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一枚金色的叶子夹在我的书里，并注明是1996年秋天收藏。在合上书页的刹那，蓦然想起儿时，天真地把柏树的叶子夹在旧课本中，以为很久以后，它就会成为一块绸子，我至今——也没有得到这样一块绸子。但是，这并不成为我否定那个时候的理由，我仍然欣赏那样一种无知的天真，哦哦，我们都要穿过这样一片时空吧。所以，我也并不要太计较今天。
流浪的人，已无法回头。
走到底？当然是。有一个梦是这样，驾驶一辆敞篷吉普车，直贯南北，横穿东西，备上照相机、摄像机、笔记本电脑、卫星电话和一把瑞士军刀，非常轻松怡然地将青春抛在流浪的路途上，风中雨中雪中……炎炎的烈日之中，把歌留在路途上，把可能的诗情画意摄入心中。
但暂时还是没法上路。现在还必须回到房里，面对着阳台外的秋景用十个指头在键盘上行走，达达的有如蟹类——更是横行。这个秋天仿佛是对我突袭，悄然又悄然地突然临近——嗬！大喝一声，令我措手不及。写小说原本也是一种自由的选择，如何会如此地感到背后有皮鞭的逼迫？为何总感到背部有嗖嗖的凉意？为何不愤然地砸掉电脑回到南方去？为何远离南国夜深人静时还会有江涛声回响耳畔叫人久久思念？
这，就是命运？
也许是我错怪了秋天，它是北京四季最美好的季节。这个季节天高气爽，阳光明媚，鲜花盛开，树叶金黄，辽阔的北方的天空提人心气。是我——神经过于脆弱了？那就去等四路车，坐着它去天安门，再登上城楼去，站在城楼冲着广场挥挥手，默念三遍：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时候，我必然会心潮澎湃，激情奔涌，吸纳无比的勇气和信心。
北京啊北京啊北京，古老而永新的北京，一个带着口音流浪京都的人在秋天里要向你说一声：来一瓶二锅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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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朵小花
面对一朵小花，我能对它说什么呢？
今年北京的春天，总共下过两场半雨，且只是略略地湿了下街道，因而干燥的景况是可想而知的了。干燥的春天，沙尘飞扬，街的花坛上，那土便是水泥灰一般，一丁点儿的湿润也没有。这当然让我对北方的植物产生一种深刻的同情，要在这样的土地上生长，开花，并把生命的枝丫努力地探向天空。这又是要有怎样的坚韧呢？
独自由南国漂泊到京都，在这里度过如许孤寂的时光，夜夜孤灯长伴，青春便沿着书页字间飘移，只把日子过得如北国的大地般荒凉。只把心灵来叩问，人的一生，是应该如何地度过呢？我为什么要如此地奔波而不屈地寻找那极目难眺的远岸呢？伴我只有京都月华，它柔凉而明净，轻轻地在窗前铺展一方，引我乡思无限。
然而，这一天我走在街的花坛旁，我忽然发现，这干渴得如同水泥灰的泥土，居然萌出几点新绿，且自信地开出几朵小花，黄灿灿的小花。它们在春天的阳光照临下，竟是透着那么一份惊喜，它们的根就扎在这块毫无湿润的土地上。它们，是以怎样的毅力在这样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呵？我索性停下步来，俯身凝视着一朵小花，它向我微笑着，因它的缘故，我发现阳光要美妙得多。这样一朵小花，它有两片小小的叶子，像两只举起欢呼的小手，有一根小茎，极绿，在春风吹拂里颤栗不止，它整个的形像微小而精致，令人不忍触碰。它便是这样一个小小的生命，一朵开放在春天里的小小花朵，它猛然地让我感悟到生命力的强大。在如此干燥的土地上，扎根，吸收到哪怕一丁点儿的养份，极顽强地生长出来，还绽开小小花朵，捧起即便是这样微小的颜色，微小的喜悦，但它终是这春天里的花朵的一种呵！它的呈现，妩媚了我心头的枯燥的北国的春天。
一朵小花，它竟拂去我心头的冷寂和积尘，它把这一捧小小的美丽托送给我，它让我在它的面前思之不已。我们的生命，究竟有没有一朵小花强大？有它的从容而饱含激情？有没有它那么一点点亮色？我还呼吸到小花儿的淡淡的一缕清香，它在阳光里暗放。终于是看得久了，我用心灵轻轻地抚摸它，我的心刹时也芬芳，即便北国这样的土壤，它亦是要养育一种花朵呵，所谓的荒凉，原来竟是心灵所生，真正的土地，也总是会有花朵的，会有这样小小的花朵。我就用这朵小花拂去我孤旅的疲惫，且要把它移植到我的文字里，让我的文字也暗香浮动。
读修游龄先生之乐
游修龄先生的文章读来颇有意味，便是见到一篇拜读一篇，很有趣味，相比较之北大的长老们，身为浙江农业大学教授的游先生名气是要逊了，到是学识可能高出一筹。游修龄先生近时专事指谬，早先读他一篇文章介绍，一个地方发掘出来一枚花生化石，便写出了论文，轰动一时，此地花生种植史有一万年，游先生的意见是不可能，不足旁证。后再测定，方知是现代陶瓷花生，出一个大笑话。
