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诞生一个*的中国，但是我们也不愿低估这个会议的价值，我们认为这是中国命运的转机”。公开信中还以惊人的胆识，提出取消国民党的党治和*，彻底改组国民党的军队，取消特务组织，争取民族自由等反映中国革命人民要求的主张，并对“中国人民*的前途”，表示了充分的信心。。 最好的txt下载网
张友仁 学者和战士（6）
2月17日下午，昆明学生联合会等十个文化团体，为了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以及抗议重庆“二一○”校场口血案、抗议“一二？一”惨案主凶李宗黄调升要职，于西南联大图书馆前草坪召开群众大会。大会由闻一多教授主持，吴晗教授和钱端升、费孝通教授都讲了话。国民党*褚辅成先生也讲了话。他们都对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政治协商会议的种种罪行表示抗议，希望政治协商会议的成果能够实现。吴晗老师在讲话中举出近几个月来的一大串事实，对国民党反动派**运动的滔天罪行进行了控诉。他认为蒋介石是“好话都说完”，至于他的“坏事做完没有？我认为恐怕还要做”。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暴行，他激昂地指出：“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取消特务制度，不然一切保证都不发生作用，人民的基本权利就毫无保障。”最后，他又明确而深刻地指出：“要取消特务制度就要改组政府，使它成为能代表人民的政府。”会后，一万多名群众走出西南联大校门，到昆明城内举行大规模的*示威。他和闻一多、李何林、洪深等三十多位主席团成员走在队伍前面。一路上到处有市民群众加入*行列，*队伍陆续增加到一万五千余人。
参加四烈士殡仪和公葬典礼
1946年3月17日上午，昆明学生联合会为“一二？一”四烈士举行出殡仪式。三万多群众护送着四烈士的灵车在全市*示威。吴晗教授和闻一多教授等凛然无畏地走在出殡行列的前列。我当时担任西南联大学生会的摄影工作。出殡先烈途经青云街云南大学校门外时，我拍下了一张吴晗和一多等老师英姿勃勃地并肩前进的照片，背景是云南大学大门口的“为国求贤”牌坊。出殡*的队伍走遍了昆明城的主要大街。
夕阳下，队伍回到西南联大新校舍北部土坡上“一二？一”烈士墓地，举行“‘一二？一’殉难四烈士公葬典礼”。一位同学代表昆明学生联合会激动地宣读了《四烈士葬仪祭文》。吴晗老师也是陪祭人之一，他接着慷慨激昂地发表了演说，讲道“四烈士的墓地已经成了*的圣地”，“现在，四烈士墓上有‘*种子’四个字（指石碑上用蓝纸白粉书写待刻的四个大字），我觉得这个种子应该迅速发芽成长，这个地方应该改为‘*圣地’。在历史上中国有圣地，而今天中国的圣地是*的圣地（这里他用隐约的词句暗指着延安）……”“我们要踏着四烈士的血迹前进，直到把反动势力完全消灭。”“不久，将会有许多朋友要离开这里，将来*的、幸福的新中国来临的时候，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在西南的国土上，也有一块‘*圣地’！”
纪念亲密战友闻一多烈士
1946年5月初，西南联大宣告结束，开始往北平、天津返校，恢复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建制。
同学们在昆明时，已对特务的跟踪盯梢、伺机谋害，有所提防，对进步教授经常组织护送，使特务们难以下手。参加护送的同学有王植棠、赵元亮等，另外还有几位云南籍的同学。同学陆续离开昆明以后，国民党特务就乘机对早已列入他们暗杀名单的进步教授下毒手。7月11日和7月15日*战士李公朴、闻一多在几天之内相继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了。
吴晗老师因送夫人袁震经重庆赴上海治病，早已于5月7日离开昆明，这才没有遭到特务的毒手。离开昆明时，他们到闻一多老师家中告别，临行时闻一多老师和家人送他们到宿舍院门口，闻一多老师露出伤感的神色，勉强作笑地说：“两个月后北平见！”“你们回到清华园时，要先去看看我旧居的竹子啊！”谁知这竟成了他们的永诀！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张友仁 学者和战士（7）
吴晗老师一行好不容易在重庆于6月9日挤上飞机到了上海。他参加了上海的反蒋、反内战斗争，曾应邀给同济大学和中学教师联合会作反内战的报告。6月23日上午，还曾和上海的同志们一起到火车站欢送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的代表马叙伦等11人赴南京请愿，随后参加了上海10万群众的浩浩荡荡的反对内战、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示威*。
