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疯子的不着边际的胡言乱语，而是对“欧洲危机”所做的逻辑严密的解说。可以（或多或少地）把他的宣言视为正在崛起的反移民的民粹主义的隐含根基。它的前后不一昭示了这种观点的内在矛盾。我们不得不注意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布雷维克是如何建构他的敌人的：他把三种元素（马克思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伊斯兰主义）融为一体，而这三种元素又分属于不同政治空间（马克思主义激进左翼、多元文化主义的自由主义和伊斯兰的宗教原教旨主义）。法西斯主义有个老习惯，即把相互排斥的不同特性（“布尔什维克…财阀的犹太人阴谋”——布尔什维克激进左翼、种族…宗教的身份）归诸敌人。现在，这个习惯借尸还魂了。更具象征意味的是，布雷维克的自命不凡彻底改变了激进右翼的意识形态。布雷维克鼓吹基督教，却是个世俗的不可知论者：对他而言，基督教只是用来反对伊斯兰教的文化建构。他反对女权主义，认为女性不应接受高等教育，但又赞成“世俗”社会，支持堕胎，自称支持同性恋。此外，布雷维克把纳粹特征（同样甚为具体，如喜爱中世纪北欧传说，与瑞士亲纳粹的民歌手心心相印）与仇视希特勒结合起来：他崇拜的一个英雄是挪威反纳粹抵抗运动领导人马克斯·马努斯（MaxManus）。布雷维克反对穆斯林胜过他支持种族主义：他的全部仇恨都集中在穆斯林造成的威胁上。最后，布雷维克排犹，却亲以色列，因为以色列是反对穆斯林扩张的第一道防线。他甚至希望看到耶路撒冷圣殿的重建。他的看法是：犹太人只要不遍地开花，就没有问题。正如他在自己的《宣言》中所言：“西欧并不存在犹太人问题（英国和法国例外），因为只有一百万犹太人生活在西欧。一百万犹太人，有八十万生活在法国和英国。另一方面，美国拥有六百万犹太人（是欧洲的六倍）。美国有着相当严重的犹太人问题。”他的这串数字体现了犹太复国主义纳粹分子（ZionistNazi）的终极悖论：这是如何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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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前言：重复，是偶然还是历史必然？（。。
欧洲右翼对布雷维克的攻击做出了回应，该回应提供了至为关键的一点。它的经典做法是，在谴责布雷维克的杀人行为时，强调不应忘记，布雷维克已经提出“对真正问题的合理关切”。主流政治未能应对伊斯兰教化与多元文化主义对欧洲的侵蚀。或者，引用《耶路撒冷邮报》（JerusalemPost）上的话说，我们应该把奥斯陆悲剧“当成严肃重估挪威等地的移民融合政策的机遇”。顺便说一句，如果听到有人对巴勒斯坦人的恐怖行为做类似的赞赏，那该多好。比如，有人说，“应该把这些恐怖行为当成重估以色列政治的机会”。当然，这样的评价自然隐含着对以色列的指涉：“多元文化”在以色列没有生存的机会，种族隔离是唯一现实的选择。要为签订这个纯然变态的犹太复国主义…右翼主义协定付出的代价是，为了证明占有巴勒斯坦是完全合理的，不得不回溯性地认可欧洲初期用以反对犹太人的论证路线。秘而不宣的交易是：“如果你们承认我们有权不去宽容巴勒斯坦人，那我们就准备认可你们对其他文化的不宽容。”这个秘而不宣的交易的悲剧性反讽在于，在上个世纪的欧洲历史上，犹太人是第一批“多元文化主义者”：他们面临的问题是，在另一种文化居于支配地位的情况下，如何使自己的文化毫发无损地幸免于难。附带说一句，我们应该注意，在1930年代，在对纳粹的排犹主义做出直接回应时，欧内斯特·琼斯（ErnestJones）这位对精神分析进行绅士化（gentrification）改造的主要代表人物，陷入了怪异的沉思：一个国家要容忍占多大比例的外来人口才不至于将自己的身份置于危险的境地。最后他接受了纳粹提出的问题。在这种道路的尽头，是一种决不可小觑的极端可能性：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完全有可能达成“历史性的协定”。
但是，如果我们正在进入这样一个新世纪呢，在那里，这种新的推理即将发扬光大？英国2011年8月发生的骚乱暗示了这个走向。尽管骚乱是由马克·杜根（MarkDuggan）的可疑死因引发的，但人们通常都会认为，这些骚乱表达了更深层的惴惴不安。这是什么性质的不安？与巴黎市郊2005年的焚车事件类似，英国的抗议者没有任何信息要传达。它与2010年11月爆发的学生抗议（后来变得血腥残暴）形成了对比，因为那次学生抗议有要传达的信息，即拒绝高等教育改革。之所以很难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正在涌现的革命主体”的理论来设想英国的骚乱，原因就在这里。黑格尔的“乌合之众”（rabble）更适宜于这些骚乱的分析。“乌合之众”指那些处于有机社会空间（organizedsocialspace）之外，被阻止参与社会生产的人。他们只能假借破坏性暴力的“非理性”爆发，假借黑格尔所谓的“抽象否定性”（abstractnegativity），来表达自己的积怨。