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特里克兰德的生平。
我掌握的事实只是一些断简残篇。我的处境很象一个生物学家，根据一根骨骼不仅要重新塑造出一个早已灭绝的生物的外貌，还要推测出它的生活习惯。思特里克兰德没有给那些在塔希提同他有接触的人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在这些人眼睛里，他只不过是一个永远缺钱花的流浪汉，唯一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他爱画一些他们认为是莫名其妙的画。直到他死了多年以后，巴黎和柏林的画商陆续派来几个代理人搜寻思特里克兰德可能散失在岛上的遗作时，这些人才多少认识到在他们当中一度生活过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们这时想起来，当时只要花一点点钱就能买到今天已经价值连城的名画，他们白白让机会从眼皮底下溜掉，真是追悔莫及。塔希提有一位姓寇汉的犹太商人，手里存着思特里克兰德的一幅画；他得到这幅画的情况有一点不寻常。寇汉是个法国小老头，生着一对温柔、善良的眼睛，脸上总是堆着笑容；他一半是商人，一半是水手，自己有一只快艇，常常勇敢地往来于包莫图斯群岛、马克萨斯和塔希提群岛之间，运去当地需要的商品，载回来椰子干、蚌壳和珍珠。我去看他是因为有人告诉我他有一颗大黑珍珠要廉价出售。后来我发现他的要价超过我的支付能力，我便同他谈起思特里克兰德来。他同思特里克兰德很熟。
“你知道，我对他感兴趣是因为他是个画家，”他对我说，“很少有画家到我们这些岛上来，我很可怜他，因为我觉得他画的画很蹩脚。他的头一个工作就是我给他的。我在半岛上有一个种植园，需要一个白人监工。除非有个白人监督着他们，这些土人是绝不肯给你干活的。我对他说：‘你有的是时间画画儿，你还可以挣点钱。’我知道他正在挨饿，但是我给他的工资很高。”
“我想他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监工。”我笑着说。
“我对他的要求并不苛刻。我对艺术家总是同情的。我们一家人生来就是这样，你知道。但是他只干了几个月的活儿。等他攒够了钱，能够买油彩和画布的时候，他就想离开这地方，跑到荒林里去。但是我还是经常不断地能见到他。每过几个月他就到帕皮提来一次，待几天；他会从随便哪个人手里弄到点钱，于是又无影无踪了。正是在他这样一次访问时，他到我家里来，要向我借两百法郎。他的样子象是一个礼拜没吃一顿饱饭了，我不忍心拒绝他。当然了，我知道这笔钱我绝不会再要回来了。你猜怎么着，一年以后，他又来看我了，带着一幅画。他没提向我借钱的事，他只说：‘这是一幅你那座种植园的画，是我给你画的。’我看了看他的画。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当然了，我还是对他表示感谢。他走了以后，我把这幅画拿给我的妻子看。”
“他画得怎么样？”我问。
“别问我这个，我一点也看不懂。我活了一辈子也没见过这种画。‘这幅画咱们怎么办？’我问我的妻子说。‘什么时候也挂不出去，’她说，‘人家会笑掉大牙的，’就这样她把它拿到阁楼上，同各式各样的废物堆在一起。我的妻子什么东西也舍不得扔掉，这是她的习性。几年以后，你自己可以想象一下，正当大战爆发之前，我哥哥从巴黎给我写来一封信说：‘你是否听说过一个在塔希提住过的英国人？看来这人是个天才，他的画现在能卖大钱。看看你有没有办法弄到他画的任何东西，给我寄来。这件事很能赚钱。’于是我对我的妻子说：‘思特里克兰德给我的那张画还有没有？会不会仍然在阁楼上放着呢？’‘没错儿，’她回答说，‘你也知道，我什么东西都不扔。这是我的毛病。’我们两人走到阁楼上，这里堆着自从我们住到这所房子的第一天起积攒了三十年的各式各样的破烂货。那幅画就在这些我也弄不清楚到底都是些什么的废物堆里面。我又仔细看了看。我说：‘谁想得到，我的半岛上的种植园里的一个监工，一个向我借过两百法郎的人，居然是个伟大天才。你看得出这幅画哪点画得好吗？’‘看不出来，’她说，‘一点也不象咱们的种植园，再说我也从来没有见过椰子树长着蓝叶子。他们巴黎人简直发疯了，也说不定你哥哥能把那幅画卖两百法郎，正好能抵思特里克兰德欠我们的那笔债。’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把画包装好，给我哥哥寄去了。最后我收到了他的回信。你猜他信里面怎么说？‘画已收到，’他说，‘我必须承认，开始我还认为你在同我开玩笑。我真不应该出这笔寄费。我几乎没有胆量把它拿给同我谈过这件事的那位先生看。当他告诉我这是一件杰作，并出价三万法郎要购买它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到我是多么吃惊。我猜想他还肯出更多的钱。但是说老实话，这件事当时太出乎我的意料，弄得我简直晕头转向了。没等我脑子清醒过来以前，这笔生意已经拍板成交了。’”
