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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埏 心丧，忆辰伯师（3）
这年将尽，辰伯师移居护国门内白果巷四号。因为辰伯师的母亲弟妹和袁震同志都将避地到昆明来，所以租赁了这一小院房子，共大小十间，正屋三间有楼。辰伯师和亲属都住在楼下和耳房里；楼上一直是借供朋友使用。那时，西南联大、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北平研究院等单位先后迁昆，辰伯师的一些朋友随而迁来。有的一时租不到房子，就到辰伯师寓所暂住。辰伯师好客，宁可自家挤一点，将楼上留给朋友住。我记得，顾颉刚先生、张荫麟先生都先后在那里住过。
1939年后，辰伯师忙碌起来了。亲属到齐，举家共八口，单张罗日常生活就够忙的。而袁震同志久患肺结核未痊愈，须卧床静养，她的护理，全由辰伯师躬亲；弟弟妹妹还正在上学；母亲不唯年事高，而且不谙昆明话；因此，许多家务都得辰伯师管。加上来滇的友人日益增多，不免接待往还，还常常为朋友奔波，有时竟连饭也顾不上吃。可是，虽然如此，他仍然认真地备课授课，从不告假；著书撰文，也始终坚持不懈。《由僧钵到皇权》（又名为《明太祖》，后易名为《朱元璋传》）就是这时开始属稿的。此外，遇有学术活动，他总是热情地支持，积极地参加，常提供寓所供活动使用。他的寓所因而被朋友们戏称为“陋巷小沙龙”。他在北平时，和一些年轻的史学家创建了一个学术组织，叫做“史学研究会”。七七事变，研究会活动暂时中断。这时，成员中的张荫麟、罗尔纲、孙毓棠……诸先生都到了昆明。于是研究会又恢复活动《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2期载夏鼐先生的《我所知道的史学家吴晗同志》一文说：史学研究会在七七事变后就“寿终正寝”了。此说不确，想系夏先生当时不在昆明，因而致误。，举行年会，并接纳新会员。1939年的年会就在辰伯师的寓所举行，我和缪鸾和、王崇武等四人同由辰伯师介绍入会，参加了这次年会。研究会还在昆明《中央日报》上编了一个纯学术性刊物，叫做《史学》，由孙毓棠先生主编。辰伯师以“燕肃”笔名，为这个刊物撰写了一些稿子。1938年9月，日机开始空袭昆明。第二年春节后，空袭越来越频仍。市区多次遭轰炸，伤亡惨重。白果巷位于市区中心。袁震同志卧病，太夫人步履维艰，根本无法“跑警报”。每次空袭，辰伯师都只好陪着两位女眷闭门静坐，置生死于度外。雨季过后，空袭更厉害了，市民们纷纷疏散乡下。但疏散谈何容易，哪个村子可以租到房屋呢。几经友好襄助，辰伯师终于在昆明东北郊落索坡找到一所房子。那是一座墓地祠堂，孤悬在半山上，到最近的村落也有一段路，鸡犬之声不闻。进城，只能徒步，得走二十多华里。这里虽然风景绝佳，但生活上不方便，治安也堪虞。幸好，梁方仲、汤象龙、谢文通三先生也因无处疏散，和辰伯师一同迁往。四家人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才算勉强凑合。辰伯师在这里住了一年多。1940年秋，因赴四川叙永西南联大分校执教才离去。
这段时期，辰伯师的经济状况严重地恶化了。他在清华上学时是一个穷学生，全靠半工半读完成学业。毕业后留校任教员，有了薪给，但又要供弟妹上学，仍然很拮据。到昆明的头一年，恐怕是他解放前的半生中景况最好的时候了。一方面，云大按国立大学标准致以教授薪给，为数不甚薄；同时昆明僻处边陬，物价很贱，所以他较为宽裕，买了不少的书。可是至多一年吧，通货的膨胀，物价的上升，使他的薪给实际折损了一半。而开支呢，单说家属来昆的旅途耗费、家具购置、日常开销、医药支付……就为数不小了。而他还乐于急人之难，每遇朋友、学生向他作将伯之呼，他无不慷慨相助。就我所知举一事。他的妹妹浦月，1938年毕业于杭州高中，将来昆升学。有一位女同学生计艰难，无处可去。浦月同情她，想约她相偕来昆，辰伯师得知就提供旅费。来后，又让她和浦月一起生活学习，供应和浦月无殊，一直到她能自给为止。这事情，辰伯师和浦月都未向我谈过，是这位女同学向别人谈，别人又向我转述的。当时，西南联大不少同学，经济来源断绝，生活十分困窘。辰伯师，大概由于自己的经历吧，对他们深抱同情，常常对所识者给予接济。这样，尽管物价加速地上涨，开支却无法节撙。到迁往落索坡之际，他已经每况愈下，不得不忍痛卖藏书了。有两个书贾，常出入于他之门。不过，以前是去售书的，现在则是去购书了。 。 想看书来
