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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很安静。开始有蝉的叫声了，它们在我头顶的槐树叶子中间悠长清脆地响着。我把下巴支在膝盖上，心想，我再也看不见小贾叔叔了。
小贾叔叔在车旁停下来，四处寻找了一会，最后，发现我坐在土坎上，远远地看着他。他大步返回屋子，来到后窗前，向我伸出手来。
我把手伸进窗子，让小贾叔叔握在手里。他的手很大，把我的整个手都包了进去。他说，林雪，记住，你是最美的孩子，将来，也会是最美的女人。
我说，我会想你的。
这是一九七九年，我跟小贾叔叔的最后一次对话。
小贾叔叔跟我说完这句话后，我们都觉得不必再说别的什么话了。他从口袋里掏出那把口琴，放到我手里，把我的手合上。然后他就走出了我爷爷的厢房，头也不回地上了车。
二
母亲在藤椅上睡着。我真羡慕她，她有充足的时间用来睡眠，药房的工作很轻松，她工作一天就可以休息一天。可她还总是想回城，如果她回了城，她敢肯定会找到一份这样轻松的工作吗？没准她会当上一名环卫工人，穿着分不清性别的工作服，脖子上围着一条毛巾，拿着一把铁锹收拾城市里的垃圾，就像后来我在电影里看到的那样。
我站在院子里，这个时候，已经是一九七九年的八月末了，蝉们在张惠头顶那棵大槐树上鸣叫得厉害，鸟却在睡着。树叶投下很多细碎的小星星，跳跃在张惠的脸上，她的脸干净而清爽，没有一点汗水。
张惠是突然醒的，之前她一直在沉睡，没有丝毫要醒的迹象，我急于把小贾叔叔离开的消息告诉她，但是她沉睡不醒。自从她开始服用那些药粒，一旦睡过去就很难叫醒。
我心急如焚地坐在小板凳上等着她醒来。后来她忽然睁开眼，把我吓了一跳。她问我，小贾叔叔走了是吗？
她怎么会知道的呢？自从她把小贾叔叔从这个家里赶走之后，他们就形同陌路了。一开始，我还偶尔向她通报小贾叔叔的情况，但是自从她开始服用能让自己熟睡的药粒，并每天昏昏沉沉停止思考之后，我就彻底不跟她说小贾叔叔的任何消息了。
更让我吃惊的是张惠后面的话，她说，送小贾叔叔的车现在到了红旗桥。过了红旗桥，再走两个小时，就能到县城。过了县城，一个半小时可以到烟台，小贾叔叔就该上火车了。
我说，我刚刚才从爷爷家回来，我是跑着回来的，你怎么知道的？
张惠很莫测高深地笑了笑，说，一切都是命运所定。存在是，离开也是。母亲的答案胜似没有答案，这使这件事此后成了一个无解的秘密。我问树上的鸟和地上的蚂蚁，是不是有谁先来向张惠通报了小贾叔叔离开的消息？鸟和蚂蚁都摇摇头。
后来我反复分析多年，直到小说进行到这个环节的时候，我还在求解。我认为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应当和解，世上没有绝对的纯粹，尤其是这两样东西，界限太清楚反而令某些事物无解。当然这只是我的联想，具体到母亲当年留下的这个秘密，我想答案很有可能跟梦有关。无论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者，此生都必定要做梦，而且不止一次地做，其中肯定不乏某些跟现实息息相关的奇异之梦。这种梦，我认为是永远无解的，是神秘的宇宙给我们这些身在其中生活的人的宝贵馈赠。在我生命里，梦是一个虚幻而必须的存在，当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我更对它情有独钟，所以我相信母亲当年一定是被神秘的梦所光顾，她躺在藤椅里昏睡，然后做梦，梦里出现小贾叔叔离开的景象。
第八章 无解的秘密（2）
所以她醒来以后很超脱很莫测地说，一切都是命运所定。她认为是命运让她不必身临其境而又熟知她情人离开的种种细节。
我相信这种梦是非常有可能的，因而这种推测是成立的。我不是纯粹的唯物主义者也不是纯粹的唯心主义者，这是件好事。
跟这个诡秘事件相似的另外两个事件，分别发生在当年十月和十二月。第一次，母亲在一次沉睡之后忽然告诉我说，小贾叔叔把脚崴了。第二次，她说，小贾叔叔那里下暴雪了，跟咱这里一样。
她提到小贾叔叔崴脚，我还可以把这当成她的一次睡梦，可是当年十二月，她提到小贾叔叔那里下了暴雪，跟槐花洲一样，就有点匪夷所思了。因为当时她说完这句话后，我特意掀开窗帘朝外看了看，外面没有一丝下雪的迹象。
而暴雪是在当天夜里下的。这次我听到很多雪花在说话，由于众多声音混在一起，我听不清它们都在说些什么。我当时被一种好奇心纠缠住了，母亲是怎么预见到那场暴雪的呢？事后我问过很多人，他们都说连天气预报都没播报那场暴雪。这么说来，母亲比我还具备某种超能力，我只是能听到雪花在说话，母亲却能预见到一场还未下的暴雪。
