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哭声无人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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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哭声无人听见- 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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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单对于健康是一大威胁,因此我一开始便很单纯地假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多和他人交谈显然是重要的一环。
  然而,原因在新技术帮助下揭晓了,长期对于他人的排斥——总是把他人当成威胁,特别是在日常的人际对话中——会在既用不着战也用不着逃的情况下一而再、再而三地引发战/逃反应。这些反应通常来自幼年时代遭受有毒话语的凌虐,它让人生理上心力交瘁,产生一种逃避与人对话以求自保的生物需要。而这种人际交往的排他反应又会无情地造成孤独寂寞和社会疏离感渐增,最后导致疾病和英年早逝。
  相对的,把他人容纳在内的对话——不再把他人或外在世界视为潜在威胁——将使包容性生理得以活化。这种生理状态与前者正好相反,它带来健康长寿,帮助人们从自我的困境中走出,通过对话与他人更加亲近,而不是排斥别人,封锁自己。这种新技术终于给了我们一个方法,可以帮助大人小孩对这种未曾探测且通常感觉不到的生理反应更加警觉。
  这个方法也可以帮助我们教育大人小孩认识两种相反的生理反应,引导他们从人际沟通时排他又受困的生理状态中解脱出来,转为对他人的接纳包容。这种改变可以帮助人们在对话时拥抱他人、接触他人,最后带来希望,结束人际交往的孤立、放逐和寂寞状态。
  了解到人与人的对话竟会带来如此相反的影响,生理上竟会产生排他或包容的反应,这给了我们崭新的观点,知道如何更有力量地表达,而许多种沟通型疾病也跟人类本身的孤单相关联。它让我们对于求学受挫有了全新的认识,明白它和过早死于心脏病有关。这种新的观点也提供了新的方法,帮助受此威胁的儿童。对于伴侣而言,利用自动监测血压高低的方法,也能够让他们看到先前在彼此对话之间隐藏起来、未经探测但却心知不虚的本质。
  最重要的,罹患心血管疾病的人也可以用这种新的观点,降低心脏所受的压力,让他们有机会活得更久,活得更好。患者如果真的能把“心病”讲出来,最后就能学会用相对不具攻击性的方式和人讲话,从而减轻心脏所受的负荷。
  然而,虽然我个人对此一议题的观点历经了180度的转变,大部分的人仍然无法意识到,日常的人际对话和身体健康有着紧密关联。这也不难理解。在我们这个时代,每当出现一道新的曙光,另一个医药上的神奇进展就会出现在世人面前,出乎大家的想象。心脏及其他器官移植、冠状动脉绕道手术、为根治癌症带来希望的“基因改造药物”,以及保证让男人在一百岁的时候仍能勃起的伟哥等处方——都让我们看到现代医药的神奇力量。
  对一般读者而言,比起与身边人谈话,对生命灵药和不老仙丹的需求似乎更为可能是由一瓶基因药物和自我形体的复制来满足。在这些医学进步声中大谈什么“无实质意义的对话”、“沟通型疾病”和“心灵的孤单”之类话题,似乎有些古怪、不太恰当——时代早过去了,这种浪漫的信念已经不合时宜。不幸的是,对那些受害最深、受到极大威胁的人而言,这却是个残酷的现实。
  此外,现代医药的进步让许多假设疑团加重,使人无法明了人与人的对话在身体健康当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我们每天都被提醒:每一个人都是一部各自独立的生物机器,心脏和血液的循环则是泵系统的一部分。例如冠状动脉绕道手术,它能使血液依照规定的路线流动,更是强化了心脏本身为一种机械构造的信念。心脏移植手术也同样强化了这样的观点,认为心脏及血液的循环只不过是个水压泵和管道系统,而让这个观点支配着一切。由此而孕育出众所周知的观念:人由两种实质的存在所构成,一是心理,一是生理,两者互相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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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全新的观点:我的哭声无人听见(3)
既然如此,就无怪乎有那么多的人将儿童的身体看成不过是“装着一颗心来到学校的午餐盒”。“午餐盒”在游乐场和体育馆里运动,“心”则在教室里琢磨。难怪教师们会认为讲话是精神层面的,发自孩子们的心智,并不是他们心脏的活动。而当家长和老师在与孩子们说话时,也无怪乎他们会觉得很难同时接触到孩子们的心。
  也有越来越多的伴侣认为,人和人基本的肉体关系严格说来是性爱层面上的,而对话则是精神层面上的,就无怪乎大多数人会对“真实的对话比起性爱在生物学上更来得亲密”这样的话感到不解了,因为性交指向我们的性器官,而对话则指向我们的内心,对吧?
