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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钱学森被捕的消息在报纸上披露，在洛杉矶、在加利福尼亚州、在美国各地，引起惊愕，引起愤懑。
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为营救钱学森，竭尽心力。他紧急致电正在欧洲访问的钱学森的导师冯·卡门。冯·卡门大吃一惊，当即中断访问，提前赶回美国。
杜布里奇还紧急致函那位在华盛顿的美国海军副部长丹尼尔·金贝尔先生，信中非常明确地否定了关于钱学森是共产党员的指控：
他们怀疑钱与共产党有关，所有的疑点我都可以解释，因为我觉得毫无证据足以证明他是共产党员。他虽然同那些被认为是共产党员的人做朋友，但那是公开的来往，毫无秘密之处。我相信，他们的关系，不是基于政治，他自己也始终不知道是在参加什么共产党*。
杜布里奇还指出：
关于他返回中国大陆的安排，这自然牵涉到复杂和久远的历史，我们需要详加研究。他所采取的步骤，我们认为都是合乎逻辑的、公开的和可以理解的。他设法订船位于8月底离开洛杉矶，后来人们迟迟告诉他所订的船位没有结果，他便写信给国务院询问怎样获得许可离境的手续，国务院官员在私人交谈中告诉他，可以列入学生名单返回中国大陆。
他给国务院的信中解释他要离美的意图，要求获得必须的协助。后来，他与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接洽，想经过渥太华至香港。加拿大航空公司下属的旅行社，帮助他办理途经英属加拿大领土以及香港的一切签证手续。我可以证明，他从来未曾否认过这些安排。相反，他公开进行此事，而且在学校里告诉我们这些计划。我知道他赴华盛顿时，也把这些安排告诉过你和鲍特……
香港报纸也纷纷刊载著名科学家在美国被捕的新闻。香港《文汇报》以《我们坚决反对美帝逮捕钱学森》为题，发表评论指出：
新中国诞生了，新的国家欢迎一切有才能的同胞投到伟大的建设事业中去，我们要使国家建设走上工业化的大道。
钱学森在新中国这个响亮的号召下准备回到中国来了，可是美国帝国主义者剥夺了他的自由，无理地把他扣留了，无耻地给他一个莫须有的罪名：美共。我们坚决反对美帝这一侵犯*的暴行，我们要求释放钱学森博士……
1950年9月24日，李四光以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的名义，发表声明《抗议美帝非法拘捕我科学家钱学森等》。
郭沫若以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主席的身份，于1950年9月25日致电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主席居里博士，抗议美国无理拘捕钱学森①：
巴黎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主席居里博士：
我国航空力学专家钱学森博士于申请回国时被美警拘捕，物理学家赵忠尧教授和学生二名在返国途中，在日本横滨为驻日美军拘捕。此等蹂躏*、摧残科学家的暴行，已激起中国科学界及中国人民的普遍愤怒。请你和贵会号召全世界科学家对美帝国主义暴行加以谴责，并要求立即释放被捕之科学家。
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主席 郭沫若
1950年9月25日
新中国的科学家们也发出强烈的抗议的声音。曾昭抡、叶企孙、陆志韦、丁燮林、饶毓泰、向达、刘仙洲、汤佩松、钱崇澍、严济慈、钱三强等189名中国科学家发表联名抗议书①：
我们以无比的愤怒抗议美国政府非法地扣押将自美返国的钱学森博士，在日本的美占领军当局无理地扣留了返国途中的赵忠尧教授和罗时钧、沈善炯两位同学。我们认为这一连串的侵犯人身自由的暴行是美国帝国主义者想尽种种方法决心与中国人民为敌的又一次表现，既卑劣又疯狂。
1950年10月18日，搭乘“威尔逊总统号”回国的中国留学生与回国不久的留学生汪稷曾、邵循道、沈慧等183人，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联合国会员大会主席安迪让及安理会主席和*保障委员会，要求制裁美国政府扣留钱学森等教授，并防止此类事件的再度发生。他们还致电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提出严重抗议，要求立即恢复钱学森等教授的自由。
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开展多方营救钱学森的社会活动。
在种种舆论的压力之下，联邦调查局开始按照“程序”审讯钱学森。
9月18日，联邦调查局要求狱中的钱学森写下书面声明，保证倘若没有得到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和海军副部长丹尼尔·金贝尔的书面同意，他决不会擅自离开美国。