或许，这就是黑格尔的秘而不宣的真面目，黑格尔政治思想秘而不宣的真面目：一个社会越是井然有序和神智健全，“非理性”暴力这个抽象否定性就越是要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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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老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个工人，守卫疑其偷窃。每天晚上他离开工厂时，都会若无其事地推辆独轮手推车，守卫对这辆手推车再三检查，结果毫无发现。手推车总是空空如也。后来守卫终于恍然大悟：那个工人偷走的，正是手推车。守卫检查手推车时，只关注内容，忽略了形式，这与分析家在考察骚乱的隐含意义时的做派如出一辙。我们被告知，1990年发生的事件——共产主义政权的解体——发出了意识形态即将终结的信号。曾经导致了极权主义灾难的大规模的意识形态运动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已经进入实用主义的理性政治的新纪元。不过，如果那个再三重复的老生常谈——“我们正生活在后意识形态时代”——还有什么意义可言，它的意义就表现在这里，表现在正在进行的暴力迸发中，而且这种意义是清晰可辨的。抗议者并没有提出任何具体要求：我们看到的抗议是零度抗议，是不提任何要求的暴力抗议。看到社会学家、知识分子、评论家试图理解和帮助那些抗议者，就会领略其中的反讽意味。这些人不顾一切地把抗议行为转换为他们理解的意义，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忽略了骚乱提供的关键之谜。**1米1花1在1线1书1库1 ；http：//book。mihua。net
尽管抗议者们实际上社会地位低下，还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但他们绝对没有生活在饥饿的边缘，也没有挣扎在死亡线上。这些人在物质生活方面捉襟见肘，在生理及意识形态方面也是受尽压迫，但他们一直都能自我组织，并把自己转换成具有明确议程的政治力量。但事实上，他们没有任何纲领。我们必须对此事实做出阐释。它清晰地告诉我们，我们身处意识形态…政治的困境之中：我们现在置身其间的社会是怎样的社会？它自诩为“选择的社会”（societyofchoice），但在这样的社会里，在达成民主共识方面，唯一的选择不就是盲目地投入行动（actingout）？令人感到悲哀的事实是，在这个社会里，对体制的反抗是无法借助于切实可行的选择来表达的，至少是无法借助于意义深长的乌托邦方案来表达的。这个事实是对我们困境的严厉指控。一旦只能在“被规则玩弄”和“（自我）破坏性暴力”之间做出选择，我们那脍炙人口的“选择自由”又何用之有？**
阿兰·巴迪欧（AlainBadiou）曾经郑重其事地说过，我们生活在一个被日甚一日地体验为“无世界”（worldless）的社会空间中。在这样的空间内，抗议能够采取的唯一的形式，就是无意义的暴力。无论纳粹的排犹主义有多么恐怖，它为我们打开了一个世界：它设置了一个敌人，即“犹太阴谋”，并以此描述它面临的危急情形；它制定了目标，并指出了实现该目标的手段。纳粹主义是这样揭示现实的：它允许其臣民获得全球性的认知图绘，包括供其积极介入的空间。或许我们应该在此锁定资本主义的一大危险所处的方位：尽管资本主义是全球性的，也囊括了整个世界，但它支撑的却是严格意义上的“无世界”的意识形态格局，并使多数人丧失了有意义的认知图绘。资本主义是第一个消除意义整体化（detotalizesmeaning）的社会…经济秩序：在意义的层面上，它不是全球性的。根本不存在全球性的“资本主义世界观”，根本不存在恰如其分的“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全球化的根本教益恰恰在于，资本主义能使自己适应所有的文明形态，从基督教到印度教或佛教，从西方到东方。只能在“有真相而无意义”（truthwithoutmeaning）这个层面上，把资本主义的全球之维概括为全球市场机制这一实在界（therealoftheglobalmarket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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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派和自由派对动荡局势的应对之所以失败，原因就在这里。保守派的应对，我们一猜便知：这样的恶意破坏行为毫无正当性可言，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恢复秩序；想进一步阻止此类骚乱的发生，需要做的不是宽容和社会救助，而是奉公守法、艰苦劳作和责任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