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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老师早在1943年参加中国*政团同盟以后，就有在将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他终于在1957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位资产阶级学者、革命*主义者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当时由于工作的需要，他的党员身份并没有公开，但是我们在北京市委大楼里开会时曾经见到他。
1956年，吴晗老师克服了身体上的困难，积极参加了赴西藏的慰问团，在拉萨，因有高山反应，曾靠吸氧气过日子。回京后却兴奋地向我们谈论西藏的丰富宝藏，极端残酷腐朽的农奴制，以及*改革后的新貌。不曾想这竟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后来就只曾在街头墙报上看到他“坐喷气式”的照片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吴晗老师除担任北京市副市长外，身兼的职务很多，有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常委、副主席，全国青联副主席、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历史研究》编委，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等等。在繁重的行政工作之余，他从不放弃学术研究工作，而且以极大的热情组织史学界的学术活动。他写过不少论文和杂文，还不断修改《朱元璋传》，书中对明王朝的封建专制，皇帝的*统治，宦官的擅权，东西厂特务的横行等作了详细的叙述并加以抨击。他对朱元璋的功绩基本上作了肯定，但对其晚年大杀功臣也作了如实的记述和批评。他写道：在朱元璋的衰年，“桀骜不驯的元勋宿将杀光了，主意多端的文臣杀绝了，不顺眼的地主巨室杀得差不多了，连光会掉书袋子搬弄文字的文人也大杀特杀，杀得无人敢说话，杀得无人敢出一口气了”。他由于深入地研究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提高了对封建专制统治的认识，在解放前挺身而出愤怒声讨蒋介石政府的封建的、法西斯统治，在解放后根据中央负责同志的建议，响应毛泽东同志的学习海瑞刚直不阿精神的号召，写出《海瑞骂皇帝》、《论海瑞》和历史剧《海瑞罢官》等深得广大群众喜爱的著作，这绝不是偶然的。
烈士丹心
吴晗老师是不甘心于庸碌无为地平平安安“死在床上”的。他在读史之余，早在1933年就表示要壮烈牺牲的愿望。那年2月20日，他在读完《碧血录》一书后的底页上写道：“读完此节，胸中不知是甜是辣，因想及自己将来如何死，若死在床上则未免太笨拙，最好是自己作一主意，想一洒脱干净死法，活得不耐烦便撒手告别，岂不快哉！”1948年夏又抄录谭嗣同烈士的《狱中题壁》诗，寄赠友人，以表示准备去解放区为人民革命事业贡献出自己生命的一片丹心。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为了篡党夺权的需要，于1965年11月10日抛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黑文，把《海瑞罢官》这个正确的作品，诬蔑为“一株大毒草”；把一位积极反蒋并从革命*主义者转变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共产党员，竟诬陷为“*老手”；一个历史清白从未被捕过的历史教授，竟然被蛮横地定为“叛徒”；解放战争中的坚强*战士的一些历史功绩，竟被诬蔑为“特务活动”。真是敌我颠倒，是非混淆，令人发指！吴晗老师没有死在国民党特务的无声手枪之下，却死于用“最最革命”的词句装扮起来的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酷刑审讯和逼供之下。在他大口吐血的时候，周总理曾经指示抢救，可是“四人帮”及其“顾问”却以加紧*来对抗周总理对他的关怀。这不仅是老师一人一家的浩劫，而且也是从反面给全党全国人民以极其深刻的教训。
党和人民将永远怀念这样一位具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和优秀的革命品质的历史学者和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