  当前所有医药和科学上的进步,无不是为了支持此种普遍的文化设定:人类所拥有的是一个自给自足、各自独立的身体,其基因上的设计是为了自我保护。在这样的文化背景里,那种认为光凭“自助”或“基因改造”无法充分解决人类自身问题的论调,听起来简直就是异端邪说。然而,这正是本书所要透露的信息。人类的确相互依赖,的确要与别人相互对话才活得下去。与满足个体需要的那些东西相比,“身体政治”和“交往的身体”真的很重要,而且身体政治还必须依赖真实的人际对话才能得以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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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丧亲之痛
人生在世,许多事情往往难以逆料。1998年10月是我一生最为难过的一段日子。月初,我最小的弟弟突然死去,享年56岁。在过去10年中,他是我第四个死去的兄弟,他们全都没有活过58岁。这一连串的丧亲之痛把我带入生命的最低潮。列维斯说,死亡是生命“交易的一部分”,是一个人痛失所爱所必须付出的部分代价,但这样的痛苦我却久久无法平复。
  陷入心碎的愁云惨雾之中的我,再一次被人提醒爱所具有的救赎本质,以及友谊所能发挥的治愈能力。那些长大成人的子女、朋友,还有最最心爱的妻子都在我的身旁,决心将我挽救出来,使我不至于成为自己那些著作里医学统计数字的一部分。他们联合起来,以爱的力量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活力让我振奋,鼓励我坚持下去。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不可能完成这部著作,它是我个人生命中“交易的一部分”。
  我所遭受的丧亲之痛,很难通过“自助”解脱。虽说一个人有很多办法来应付自身所面对的寂寞和伤痛,劝人独自解决这些问题却不啻痴人说梦。
  我以为,凡是经历过痛失所爱的人总能领悟到,人即便陷入一己的哀痛之中,生命依然会进行下去。以我个人的生活经验而言,我每天仍然要为患者门诊,他们中有许多人面临着危及性命的医疗问题,包括心脏病和癌症;有的人则承受着自身遭受打击的巨大痛苦,婚姻生活不幸福的情感煎熬,子女带来的精神折磨,或是生活中的孤单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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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本书的缘起(1)
此外,我个人生活的承诺,包括完成这本著作的过程,也颇值得一提。在弟弟去世数周之后,我来到位于费城的宾州大学,应好友及长期合作伙伴亚伦·凯奇( Aaron Katcher )博士之约,与他的那群学习商业的研究生会晤,亚伦博士教的是“工作场合的压力与沟通”课程。
  几个月后,我开始着手修正、更新并扩充《 破碎的心 》的内容。这本书已经绝版了,亚伦向我抱怨说:“每个学期都要为研究生影印这本书,累都累死了。”他敦促我修订这本书,更新数据,补上最近25年来我们共同研究累积下来的有关孤单寂寞和过早死亡的心得和看法。
  那天晚上会晤的研究所学生,大部分是普通产业、医疗业和高科技产业的中高级经理人。亚伦要求他们阅读《 破碎的心 》,严格梳理该书内容,准备好问题,提出他们认为应该在新版中加以说明的内容和建议。可能是那天晚上我仍被丧亲打击所苦吧,但无论如何,我和那些研究生的见面却获得了始料未及的进展。
  这群中年人一致认为,与我那本书出版时的1977年相比,现在的孤单寂寞问题可要严重得多。他们也一致同意,关于人类的孤单寂寞问题,有许多资料那本书并未收入。一名学生提醒我:“在现代社会中,离婚绝非孤单的唯一根源。”她同时表示,希望该书在修订时,能更加侧重其他孤单寂寞发生的原因。
  有多位学生提到,在每天与人面对面谈话时,他们的压力越来越大。一名学生推测说,这可能是因为大家越来越依赖电子媒介式的沟通,而回避面对面对话的需要所致。另外一名学生指出,这种新的沟通方式在大幅降低,在许多情形下甚至消除了与他人接触的需要。一名年龄较长的学生说,这个问题已经严重到让许多人觉得在公开场合讲话时,每讲一句话所受到的压力就像在监狱里受酷刑一样。有几位学生则嚷着说,健身水疗的风气已经席卷了美国,不知是否能设计出某种水疗的方式,提供各种练习,帮助他们更容易和他人面对面沟通对话。
  为了强调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亚伦提到全美公共电台报道法国咖啡厅的新闻片段。他说,在法国每年有上千家的咖啡厅歇业,巴黎业者试图在咖啡厅举办团体治疗的课程,招徕顾客参与,好让人们多讲讲话。一名受访的法国民众说,上世纪50年代的法国人一有机会就侃侃而谈,现在却要得其同意才开得了金口。
  亚伦又说,那个节目提到了两个有趣的统计数据。第一个数字显示,法国人爱服用振奋情绪的药物,其比率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都高;第二个数据是法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显示法国人每天花在交谈的时间较过去十年滑落了二十个百分点。
  亚伦的话让人想起在英国也发生了同样的改变——这个趋势几乎在所有后工业化国家都看得到。例如路透社发布的一篇新闻指出,在未来20年内,英国结婚的成年男女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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