大灯泡。
三把长条椅摆满了三堵墙，上面横七竖八地躺满了老中青年工人。他们与我父亲一样，一身蓝卡布工作服，穿一双劳动布鞋。墙上、桌上都是安全帽。手套、口罩里面的人豪爽得像东北汉子，是以后难得碰上的豪爽性人种。
与我一起走进这间叫“石灰窑休息室”的还有两个人，他们比我还小一岁，他们两个人成为了我进城的童年朋友。以后不要联系，不要说话，不要写信，反正是还是朋友内心有那份感觉的那种。
我成为了一名正式工人。一名端铁饭碗、拿工资的工人。我的兴奋是平静的，是没有知觉的，我当时还处在一种懵懂的年龄。当时的我，正好处于自我将醒的时期。我平静空白地成为了一名工人。我走在回到古庄的路上，可以看到许多羡慕的眼光和问候。我是古庄里的同龄人中第一个吃国家粮的工人，我这一生就不要愁吃愁穿。我从村人扑来的眼光里读出了这些。
实质上，石灰窑的工作内容是一望而知的，就是烧石灰的窑。窑有两个，从第一层到最高一层有近十层楼房高，具体多少层，我忘了。我真该怀疑我的记忆力了，后来我当副班长时，我可知道每层多高、多厚，由多少块砖组成，而今却只能记个大概。窑有两座，里面是砖，外面是铁。我在窑里呆了十年，我是从窑子里出来的。
19
事情在一件件地结束。我被叠加的往事赶了出来，从表面来看，我是退出来的。我们始终被事件驱赶着，我们顺应着一条路。每拐一弯，每上一条新的道路，进入一扇新的门，新的生活便会覆盖以前的生活，不知道以前的生活是被取消还是被抛在后面或是被弃遗在另一个地方。
小学、初中的读书生活，更多的只是读书，与父母住在一起，压力是单方面的，我在这一阶段没有拐弯和改变的心理。我似乎从出生到上学，是一条直线路，直至1986年12月23日，我的河流突然拐了一弯。河水撞着前面的岩石，我到了石灰窑当工人。
20
十五岁半我离开了常规学校，离开了老师、校园，突然落在社会的一个熔炉中，我所在的单位全名是“铁合金厂”，主要就是靠冶炼为主。一块块矿石运进来，通过电火，把各种混合物的矿石冶炼成钢铁之母——铁合金。
我工作在底层，一名不能再普通的二线工人，把石灰石锻炼成铁合金的原料之一——石灰。上班时间平均每天八小时，工作时间只有两到三小时。其余时间最好坐在那里，我就有了许多剩余的时间。
在工作场的一个角落里，一间诺大的休息室， 我舒适地躺着，鼓风机、振动机、上料机、天车、火车、汽车在门外工作着，运转着。但它们的声音搅拌在一起，在休息室里形成一种轰鸣，也不那么刺耳、让人厌烦。我们在这里休息，巨大的噪音成为一种习惯。
白天，我们在这种轰鸣声中说话，聊天，打赌，吵闹。一切的计谋相比于官场，那简直是白痴的举动。我们开怀大笑。
工作完之后，打掉一身的灰尘，脱下汗渍衣服，换上休闲服，自我感觉成了“白领”。
我们有一种班，是晚上零点上班，第二天早上八点下班，中间有五个小时的时间休息。起初年少的五年，在这五年时间里，是没考虑睡觉的，看书写东西可以打发时间，很大一部分世界名著就是在轰鸣的夜晚读完的。有时读得我豁然开朗，有时也更加迷惑，但更多的时间是打牌和与女徒弟逛夜晚的工厂。
晚上的工作是有情调的，铁合金厂下辖十个分厂，联成一大片。周边几公里，一个晚上也走不完。我们走在工厂的小马路上，灯光是明亮的，或者说是惨白的，照着一行行玉兰树，花朵的芬芳在灰尘的味道中清晰无比。
晚上各个分厂的冶炼炉依旧运转，不时传来声声巨响，但这些声音在夜色中犹如一朵朵小玉兰花，只是更加增深了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