接着，寇汉先生又说出几句着实令人起敬的话。
“我希望可怜的思特里克兰德还活着，我真想知道，在我把两万九千八百法郎卖画的钱交到他手里的时候，他会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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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九
我住在鲜花旅馆，旅馆的女主人，约翰生太太给我讲了一个悲惨的故事——她如何把大好良机白白错过去了。思特里克兰德死了以后，他的一些遗物在帕皮提市场上拍卖。她亲自跑了一趟，因为在拍卖的物品中有一个她需要的美国式煤油炉子。她花了二十七法郎把炉子买了下来。
“有十来张画，”她对我说，“但是都没有镶框，谁也不要。有几张要卖十法郎，但是大部分只卖五、六法郎一张。想想吧，如果我把它们买下来，现在可是大富翁了。”
但是蒂阿瑞·约翰生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也绝对发不了财；她手头根本存不下钱。她是一个在塔希提落户的白人船长同一个土著女人结婚生的女儿。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五十岁了，但是样子比年纪显得还要老。她的身躯又大又壮，一身肥肉；如果不是一张只能呈现出仁慈和蔼表情来的一团和气的面孔，她的仪表会是非常威严的。她的胳臂象两条粗羊腿，乳房象两颗大圆白菜，一张胖脸满是肥肉，给人以浑身赤裸、很不雅观的感觉。脸蛋下面是一重又一重的肉下巴（我说不上她有几重下巴），嘟嘟噜噜地一直垂到她那肥胖的胸脯上。平常她总穿着一件粉红色的宽大的薄衫，戴着一顶大草帽，但是当她把头发松垂下来的时候（她常常这样做，因为她对自己的头发感到很骄傲），你会看到她生着一头又黑又长、打着小卷的秀发；此外，她的眼睛也非常年轻，炯炯有神。她的笑声是我听到过的最富有感染性的笑声；开始的时候只是在喉咙里一阵低声咯咯，接着声音越来越大，直到她那肥胖的身躯整个都哆哆嗦嗦地震颤起来。她最喜欢的是三件东西——笑话、酒同漂亮的男人。有缘同她结识真是一件荣幸的事。
她是岛上最好的厨师，对美馔佳肴有很深的爱好。从清早直到夜晚，你什么时候都会看见她坐在厨房里一把矮椅上，一名中国厨师和两三个本地的使女围着她团团转；她一面发号施令，一面同所有的人东拉西扯，偷空还要品尝一下她设计烹调出的令人馋涎欲滴的美味。如果要对一位朋友表示敬意，她就亲自下厨。殷勤好客是她的本性；只要鲜花旅馆有东西吃，岛上的人谁也用不着饿肚皮。她从来不因为房客付不出帐而把他们赶走。有一次有一个住在她旅馆的人处境不佳，她竟一连几个月供给这人食宿，分文不收。最后开洗衣店的中国人因为这人付不起钱不再给他洗衣服，她就把这位房客的衣服和自己的混在一起给洗衣店送去。她说，她不能看着这个可怜的人穿脏衬衫，此外，既然他是一个男人，而男人又非抽烟不可，她还每天给这个人一个法郎，专门供他买纸烟。她对这个人同对那些每星期付一次账的客人一样殷勤和气。
年龄和发胖已经使她自己不能再谈情说爱了；但是她对年轻人的恋爱事却极有兴趣。她认为情欲方面的事是人的本性，男人女人都是如此，她总是从自己的丰富经验中给人以箴言和范例。
“我还不到十五岁的时候，我父亲就发现我有了爱人，”她说，“他是热带鸟号上的三副。一个漂亮的年轻人。”
她叹了一口气。人们都说女人总是不能忘怀自己的第一个爱人；但是也许她并不是永远把头一个爱人记在心上的。
“我父亲是个明白事理的人。”
“他怎么着你了？”我问。
“他差点儿把我打得一命呜呼，以后他就让我同约翰生船长结了婚。我倒也不在乎。当然了，约翰生船长年纪大多了，但是他也很漂亮。”
蒂阿瑞——这是一种香气芬芳的白花，她父亲给她起的名字。这里的人说，只要你闻过这种花香，不论走得多么远，最终还要被吸引回塔希提去——蒂阿瑞对思特里克兰德这个人记得非常清楚。
“他有时候到这里来，我常常看见他在帕皮提走来走去。我挺可怜他，他瘦得要命，口袋总是空空的。我一听说他到城里来了，就派一个茶房去把他找来，到我这里来吃饭。我还给他找过一两回工作，但是他什么事也干不长。过不了多久，他就又想回到荒林里去，于是一天清早，他人就不见了。”
思特里克兰德大约是在离开马赛以后六个月到的塔希提。他在一只从奥克兰驶往旧金山的帆船上干活儿，弄到一个舱位。到达塔希提的时候，他随身带的只是一盒油彩、一个画架和一打画布。他口袋里有几英镑钱，这是他在悉尼干活儿挣的。他在城外一个土著人家里租了一间小屋子。我猜想他一到塔希提就好象回到家里一样。蒂阿瑞告诉我思特里克兰德有一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