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周炳琳、沈有鼎等几位教授参加，发表讲演，当然还要请上我们的系主任雷海宗教授。按照老马的意见，我们提前几天贴出海报，宣告5月3日晚在联大最大的教室南区10号举行纪念五四运动25周年晚会，欢迎同学参加。结果来的人出乎意外的踊跃，能容几百人的教室挤得满满的，连室外也站满了人，会议中途下大雨，听众也不肯离去。会议由我主持，请几位教授讲话。周炳琳、闻一多先生讲了自己亲身参加五四运动的经过。张奚若先生把五四运动和辛亥革命作了对比，说“五四”是一场思想革命，它的价值远在辛亥革命之上。吴晗先生以“五四”精神讲到当前青年的任务，提出要打破思想上文化上的束缚，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束缚。因为有的教授在发言中说学生的天职是读书，过问国家大事，不免幼稚，容易冲动，是国家的不幸。闻一多先生又起来痛加批驳，并表示自己愿意“里应外合”和同学们一起来摧毁毒害我们民族的封建思想。同学们也慷慨激昂地争相发言，表达了对时局的焦虑和对现状的不满。有的建议通电全国学生以实际行动争取*，有的要求政府确定“五四”为青年节，有的站在窗外的同学也把头伸进来大声疾呼。会场气氛之热烈，情绪之高昂，热情之高涨，为几年来所未见，一扫皖南事变后的沉闷气氛。这次晚会成为联大爱国*运动掀起新高潮的起点。吴晗、闻一多、张奚若等几位教授，也是在这次晚会上，在广大群众面前，亮出自己的战斗旗帜，从此不断地参加爱国*运动的群众*，可以说是无役不预。吴晗和闻一多两位先生更是参加了我们每一次示威*，成为和学生一起战斗最多、同学最信赖的老师。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李曦沐 追念吴晗先生（2）
吴晗先生不仅积极参加同学们的公开活动，他和昆明地下党和地下党的秘密外围组织*青年同盟（简称“民青”）也有密切的联系，并共同商讨运动中的问题。在校外，他同南方局派到昆明做龙云工作的华岗同志以及楚图南、周新民、李文宜等老同志有联系，参加了他们发起组织的西南文化研究会，后又参加了*同盟。在联大校内，同地下党负责人马识途，后与袁永熙有联系，和“民青”的联系更密切一些。当时“民青”有两个支部，第一支部同他联系的主要是洪季凯（后改名洪德铭）；第二支部同他联系的主要是许寿谔（后改名许师谦）和我。我们都是历史系的学生。
在联大读四年级时要写毕业论文，我的论文导师就是吴晗先生。由于同吴晗先生在政治活动中接触较多，他知道我既在联大上课，又在中学教书，还有些政治和组织工作要做，时间很不充裕，所以对我很宽容，给予很多照顾。毕业以后，我受地下党派遣，去滇南*农村办小学，做群众工作，所以没有参加“一二？一”运动，直到死难四烈士出殡前才回到昆明，先后在天祥中学和云大附中教书，做地下党和“民青”的工作。这期间，和吴晗先生仍时有过从。下乡前和回昆后都曾去看望过他和闻一多先生。他们两家人住在同一院内的斜对门，志同道合，相濡以沫。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在吴先生家的墙上挂着闻先生用篆体字给吴先生写的条幅，上联“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上款是“辰伯兄补壁”，下款署“一多”，生动地反映了两人的亲密关系。那时在昆明街头已经出现特务们的大字报，称吴晗先生为“吴晗诺夫”，称闻一多先生为“闻一多夫”，暗示他们是拿苏联卢布的红色分子，阴谋以此给加害他们制造借口。后来闻先生终于惨遭杀害，吴晗先生因为离昆较早才幸免于难。
联大于1946年“五四”结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平津复校，联大师生分批北返。云南地下党省工委书记郑伯克同志同我谈话说东北解放了，我是东北人，要我回东北工作。于是我同联大最后一批北上的同学一起，于7月11日离开昆明。途经上海时，我去吴晗先生的弟弟吴春曦先生家看望了吴先生，他听说我要去东北，又知道我申请读清华研究生已获批准（联大有规定，四个学年各门课程的分数总平均超过85分的可申请入三校的研究院作研究生），就说要我留在清华，帮助他工作。我说自己在学校“已经红了”（即在政治上已经暴露了）不宜再待下去，他未再坚持，告诉我闫宝航先生正在上海，准备搭苏联船只去东北解放区，最好能与他同行。他介绍我去找了闫宝航先生，闫先生说什么时候走还不一定，于是我继续同联大复员同学一起到了北平。路过南京去*代表团转组织关系时，钱瑛同志要我到北平后，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找我方代表李秘书长。当时军调部国共双方代表都住在北京饭店，内外都有特务监视，根本无法与我方人员联系。这时我想到吴先生已到北平，一定会与我方人员有联系，于是找到他。他介绍我去找了刘清扬先生，经刘联系，徐冰同志接见了我，我才又和党组织取得联系，得到指示，去了东北。
