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候，已经尽可能地考虑了这些问题。比如2005年的民主测评大会，就是由1 299人组成的。这个人数，大体上适宜。因为人数太少、范围太窄、圈子太小，难以公正；人数太多又不易操作，千人规模是合适的。这就科学。
参加测评大会的这1 299名“评委”，其实由三个方面的人士组成。其中一部分来自基层，即村和社区的支部书记、村委会和社区主任、部分生产合作社社长、机关干部代表；一部分来自民间，即企业界代表、市区和农村一般群众代表、无党派人士代表、知名人士代表；还有一部分可谓“半官方人士”，即党代会代表、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评委”来自基层和民间，是为了保证测评的民主性；邀请党代表、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参加，则保证了测评的权威性。但不论他们是来自基层还是来自民间，或者是“半官方人士”，基本上都是“非公务人员”。即便有机关干部的代表，也不是领导干部。既有来自基层的代表，又有来自民间的代表，还有党代表、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这就具有了代表性。这正是为了保证测评的客观、真实和公正。这也科学。
其他环节就不一一细说了。比如“临时机构”，比如“监督公证”，比如“一定程序”、“独立打分”和“定期考评”，其意义都一目了然。可以商榷的是“测评项目”。测评项目是否科学，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我将在后面的文章里进行讨论。这里要说的是，成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四套办法，总体上都体现了科学与法治的精神。这真令人高兴。因为有了科学与法治，我们就有了确保民主进程健康发展的“不二法门”，也就有了把民主的小船推向前方的双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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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了樱桃，绿了芭蕉（1）
为了共和国的长治久安，要让尽可能多的人在尽可能多的时候参与到民主化的进程中来
不妨再来看看成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四套办法。
不难看出，这四套办法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让尽可能多的人在尽可能多的时候参与到基层政治生活中来。开放三会是让尽可能多的人来“议事”（参与决策），全委票决和公推###是让尽可能多的人来“选官”（选拔干部），民主测评则是让尽可能多的人来“评官”（考核干部）。这四件事，参与的人数都比改革前多。多，又有什么好处呢？最明显的好处就是不容易腐败，其次则是比较科学。所谓“集思广益”，所谓“众目睽睽”，所谓“大庭广众”，即此之谓。无疑，多数人的看法不一定就正确，多数人的选择也不一定就准确，也会有看走眼的时候。但多数人看走眼总归比少数人看走眼的可能性小，这就相对让人放心。
实际上，所谓“民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多数人的选择”。民主当然并不简单地等于“少数服从多数”，但没有“多数人的选择”，也就不会有民主。因此，开放三会、全委票决、公推###和民主测评，就是要在现有的条件下，尽可能地做到民主决策、民主任免和民主监督。这是一种非常可贵的尝试。
就说民主测评。刚才说过，多数人选出来的干部并不一定就保险，就靠得住。就算当时选准了，后来也可能会变。即便是好干部，为人民群众做了好事，也要有人来评价和肯定。这就要考核，也要监督。这件事，以前是由组织部和纪检委来做的，今后也仍然要由他们来做。但组织部和纪检委的眼睛再亮，也有限。这就不妨在有条件的时候和地方，用适当的方式邀请人民群众或者他们的代表来帮忙。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万人喝彩；贪污腐败，违法乱纪，千夫所指。这样一来，为人民服务的干部就会得到人民群众的充分肯定，得到人民群众肯定的干部则会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显然，这种考核方式和舆论力量，有可能在基层的政治生活中形成良好导向和良性循环。
何况新都区在改革试点时，还尝试着明确了党员群众的质询权和罢免权。党员有权对本乡镇党委进行询问。如果对方不答复，或者对答复结果不满意，可以质询。对那些有严重问题（比如思想素质差，违法乱纪；责任心不强，长期履职不到位；作风简单粗暴，严重伤害大多数群众利益；管理决策严重失误，造成重大损失）的党委书记，还可以提请罢免。当然，这里面也有一系列的规定和程序，并不是动不动就可以询问、质询、罢免的。但不管怎么说，基层民主权利的运用已不限于“任”，还包括“免”了。也就是说，群众能够把乡镇党委书记“选上去”，也能够在换届时把他“选下去”，或者在任期内把他“罢免了”。这是一整套完整的民主程序。