今读游先生另一篇文章，《随心所欲的茶文化“考古”和“论证”》，说的是杭州出版社新出版一本《茶魂之驿站》，序言中说：“杭州有着极久远的茶文化史。代代传承，源远流长，据一些茶学研究者认定，早在八千年前，跨湖桥人就有饮茶的习惯。”论文中，以一粒跨桥遗址发掘的炭化种子和一个陶釜碎片为证，说种子就是茶种，陶片就是茶壶，这未经鉴定的事物已经为证了，游先生说这么做学问是不对的，游先生又指出：西湖在距今约万年前还是一个海湾，
经历着不断的潮沼化和陆化，现代西湖形成的年龄，约在距今 1860……1850
年，即东汉年间（公元25～220年）（周峰主编《南北朝前古杭州》，233…237
页，1997，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的前身是东汉时的钱塘县。那时的钱塘县，在现今西湖之西、北至岳坟、西去灵隐一带，三面为山，一面滨湖，湖外尽是沙滩，不过是个山中的小县。杭州脱离山中小县的地位，始于隋开皇九年（589年），改钱塘郡为杭州，移治余杭，后20
年，到隋炀帝开通江南运河，以杭州为大运河的起点，地位才逐步显要起来。
这便不用说八千年前跨湖桥人就有饮茶的习惯了，八千年前那里是海呀。游先生再指出《茶》文更多荒谬处，不论。游先生亦对《中国古代动物学史》（郭
郛，＇英＇李约瑟，成庆泰著）中的“在圃渔”质疑，即“圃”不可以简单作池塘解，圃仍保留甫的古义，指繁茂的泽薮，即沼泽浅水之地，将“在圃渔”认定为殷商有池塘养鱼不对，不过，游先生不否殷商时代即已人工养鱼，因为他也没有证据证明那时候没有人工养鱼，只是强调“在圃渔”不足以支持殷商即已人工养鱼的论点。
似乎没有什么能够难倒游先生，很神奇，游修龄先生出生于1920年5月9日，浙江省温州市人，1943年7月毕业于前国立英士大学农学院。游修龄先生有“愤青”级的激情，亦不论谁人，有谬必指，则又有大师级的水平，尤其古汉语之造诣深厚，举凡在论文中玩文字之法者，皆被其揭穿。农学界的博士如果今有日子不好过的感觉，那可能就是有游修龄在。上次去杭州，就打听有人与浙江农业大学熟否，惜之，好像杭州人不大知道游修龄，这可能大家都不熟农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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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与酒和茶（1）
李白善饮，这不用怀疑，千年以降，饮者留名，唯有李白。相比较可以上得台面的人物，曹操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至于武松十八大碗，那就算不上风流人物了，只能称得上好汉。但是好汉，纵观古今中外历史，都属配角角色。李白不然，在说到李白这个人物的时候，往往大唐天子也不过给他做了配角。至今可查阅的李白的诗，有1500首，据郭沫若考证其中写到酒者，占16％，显然是诗酒不离的了。然而，唐朝诗人能饮，亦不独李白，他的诗友杜甫有诗1400首，写到酒者占20％，说起来杜甫也爱喝两口，酒量绝不会弱，只是李白的酒名在先，将杜甫这样一个伟大的酒圣给活活掩盖了。杜甫酒名被李白掩盖了不说，且还使劲替李白大扬酒名，杜甫在《饮中八仙》写道：“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李白能酒，杜甫岂不能之？是不是历史评价系统太过偏差，独钟李白？估计这里面奥妙在于，李白的诗须由酒来催生：诗，冒着酒气；人，在酒间的醉态中写作，简称为醉写。杜甫可能酒量比李白还大，但他不醉写，或不常醉写，他的大多数诗是明白时候写作，属于醒写，所以杜甫就失去了诗酒互为烘托机会，写诗是写诗，喝酒是喝酒，这样导致世间人都不知道杜甫还能喝酒，多少对杜甫不公道。话再说回来，李白虽然做过翰林院待召，从其一生的写作生涯考察，他是一个自由撰稿人，杜甫不是，他有官职，常有公务在身，能喝也要保密，因此尚不能完全算历史对杜甫不公道。
显然是这样，如杜甫所言，李白斗酒诗百篇，这个斗字，只说它是斗争之斗，只要李白一斗酒，他的诗情就如三峡之水滔滔流涌，那一个斗字，确切判断是一个动词，不是量词，坊间将其作量词解，拿酒来使劲地灌文人墨客，不过是玩了一个修辞上的技法，历史上也没有拿斗来做酒量具的，十八碗、十八坛、十八缸……这么论者偶有所见。李白斗酒诗百篇，此百篇则是形容语词。否则，以李白的1500首诗折酒量，一斗一百篇计，其一生不过是喝了150斗酒而已。设若真的以斗量酒，一生中能喝150斗酒的人确大有人在，与酒仙之称谓应该相差甚远，想那武松不过翻一个景阳冈而已，就喝了十八大碗。像武松这样一个好汉豪杰，一生中又该翻越过多少座“景阳冈”？
李白是斗酒，而不是拿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