1981年10月改写于北京大学
（原载《吴晗的学术生涯》，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马识途 我对吴晗的印象和纪念
我和吴晗教授往来不多，相交不深，一共不过接触五六次，只能说有点印象；但是就这么很少的几次接触，却给我深刻的印象。
吴晗给我留下的第一个印象非常深刻。那是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占香港之后的某一天，在吴晗教授来给我们讲中国通史的课堂上，谈到我们西南联大的著名教授陈寅恪等坐不上飞机回来，而国民党行政院长孔祥熙却用飞机送洋狗回重庆的事时，他疾言厉色地说，南宋有个喜欢玩蟋蟀的宰相贾似道，人称“蟋蟀宰相”，现在有用飞机运狗的行政院长，可称“飞狗院长”。他的讲话给正在酝酿抗议的同学们火上加油，结果上街*示威，号称“讨孔运动”。吴晗大义凛然，令我敬佩。
吴晗在以后给我留下印象时，他已经是和闻一多等进步教授参加*同盟和地下共产党多有联系了。那时我在党的云南省工委的领导下担任西南联大地下党支部书记，和民盟教授特别是闻一多老师常有往来，和吴晗有两次重要接触。一次是联大一批进步同学组织了一个秘密的党的外围青年组织，名叫*青年同盟。这个“民青”在联大以至昆明的*中起了核心领导作用。其中，许多同学和民盟教授多有往来。民盟右翼竟然想把民青变成民盟的青年组织。我得知这个情况，马上去找闻一多。闻一多的侄儿女都是共产党员，我对一多师说他的侄儿侄女都是我的好友，因而他猜知我的政治面目，加之他又是我的老师，和我关系较熟，往来较多。我对一多师说明情况后，他带我去找住在斜对门的吴晗师。我对他说明这个青年组织的章程就写明接受先进政党的领导，以《新*主义论》作为自己的纲领。他听我这么一说，就明白这是共产党领导的青年组织，答应在盟内解释。同时他当然也猜到我的身份，就对我说以后多联系多配合。很明显地看出来他是乐意靠近共产党追求进步的。我和吴晗另外一次重要联系是我们在一次运动的宣言中，因为一个口号和民盟发生分歧，通过他得到了解决。
1946年吴晗随联大北迁后，和他再也没有联系。直到1949年春我代表党的川康特委领导去北平迎接解放军南下时，从同学口中才得知吴晗的情况。说他回北平之后，思想更进步了，在群众*运动中表现激进，以致不得不避难到附近解放区。在解放区期间，吴晗受到党的尊重，把他作为*人士的代表人物，所以北平刚解放，他就随军入城，参加接管工作，很是积极。吴晗不仅接管教育，还担任民盟北平市主委，民盟中央常委，又兼有各种重要职务，主要是担任北京市的副市长。我那次到北平住在中南海内的中央组织部，一天晚上，听说有跳舞晚会，我虽不会跳舞，也跟着大家去看热闹。我们坐在舞池边喝茶，忽然看见吴晗也在翩翩起舞，看他和周恩来、朱德等老领导谈话，很是自在。他忽然看到了我，走过来和我寒暄，十分亲切，继而各自道了别后情况。
从那以后，我们再未见面，但每年去北京开会，都能听到同学们说，吴晗是真心实意地靠拢党，勤奋工作。他特别出色的是在知识分子中带头改造思想，为众人瞩目。后来听说他和邓拓、廖沫沙在北京的杂志上开了一个专栏“三家村”，经常发表时论杂文，批评时弊，锋芒毕露，全国闻名。还听说毛主席很欣赏发动农民战争打下江山的朱元璋，他就发挥其明史权威特长，驾轻就熟，修改出版了《朱元璋传》，很受欢迎。后来吴晗听胡乔木说毛主席在什么会上称赞明朝清官海瑞，于是闻风而动，写了有关海瑞的文章，在大报上发表，轰动一时。他还克服困难，自己写剧本，赶写出《海瑞罢官》，海内轰动。谁也想不到这个剧本竟然给吴晗招来杀身之祸，铸成千古奇冤。
有的人以为，吴晗是一个连胡适也颇为欣赏的学者，在西南联大那样一种学术自由的环境里，本可以在学术上有很大贡献；但是由于可以说相当偶然的机会将他卷入政治大潮，和闻一多等大学者一起，成为*运动的号角，尽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夙愿。有人说像吴晗这样的大学者，一旦功成名就，就应该回到自己的书斋，作民族文化的传人，继往圣之绝学，作今世之学者。但是吴晗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在几千年儒家思想熏陶之下，走“学而优则仕”的老路，结果招来横祸。那意思是说吴晗不该去做官。这话说得好像很有道理，但是真是这样吗？难道这就可以说明吴晗蒙冤之所以为冤吗？如果在另外一种历史环境里，除开万岁爷坐龙位的封建王朝，比如今天，能有这样的奇冤大狱吗？我想，吸取历史的教训，不应该再有了。
（作者在西南联大时名马千禾，时年已9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