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近四百年来，医学被支配一切的哲学假设牵着鼻子走，以为人的身体就是一部复杂的生物机器。虽说所有的证据都显示情况即将改变，你一旦提出反面的假设，却会遭到强烈的阻击。我们只要详细观察求学失败者的惨况，或者都市里少数族群的惨状，便很容易体会。
此外，在所有族群中，低学历者高血压的罹患率比高学历者高很多，罹患早发性心脏病和过早死亡的比率更是高得惊人。不幸的是，社会上虽然给了许多精神上的安慰，却是用机械观念去看待这些医疗问题。如果高血压只和基因、糖尿病有关，而不是和人际沟通相关，那么“大我”和更大的“身体政治”也就跟这种疾病无所关联了。
问题是，如果高血压正如研究资料所示，至少在本质上是沟通的一部分，那又怎么办？如果这个威胁到生命的健康问题——以及其他许多疾病——出现了沟通型疾病的症状，不仅在两个人之间的对话可以看到，有时也成了“大我”与“小我”之间日常对话破裂的一部分，则又当如何看待？如果事实上已有数百万计的美国民众过早死亡，而且现在美国民众普遍得面对这种残酷的可能性，又该怎么办？与其接受我们这种另类的医疗观，倒不如将高血压归罪于泌尿系统、小动脉系统或其他生化疾病，这样要轻松得多。
孤单问题如何解决？（2）
在面对求学失败和过早死亡有关的事实时，情形也是一样。否认是一种强有力的心理机制，就像大城市里的黑人很容易罹患高血压一样，教育工作者也有这样的需要——把儿童的身体看成不过是带着一颗心来到教室上课的饭盒。虽说通过另类观点明白一个事实，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它可以使教育观发生重大转变；但眼前的医疗事实将求学失败与过早死亡的高度可能连在一起，却让人深感不安。如果教师了解到，在教室和孩子们讲话的同时，他们也接触到了孩子们的心脏，情况将会如何？如果说话不再被视为“精神上的”，而是“心脏感受到的东西”，那么教室里的对话将会被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我曾经断言，如果能把求学失败和所致的沟通型疾病，视为国民过早死亡的主因——如果有了医学的帮助，教育工作者能够把身体只是一部机器的过时观念推翻掉，那么美国的医疗开支将省下一半！如果老师都能认识到，学生在校的表现并不只是心智上的，对话和言谈也并非仅仅是出于心智，而是心脏感受得到的东西；他们的教育世界不但会整个颠倒过来，而且有助于逐渐建立起一套新的身体政治，让所有的孩子都知道，他们是自己兄弟的看守者。如此一来，美国的身体政治就能够再一次把它的“躯体”找回来。
我相信没有一种观念，会比教育上接受一种名叫智商的“心智功能”，更能让数百万计的学生在不经意之间为之沮丧。这个概念原本是以利于他人为出发点，防止脑部受损或心智障碍的孩子在普通教室里遭到求学失败的创伤。但在20世纪和21世纪却主宰着教育界。
“心智功能”和智商的概念以各种方式量化成形，大家心照不宣，却都把它们看做是学业表现好与不好的基本解释。人的对话被认为是心智，智商也被认为是心智。在教育的过程中，真诚对话的重要性就被视为无足轻重。柏拉图“对话”的理念被取而代之，一种新的教育哲学被现代教育奉为圭臬。在当前的教育模式里，他们要求一名孩子乖乖坐在椅子上不讲话，接受知识的灌输。个个政治人物都相信计算机和因特网将成为伟大的教育平台，仿佛人的接触本身和人际对话再也不重要了。
因此现在的人全都以为，一个来自家庭沟通失调的5岁孩子，在学校里依然能够表现优异。世人没有看到的事实是，儿童未能明白言语是沟通和分享感情的工具，现在却被用来伤害、控制、羞辱和摧毁——大家却认为这个结果和教育毫不相干。
许多教师几乎无法理解，教育的本质是沟通，也是孩子家庭生活的延伸。
因此，一名孩子在最初五年因为语言而导致的寂寞，迅速化为求学的梦魇。一开始学到的教训就是不被人爱和不能爱人。如果再增添一个信息和创伤——智不如人，问题就更加严重。这致命的一击，全美国的教师每天都在犯着。他们也是出于好心，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享受到生命的权利、自由，能够获得幸福快乐。不幸的是，这种致命的创伤会在求学失败的十年到四十年之后在体内爆炸。将它命名为心脏病是种错误，应该说是心碎。
这样的过程也没有阶级之分。因为很明显，即便是“上等家庭”的孩子，也一样会遭到父母言语的荼毒。这些有钱人的小孩一样会埋下了失败的种子，在贵族学校的教室受挫或遭到排斥。他们不仅会被人说成笨蛋，还会被贴上“独行侠”和“社会适应不良”的标签。有些孩子最后拿着霰弹枪、土制炸药和高杀伤力的自动步枪，病态地效仿那些为了建立自尊的滥杀无辜者。然而，大部分人却悄然隐遁，自愿充当社会放逐者，天年未到就含恨以终。