9月20日，钱学森从特米诺岛监狱被带到设在岛上的移民局，在那里接受审讯。以移民局古尔西欧主任为首的八名官员（其中也包括海关和特米诺岛监狱官员）对钱学森进行审讯。加州理工学院的法律顾问古柏律师则为钱学森辩护。由于移民局对钱学森的“间谍罪”提不出确凿的证据，审讯不了了之。
不久，钱学森接到特米诺岛监狱通知，在交出15 000美元的保释金之后，可以获得保释。
在当时，15 000美元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和从欧洲赶回的钱学森的导师冯·卡门得知这一消息，当即为钱学森保释筹款，很快筹得15 000美元。
9月23日，钱学森终于获释，结束了这15天的牢狱之灾。蒋英开车来到特米诺岛，接钱学森回家。蒋英曾回忆当时的情景：“我去接他出来的时候，他一言不发，你问他什么只是点点头，摇摇头。我明白了，他失声了，不会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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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监控的生活是痛苦的
钱学森获准保释了，终于离开了那人间地狱。他的出狱，又一次成为媒体的关注焦点。
然而，乌云依然在钱学森头顶盘旋。
美国移民局规定，钱学森每个月必须要到帕萨迪纳移民局去登记，并要随时接受移民局官员的传讯。另外，还规定他只能在洛杉矶市内生活，如果要超出洛杉矶的市界，必须申报，获得批准方可出洛杉矶。
钱学森还发现，住所附近常常出现陌生人在那里晃荡。不言而喻，那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在暗中监视他。
夜深，电话突然响起。钱学森一接电话，对方就把电话挂掉了。显而易见，那是在测试钱学森在不在家。
钱学森的电话受到监听、信件受到拆检。钱学森发现，就连他上街，背后也有人跟踪。一句话，钱学森虽然获释，但是仍处于软禁之中。
得知儿子在美国遭到软禁，父亲钱均夫写信勉励他：“吾儿对人生知之甚多，在此不必赘述。吾所嘱者：人生难免波折，岁月蹉跎，全赖坚强意志。目的既定，便锲而不舍地去追求；即使弯路重重，也要始终抱定自己的崇高理想。相信吾儿对科学事业的忠诚，对故国的忠诚；也相信吾儿那中国人的灵魂永远是觉醒的……”
夫人蒋英是音乐家。这时候她不得不暂时放弃自己的专业，在家中相夫教子。她不敢雇保姆，生怕保姆万一被联邦调查局收买，监控他们的一举一动。
1950年11月初，钱学森的八大箱行李经过联邦调查局两个多月的反复“研究”，并没有发现内中有机密文件，决定退还给钱学森。
洛杉矶的报纸披露那些特工们把钱学森行李中的对数表当成了“密码”，一时间在加州理工学院传为笑谈。
钱学森一次次受到传讯。所幸加州理工学院的法律顾问古柏律师仗义执言，据理为钱学森申辩。
经过几番审讯，1951年4月26日，帕萨迪纳移民局通知钱学森，他的案件经过审理，认定他“曾经是美国共产党员的外国人”。依据美国国家安全条例的规定，凡是企图颠覆美国政府的外国人，必须驱逐出境。因此，帕萨迪纳移民局决定驱逐钱学森！
钱学森本来就打算离开美国，根本用不着美国“驱逐”。然而，移民局马上受到来自华盛顿的干涉，要求暂缓执行对钱学森“驱逐出境”的决定。还是美国海军副部长丹尼尔·金贝尔的那句话：“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
于是，对钱学森“驱逐出境”的裁定，就一直被拖着，拖着……其实，这“拖”的策略，无非是在一日千里的科技时代中，让钱学森脑袋中的那些导弹知识老化，变得陈旧，变得无用。
没有被“驱逐出境”的钱学森，依然处于无限期的软禁之中。导师冯·卡门最能深刻理解钱学森的性格和为人，他曾经在《中国的钱学森博士》中写道：
此举严重伤害了钱的自尊心。他去找杜布雷奇①院长当面申述，没有安全执照他无法留在喷气推进研究中心继续工作。他情绪激昂地说，与其在这里遭受怀疑，宁愿返回中国老家去。杜布雷奇以好言相劝，希望他先保持镇静，并建议他就此事提出上诉。钱不想上诉，他觉得在当时那种紧张气氛下，一个侨居的中国教授难打赢这场官司。更何况他秉性高傲，认定没有必要去向美国司法当局申述自己不是共产党人。我想，在当时情势下，要是有人利用我曾经为匈牙利短命的库恩·贝拉政府干过事而诬陷我，那么我也会作出和钱同样的反应。
在足球场上，球员避开对方盯梢的办法是不断移动自己的位置。为了尽量避开美国联邦调查局监视的眼睛，钱学森不断地搬家。他的租房合同往往只签一年。到期后就搬家。那些从海关退回的总重量达800千克的8个大木箱，钱学森再没打开过，一直放在那里，以便一旦有机会离开美国，随时可以再度交船托运。夫人蒋英还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