李埏 心丧，忆辰伯师（4）
迁到落索坡后不久，可卖的书已经卖尽，生活一天比一天紧张起来。弟妹们都在城里上学，常住乡间的唯辰伯师和老母病妻三人。初去时还雇请了一位村里的妇女帮忙。一两月后，因无力支付工资，只好辞退。于是老母的服侍，病妻的护理，以及日常生活的运水担柴、买菜烹饪、洗涤洒扫……都由辰伯师一人独任之。除星期日弟妹归省，可以小休外，别的日子，他总是从早忙到晚。但是，他仍焚膏继晷，夜间在如豆的菜油灯下，继续修润抄缮《由僧钵到皇权》和其他著述工作。我十天半月去看望他一次。每去，他总把新写成的稿子给我读。虽然过的是人不堪其苦的生活，可是他依然那么爽朗，谈笑风生，毫无愁容。1940年，我将毕业于西南联大。毕业论文导师张萌麟先生指示我到中研院史语所去看书。史语所在龙头村，距落索坡几华里。所中没有寄宿之处，辰伯师就让我住在他的书斋里，住了整个寒假。他自己移到卧室里去工作。我每天早出晚归，归来，他常和我挑灯而谈，有时甚至谈到深夜。一晚，我提出一部书的时代问题和自己对这问题的想法向他质疑。他说：“你没有看《四库提要》吧？那里已经谈到了。”我说：“没有。因为当时懒于为此跑一趟图书馆，后来又忘了。”他说：“这书，你应当有一部。这是进入史籍宝库的津梁门径，案头必备。我早就向你谈过它的重要性，你忘了吗？”第二天，他进城到云大授课。傍晚归来，一肩挎着一个帆布袋，全是书。他取出一包，递给我，说：“这是买送给你的。”我打开一看，原来是一部万有文库精装本《四库提要》，而且已经题了赐赠的字。顿时，我感到一阵莫名的难过。一来我并非无力购置这书，可是一直没有买，说明我对他的教导没有认真领受；其次，让他从城里背着这书，徒步走二十多华里，多不应该！又其次，他手边那么拮据，还为此破费，能受之无愧吗？这件事，使我至今每一想起，就觉得无限的感激和不安。
这年暑期，清华要辰伯师回去，于是他辞了云大之聘到西南联大去任教，开一年级的中国通史课。行将开学，学校决定在四川叙永设分校，新生到那里去报到上课。这么一来，他就得到叙永去。因此，中秋过后，一方面，遵母命由弟弟春曦将母亲送回家乡，同时辰伯师和袁震同志候车首途入川。启程前夕，我去看他，他指着一堆书向我说：“这些书不带走了。你要的留下，不要的就随便处置吧。”后来我拣了几种，把其余的分送给同门。在我留存的几种中，有一部是李心传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我带回，在扉页上写了“辰伯师赠”四个字。哪知因此，时过二十多年以后，在“*”中，这部古书竟成了我们师生之间“黑线联系的罪证、物证。”真是“欲加之罪，其无辞乎”！
辰伯师在叙永教了一年，学校变计，撤销分校，师生全部来昆。那时，我是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住在龙头村。辰伯师返昆前给我来信，要我先期在附近替他租下房子，我当即在浪口村租了三间。可是他到昆后，因袁震同志需要在城中就医，结果竟未能去住。后不久，我因张荫麟先生之召，赴遵义浙江大学任教，又和他分袂了。到此为止，可以说，是我从他受业的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就辰伯师而言，不过是他对后学教诲奖掖的若干事例之一；可是对我而言，却是我一生中难得的际遇，是我确立为学从业的决定性关键时期。在亲炙他以前，面对史学烟海，我“望断天涯路”，一片茫茫。史学的领域那么广阔，何去何从，自己连方向也不能辨。至于学习过程完结后，究竟干什么，更无从想起。是他，把我引上治史的道路，耳提面命，带着我一步一步地走。他因材施教，教我练基本功，教我从张荫麟先生学宋史，教我争取考研究生，教我毕生从事教学工作。尤其是他的为人，那不言之教，使我粗知怎样打发自己的一生。我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