这些问题也会引发恶性循环。在1999年美国心脏学会年会上有份报告说，即使社会经济背景相仿，母亲学历比较高的孩子的血压读数将比母亲学历较低者低。孩子虽然属于社会经济背景较差的族群，但只要他的母亲学历好，他在压力底下血压的反应就会明显偏低。为了说明了这种跨越代际的现象，美国心脏学会引述维吉尼亚州立大学道恩·威尔森和温娣·克莱华两位博士的意见说：“母亲学历比较好的孩子会觉得，自己能够找母亲谈论生活中的压力事件。”
孤单问题如何解决？（3）
还有一点：因为孩子的不信任而无法与孩子沟通的老师，在施教过程中也要付出心血系统的代价。因此，与问题孩子打交道的老师，值得我们全力支持，因为那些孩子不相信言语是用来与别人沟通的。
当我们要求这些老师必须关爱受创严重的孩子，每天和最孤独的孩子沟通时，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是在要求老师把自我给予别人。那可能是让人心力交瘁的经验，要花上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恢复。虽说薪水待遇的提高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但从医疗开支的角度看，多花点钱还是很值。
增加人力可以将援手伸向最需要帮助的孩子，也可以伸向他们的父母。光是提高照顾问题严重孩子的教师薪水，问题永远也解决不了，还可能演化成一种巧妙的教育资源滥用。孩子能够分辨出谁在真正关心自己。教书并不仅仅是职业而已，是一种事业，也是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项使命。它一定会影响到未来的身体政治，影响全体民众的健康，以及所有社群的政治对话。
一个新的教育观迟迟未能出现。身体的孤单寂寞被认为是各不相关——寂寞的心脏被认为不过是抽水的泵。一定要用新的教育观和医学观取而代之，真正的对话，包括传道授业的对话，都是心脏能够感受得到的。
但愿学生和教师都能看到，当一个人开口讲话时，其体内的五脏六腑也跟着在变动。但愿他们能理解，人在对话时，有一兆个细胞在共同参与。这样一来，所有外在的差异——性别、种族和智商——将全部纳入一个更为惊人的事实里，表明一场教育的对话，要比人在秋天明净的夜晚凝视着的银河系还要复杂。教育的对话已演变成一场达尔文式的生存竞赛，使情形越发恶化。每一所学校都在较劲，看谁能把更多的学生送进哈佛大学。达尔文式的竞赛里，只要有赢家，就必定有输家。
孩子的心灵是宝贵的，不要轻易将它打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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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同样需要自己
还有一个基本的问题：人类所有的关系都免不了崩解。与他人结缘的最终代价，就是他们一旦健康遭到摧残，或死去，我们一定会尝到打击和痛苦。无人能够躲避那样的痛苦，每个人都不得不一再付出代价。
就像潮汐的起落，人际关系和对话在一生之中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消散，包括失去父母、丧偶、离婚、分居、亲友死去、子女离开家庭、邻居他迁或彼此失和、老朋友退休等等。幼儿期、青春期、中年、晚年——在生命的各个阶段，都可能失去有缘相聚的人。
因此，培养人际关系的处方是一剂独特的补药。它一定会遭遇两难，部分原因在于：让人幸福美满的伴侣关系一旦失去，也可能严重危及健康。
不幸的是，在很多情况下，这种人际纽带无可避免的崩解，还会更进一步地让寂寞主宰整个生命。许多人不惜把生命消耗在社交孤立中，或者让人际关系为之破裂。虽说婚姻失和、离婚和社交孤立久已有之，绝非一朝一夕之故，但谁都未能指出人际对话在归结到精神层面之前，该隐便已犯下了谋杀兄弟罪。
再者，激烈的感情冲动造成太多人际关系的失和，这与人的信仰无关。有些人因为感情困扰，就是无法与他人共处。
例如，偏执型精神分裂患者与同伴相处不好，是受他自身精神不正常的影响，和任何精妙的社交哲学毫不相关。不爱交际者的无所归属、自恋者的自我封闭，都不大可能仅仅因为“要爱他人”的劝诫而被动摇。对一个受感情困扰的人说，为了健康赶紧和人打交道，不啻是告诉他们往花岗岩射偏的子弹会正好打中他们。
对许多独居者而言，最难过的是他们建立人际关系的努力，却一再失败。许多为寂寞所苦的人觉得，为了找到伴侣，他们已经尽了所有的努力。无数次失败养成的悲观心态，看不到其实别人同样非常需要自己，也看不到自己非常需要别人。
对于托马斯·吴尔夫所描述的“寂寞深夜无语的守望者”，我们必须明白：那样的人还有好多。我们必须伸出友谊之手，让他们明白并非只有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