北平解放时，我在旅大高级师范学校任校长，1949年春，到北京招聘教师，同时参加全国教育工作者会议。会上见到了吴晗先生，他非常高兴地领我到北京饭店他的住处，在那里同一些名人同桌吃了一顿午餐。后又到清华园他的家里去看望他和夫人袁震先生，看到久病的袁先生已经康复，容光焕发，吴先生更是神采奕奕，感到解放在他们两位身上已经产生了积极的直接效果，心中非常高兴。1950年年末，我调到旅大市委工作，不久吴晗先生到了大连，市委书记欧阳钦同志请他吃饭，要我这个学生给老师作陪。以后到北京开会，在北京饭店理发室又见到在那里理发的吴先生，我说常见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他说虽然忙，以后还要写下去。此后就没有再见到吴先生。
1966年年初，我到北京出差，帮助在京治病的*中央东北局第二书记欧阳钦同志办一点事。当时正在批判吴晗先生的《海瑞罢官》，欧阳钦同志这位留法勤工俭学在法国入党的老革命家很不以为然，和我说“这样批判，谁还敢研究历史？”这时，北京市委也曾派人来找我调查吴晗先生在西南联大的情况，我就自己所知如实给他们写了材料。可以看出，当时北京市委还是很想全面客观地了解吴晗先生的情况，希望能据此给予正确对待和处理的。后来，我在东北局被打倒，第一张大字报就是“打倒吴晗的门徒李曦沐”。在批斗我的大会上，专案组长在发言中说道：我们去北京找了吴晗，他正在扫地。我们问他认不认得李晓，他说：“认得，东北人，小个儿，很精神。”你们看，隔了这么多年，他还清楚地记得这个学生，可见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吴晗先生的消息。原以为劫后还可重逢，哪里知道，这位全心全意拥护党，奋不顾身地和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最后参加了党的爱国学者、*斗士、忠诚党员，竟在罪恶滔天的“*”中成了祭旗最先倒下的牺牲者，连他多病的妻子和养女也未能幸免！这样的人间惨剧，怎能不让人万分愤慨，万分悲痛！
转眼间，今年已是吴晗先生逝世40周年、诞辰100周年。但愿先生地下有知，知道乌云早已散去，他的冤案早已得到*昭雪；他的光辉一生和悲惨结局赢得了亿万人民的景仰、同情和敬重。在他的母校清华园内已为他建立了由*同志亲笔题词的“晗亭”，还有酷似他本人的雕像；他将永远成为青年学子的楷模；他的英名将记入历史，永垂不朽！
王煊城 天真犹自笑盈盈（1）
——悼吴晗师
在“三家村”冤案*之后，吴晗的难友廖沫沙同志，面对着吴晗1964年的一帧面带微笑的照片，写过一首痛悼吴晗同志的诗：
鬼蜮为灾祸已萌，天真犹自笑盈盈。
可怜一觉开封梦，留得身前身后名。
开封府，是北宋的首都汴京，包公做过开封府尹。这里指吴晗歌颂过清官海瑞，也联系他曾任北京市副市长。“天真犹自笑盈盈”，正好描绘出吴晗先生平时经常的音容笑貌，受过他教诲、与他接触过的人都不会忘记的。在笑盈盈中，他把温暖给了人间，把心血倾注于革命，把做人的道理和渊博精深的知识传授给他的学生们。
1941年9月，我进入昆明的西南联大学习，吴晗先生主讲我们的中国通史课。抗战时，条件差，上课地点在一个食堂里，里面只有少数几张饭桌，几十条板凳，上课的学生总共有二三百人，有的自带凳子，有的席地而坐，杂乱地挤满一堂。我第一次去上课，只见吴晗先生早已笑盈盈地站在黑板前了。他身材不高，却很结实，戴眼镜，镜片后面眯着眼睛微笑着。上课时间一到，他又是笑盈盈地说：“上课了。”奇怪，课堂里立刻鸦雀无声。那时他才三十出头，已经是教授了，精力充沛，每次讲课总是站着连讲三小时。响亮有力，语句简洁，逻辑性强，时有警句，见解精辟，结构严密，笔记下来，一次课就是一篇好文章。他讲通史，很有创新，不只是流水账式，而是分成十几个大问题，如“官制”、“赋役”等，探溯源流，论及发展，明其得失。对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评价实事求是，是非爱憎分明，对历史上的改革者如王安石，农民起义领袖如李自成评价甚高。对反动事物，倒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善于联系实际，矛头直指国民党反动派。例如他讲元朝时把人分等，他就说一句：“我看现在也差不多吧。”又如，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危急，国民党行政院长孔祥熙竟用飞机把几条洋狗抢救回重庆，而弃许多著名爱国人士于不顾，吴先生在课堂上就说：“南宋亡国前有蟋蟀宰相（指贾似道），今天有飞狗院长，真是无独有偶。”他在课堂上不仅给学生丰富的历史知识，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