当时我记住了她提到的时间，一九七九年十月和十二月，这使我萌生了重逢小贾叔叔以便求证的想法。当然后来，母亲的说法通过了事实的验证，我依然把原因归咎为梦，还有感应。唯物主义者难道就不相信感应的存在吗？这个世界上有多少我们寻求不到答案的事情？宇宙如此浩瀚，生物和自然如此神秘，规律只是我们掌握了的一小部分而已，还有很多事物我们无法掌握其规律，也就无法探知其中奥妙。
总之，一九七九年夏天，小贾叔叔从我们的生活里离开了。有一天张惠很清醒的时候，从抽屉里拿出那个淡绿色本子，开始在上面写东西。她已经很久没在它上面写东西了。她不在那上面写东西了，是因为她晚上要到她跟林宝山的房间里睡觉，现在，她不再到他们的房间里睡觉了，现在那两条*已经失去了它们原有的价值，张惠终于可以无视林宝山的威胁，而搬到我的房间里来睡了。
这样，她就有了足够的时间来写东西。通常她在吃完晚饭，洗完脸和脚后，就坐在我房间里的写字台旁边，打开那个本子，在上面写一会儿。她写完之后，就把它锁进抽屉里，然后把钥匙挂到脖子上。她用一根很漂亮的红绳串着那把钥匙，并保持着足够的警惕，即使睡着，只要它有什么响动，她也会立即醒过来。
这样，我为数不多的几次尝试都落了空，我无法在任何时候，把那根串着钥匙的红绳从她脖子上解下来。
张惠跟林宝山在某些方面是有些相像的，他们都认为自己的身体才是最安全的地方。
三
林宝山的一切都嘎然而止在一九七九年的夏天。
小贾叔叔离开当天，林宝山就蔫了。当张惠面无表情地抱着自己的枕头离开他们房间，他什么都不敢说，只是眼巴巴地看着。这个时候，他穿着一件短袖汗衫，很脏，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由于汗衫很薄，可以看到他胸前鼓鼓地藏着什么东西。他的腰上还是扎着那条破裤带，从冬天开始，直到夏天，那条裤带就没有离开过他的腰。他的腰肯定长痱子了，甚至有可能溃烂了，流脓了，因为他的身上总是散发出很难闻的气味，像夏天的臭肉散发出来的味道。
第八章 无解的秘密（3）
几个月的非正常生活给林宝山留下了可怕的后遗症，他无法像正常人那样夜里睡觉白天工作。他白天总想睡觉，而夜里他精神亢奋，无法进入睡眠。
他在灶屋里惠、惠地叫过几回，张惠根本就不理睬他了。他叫得那么小心，像生怕吓跑了停在嘴唇上的一只蚊子。他这样叫过几回之后，就彻底明白张惠再也不会理他了。
我的父亲迅速地委顿下去，他重新频繁地犯起癫痫症。
他叫母亲，而母亲不理他，之后他就一个人在自己的房间里叫。我能听到他一个人翻来覆去，用自己的拳头，或者脚，或者头咚咚地擂墙。他说我想，我受不了。之后他就不再擂墙了，他呼哧呼哧地喘气，有节奏地呼啸。
母亲呸呸地向地上吐两声，说，恶心。
林宝山犯癫痫症的那晚，张惠正坐在桌前往小本子上写东西，她为了避免听到林宝山的呼啸，就搬出一床被子，用剪刀挑开一段线头，从里面拽出两团棉花，塞进耳朵里。后来，我就听到了林宝山的呼啸，长久以来，我已经习惯了他的呼啸，他呼啸的节奏，时间，他会在什么时候颓然地安静下来。但是那晚节奏打乱了，他的呼啸还没有高亢起来，就没什么声响了。老鼠在地上蹲着，我在炕上趴着，无奈地期待着他重新叫起来，然后重新安静。那样我们才能把心放回肚子里，安心地睡觉。
可我越来越觉得有些不对劲，他的房间里死一般静。我说，爸爸不知道怎么了。但是张惠听不到我说话。于是我下了炕朝外屋走。张惠可能以为我要出去解手，她看了看我，又把精神集中回小本子上。我走到林宝山的房间，拉开灯，看到林宝山光着下身躺在炕上，他上身还穿着那件鼓鼓的汗衫，腰上还扎着破裤带，只光着下身。
我第一次看见男人的*——他仰面躺着，无声无息，嘴角流着一摊白色的泡沫，小腹下面立着一根巨大的东西，旁边是一片黑森森的景象。
我吓呆了。林宝山在我的眼里是一个怪物，而不是一个人。男人是丑陋的，从那时起，它根深蒂固地盘踞着我的思想长达多年。
我的父亲林宝山被送进医院。给他穿衣服的时候，母亲遇到了一个难题：他下身那根巨大的东西一直立着。后来，她胡乱弄了条破床单，裹住他，让他们把他弄到了医院。
林宝山的癫痫症状很快就消失了，但是他的另一个问题并没有消失，并且成了一个新问题——他的下身一直无法恢复正常。他回到家之后就不再出门了，躺在床上呻吟，央求母亲，惠，惠，你帮帮我吧，这可怎么办啊。
母亲说，滚！你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