7月中，他在上海报上突然见到李公朴殉难的噩耗，义愤填膺，于14日愤笔写下了《哭公朴》。他沉痛而深刻地说：“公朴！你不会死，你永远不会死。死去的是一个万万人所痛心疾首的政权！”7月17日，吴晗老师惊闻他的亲密战友闻一多牺牲的噩耗，悲愤万状，“目瞪口呆，欲哭无泪，昏沉了大半天，才能哭出声来”。他彻夜不眠，于17日夜间挥泪写下了《哭一多》来沉痛悼念，不久又写了《闻一多先生传》等纪念文章。他明明知道特务暗杀的名单里还有他，但仍冒着生命的危险，参加了7月27日上海西南联大校友会在花旗银行举行的闻一多先生追悼会。他在会上报告了闻一多先生的生平和怎样从诗人学者转变为*战士的，以及殉难的经过。他怒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认为这不能算是“暗杀”，而是光天化日下的“明杀”，因为那是在下午5点30分的昆明街头开的枪。他大声疾呼：“这是什么国家？！这是什么世界？！”充分表现了他的悲愤和大无畏的精神。7月在上海，他荣幸地见到了周恩来同志，在谈话中，周恩来同志对他和*同盟的同志们在*运动中的努力作了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勉励。
后来，吴晗老师不但多次撰写纪念闻一多教授的文章，还曾与其他同志一起建议民盟中央把闻一多殉难的7月15日定为“中国*同盟先烈殉难纪念日”，经民盟总部第七次中央常务委员会决议通过。
吴晗老师1946年8月中旬回到北平，那时闻一多教授的遗稿陆续从昆明运来，11月到齐，他就和朱自清等教授们一起从事编辑《闻一多全集》的工作。在这项工作中，许多问题朱自清教授都和他共同商量。在他们和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及开明书店的共同努力下，四厚册的《闻一多全集》得以当时罕见的速度于1948年8月出版。在编辑过程中，吴晗老师坚决地认为闻一多教授既是学者又是*战士，他的全集中光有学术著作是不行的，一定要把他参加*运动所作的演说词收集进去。当时这方面材料不全，他把我从自己潦草的原始记录中整理出来的一多老师在昆明后期的几次政治性强烈的演说词也一一收入全集，并且来信表示亲切的鼓励。从这些演说词中可以看出闻一多老师是怎样拍案而起的，后来常常被人们引用。吴晗老师自己为《闻一多全集》写了跋。
吴晗和朱自清等老师在编写《闻一多全集拟目》的过程中，打算在“全集付印的时候，还想加上闻先生的照相、一些手稿和刻印，这样可以让读者更亲切的如见其人”。为此，吴晗老师写了《闻一多的“手工业”》一文，专门介绍了闻一多教授的治印。闻一多老师最后的一张照片，也是照得最好的一张半身像，就是剃掉了美髯围着围巾的那一张。那是抗战胜利后的一个冬天，裘昌淞同学在西南联大新校舍南区东南角拍摄的，左边的背景是生物学系的平房，右边的背景是厕所的茅草屋顶（现在常见的那张照片，往往只采取人像及厕所的一角）。开始编《全集》时，这张底片被一位同学带到上海去了，经过吴晗老师的催问和裘昌淞同学的多方努力，才将底片找回，刊载在《全集》中。 。。
张友仁 学者和战士（8）
1947年7月20日星期天的上午，在吴晗老师的积极参与下，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和民盟支部在清华大礼堂举行了盛大的闻一多先生死难周年纪念大会，会上他作了《一多先生周年祭》的讲演，进行悼念。朱自清教授在会上也发了言，并报告了《闻一多全集》编辑计划和拟目。第二年7月15日晚上9时，他又参加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在*部举行的闻一多先生死难二周年纪念会。新中国成立后，吴晗老师响应毛主席的“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的号召，写了《拍案而起的闻一多》和《关于朱自清不领美国“救济粮”》等文章。1947年，他鼓励和帮助王康同学写介绍烈士生平事迹的《闻一多的道路》一书，并为它写了序言；50年代，又支持王康写作《闻一多传》于1958年出版，支持吴方、廖仲安写的《闻一多》电影文学剧本。
重返清华园
抗日战争时期，清华大学的校园成了日本伤兵医院，校舍受到严重的破坏。1946年夏秋，清华师生陆续回到北平，由北大招待暂住在国会街北大第四院（现新华社所在地），那时吴晗老师就住在旧国会众议院会场的平房里。1946年10月中，清华校舍初告修复，在一个晴朗的上午，我作为一名北大学生送清华同学从北大四院坐上卡车回到清华园。这是阔别九年后第一批回到清华园的大学生，同学们在清华园牌坊前列队举行了简单的返校仪式，陈福田教授用手提摄影机拍摄了电影。那时吴晗老师已先期回到清华园，他不但到新斋学生宿舍来欢迎我们，而且向我们痛诉了李闻惨案、讲述了国民党反动派于1946年7月发动全面内战以来的形势，还向我们介绍了清华学生从“五四”、“一二九”以来的光荣革命传统。在吴晗老师的思想启发下，同月我在《浙江日报》上撰写了《清华和清华人》一文，讲了清华人的光荣革命传统，希望加以继承和发扬，并对清华人的孤芳自赏等缺点有所批评。1946年10月19日晚上，吴晗老师等几位教授与我们几位同学一起从清华园步行到燕京大学适楼（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