当然，开放三会、全委票决、公推###和民主测评，是有区别的。开放三会的改革着眼点主要在“由内而外”，全委票决的改革着眼点主要在“由少而多”，公推###和民主测评的改革着眼点主要在“由官而民”。也就是说，开放三会的改革方向，是由不公开决策变成公开决策；全委票决的改革方向，是由少数人“选官”变成多数人“选官”；公推###和民主测评则是由“官选官”、“官评官”变成“民选官”、“民评官”。一则着眼于“内外”（公开不公开），一则着眼于“多寡”（少数与多数），一则着眼于“官民”（官方与民间、上级与基层），真可谓多层面多角度立体式的改革。
其实这三个方面是有关联的。实际上，只要坚持“多数人选择”的原则，就一定会“由少而多”，也一定会“由内而外”、“由官而民”。因为“官”总是少数，“圈内”和“上级”也总是少数；而“民”（群众、民间、基层、下级）一旦参与进来，不管进来多少，“门窗”便都不再关得住。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主政治必定是公开和透明的政治。反过来也一样。只要政治生活真正是公开透明的，就一定面向大众，也一定面向基层。因此，民主政治建设必自基层始。
红了樱桃，绿了芭蕉（2）
事实上，成都在进行基层的制度完善和政治建设时，所有的尝试，全部都在区县和区县以下展开和进行，其中有的涉及区县一级，有的仅限于乡镇和村。区县做的，乡镇一般都做，如民主测评；乡镇做的，有些事情区县就不做了，如公推###。所以是“基层民主”。
基层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基层是基础。我们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从中央到地方有多个层级。在这样一个国家执政，不能不看重地方，注重基层。这就好比一座高楼大厦，越是高耸入云，就越是要打好地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必须着力夯实。
成都所做的一切，意义正在于此。比如公推###，就用心良苦。公推###是仅限于乡镇党委书记的。乡镇党委书记的产生方式，过去的常规做法是上级党委提名，代表大会选举。这种做法，既体现了“党管干部”的原则，又体现了“党内民主”的原则，从理论上讲并无不妥之处，从实际上看也并非问题成堆。那又为什么要改革？依我看，恐怕就是为了更好地体现这两个原则。我们知道，所谓“公推###”，是由两个环节构成的，即“公开推荐”和“直接选举”。公开推荐并非不要上级党委的领导，只不过领导的方式由“指定”变成了“指导”。乡镇党委书记也和过去一样，仍然是选举产生，只不过由“间接选举”（代表大会选举）变成了“直接选举”（党员大会选举）。所以，这种改革，不是“改变”，而是“完善”，或者说，改善。
那么，这种“改善”又有什么意义呢？窃以为意义很是不小。比如“指定”变成“指导”，表面上看只不过一字之差，其实却是执政方式的高明转变。因为相对“指定”而言，“指导”的成本更低，风险更小，效益更大。我们知道，执政即掌握领导权。领导是干什么的？掌握方向，把握时机，制定政策，决定方针，并不需要事事都亲力亲为。至少，用不着连乡镇党委书记这样的干部，也要由上级指定。当然，乡镇党委书记也是领导干部，领导干部的选拔确实应该慎之又慎。如果用人不当，虽非后患无穷，也是麻烦不少。然而惟其如此，才应该采取更为保险的办法，这就是让基层帮助上级、党员帮助党委来选。乡镇党委书记是直接和人民群众打交道的，是所谓“亲民之官”。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群众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也就是说，群众对他们，很可能比上级党委更熟悉。让广大群众和熟悉的人帮助上级党委来选拔，来考核，是不是更靠得住些？如果更靠得住，岂不是成本更低风险更小？成本更低风险更小，岂不是就意味着效益更大？至少，在实行乡镇党委书记公推###的地方，干部还是党委在管，但管得更加轻松自如；书记还是党员在选，但选得更加放心踏实。群众放心，上级放手，岂非长袖善舞？放心而不放纵，放手而不放任，岂非游刃有余？
何况还有另一种无形效益，这就是提高了执政党的威望。何以言之？因为乡镇党委书记的公推###，表明执政党对群众有信任对自己有信心。有信心就敢公开推荐，有信任就敢直接选举。当然，这种方式，只能仅限于乡镇党委书记的产生，超过这个范围就不合适，原因以后再说。但必须指出，区县和区县以上党委书记的产生，虽不宜像乡镇党委书记那样直接选举，却仍然可以借鉴公推###的某些做法，尤其可以而且应该发扬其中的民主精神。民主是一种制度，更是一种观念。做法可以各异，精神却是一致的。这就叫“事不同而理同”。
我说的这种无形效益也是有例可证的。最近，有一家规模很大、很有影响的民营企业选择在新都区投资，原因是新都区乡镇的干群关系特别好。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