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所叙述的那一幕，温州人开始大量花费现金买下11区的衣服批发店，向更高的社会地位迈进了。
于是在温州人群体里就形成了一个链条。地位最低、也最辛苦的是那些初到法国，不得不打黑工的制衣工厂的工人，他们付出的辛劳最多，但是得到的报酬却最低。较早进入法国，并取得居留权的温州人就比较幸运，他们遇到了一段蓬勃的发展期。
整个过程基本是这样的： 在11街的成衣批发商越来越多，于是又需要更多的制衣工厂。因此，制衣工厂就必须要请很多的工人。那个时候，温州人的偷渡也如火如荼，到达法国都很容易找到做衣服的工作，于是工人越来越多，制衣工厂也越来越多，很多人都赚了大把的钱，于是更多的人从工厂老板进一步当起了批发店老板。然后，商店再次增加，又推动着更多的成衣工厂出现。生意火爆，所有人都不能闲着，几乎每个人都在加班加点地拼命工作着。到处都有工厂在做衣服。而巴黎11区的衣服批发也随之名声大噪，欧洲各地的人都会来巴黎来提货，甚至一些美国的客户也会慕名来到巴黎进货。
不过，这样的繁荣景象最终还是停滞了下来。最初的生意好做是因为，无论衣工厂还是批发商，最初都是在和其他国家的人竞争。靠着更加吃苦耐劳和勤奋的温州人，总是能迅速地将那些竞争者打败。但是，随着越来越多温州商人的加入，竞争就直接在这些温州商人之间展开了。
开头的几年里，因为过去那些当地人和犹太人从事的这些生意利润都非常大，温州人只要稍微降低一点价格来竞争，就可以迅速击败这些外国人，从而维持火暴的市场。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温州人加入进来，开始供大于求，产品的价格于是开始走低，而质量要求却不变，这样衣工厂和批发商的利润便开始直线下降。
另一个竞争对手是国内的那些外贸成衣出口商。随着国内的纺织品、服装开始大规模地进军国际市场，也大大压低了国际市场的产品价格，这进一步压缩了这部分成衣制造商的利润空间。
利润下降，生意很难维持下去，无论是底层的工人，还是制衣工厂的老板，都开始承受很大压力。
然后，1998年法国再次宣布大赦，又有许多温州的偷渡者身份合法了。但是这个时候，开制衣工厂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于是，很多温州人纷纷跑到了土耳其人开的制衣工厂。据说是因为土耳其人工厂给的工资相对比温州老板要高。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也取得了巨大成功，很多温州人在国内的生活逐渐转好，为生活所迫而到来的偷渡客数量开始减少。并且，即使还有新到来的人，也不愿意再从事如此艰苦的工作了。
良性循环被打破了，那些愿意做衣服的工人越来越少，制衣工厂的工人不断流失，却得不到补充；同时国内出口商的挤压，让制衣工厂的利润也越来越少。于是，这些曾经辉煌一时的制衣工厂便一个一个倒闭了。相比于中国国内的制衣工厂，虽然在巴黎的这些工厂已经极力地压低成本了，但无论如何工人的费用还是要比国内的要高。于是批发商纷纷转向，开始去国内找工厂加工衣服了。
美国浙江温州工商总会会长陈钱康是第一个在巴黎从事服装贸易生意的温州人。他说：“当时我发现国内的劳动力和生产原材料比较便宜，如果从国内进口的话会比直接在巴黎做有更多利润，于是我随即开始了进口贸易。”
巴黎的服装业开始进入恶性循环期。批发商给制衣工厂的活和价格越来越少，制衣工厂能找到的会做衣服的熟手老工人也越来越少。而原有的工人则因为年龄的增加，体力也不如以前，况且收入也不比往年，想继续做衣服的也越来越少了，这就只能让批发商从中国进口已经加工好的衣服。
就这样，11区的生意一蹶不振，而且很难再恢复过去的辉煌。
逐步蚕食
与此同时，在1993—1994年，随着事业的发展，温州人在巴黎的“地盘”也逐渐扩大。在一些新的地区，新的产业开始萌芽。2000年左右，又有一批温州商家来到位于巴黎12区的圣马丁街，以及从火车东站到圣丹尼街。这里原是一条有着40多年历史的童装批发街。最初，在很多人的眼里，那还是块未被开发的处女地。但温州人的到来使这一情况彻底改变了。
温州人来此开店批发童装始于1997年。那时候，这条街上还没有几家华人店铺。自从陆续有人在那里开店之后，嗅到赚钱味道的温州人便迅速作出反应。2002年，大批华商进驻这条街，并以非常快的手段盘店。经过几个年头的更迭变换，这条街上的近百户商号基本上都换成了华人店主。于是，这里也被改称为今天的“华人童装一条街”。只是局限于停车卸货不方便，以及周边没有好的小街配套能使这条大道发展成11区那样大的有名的批发区。
巴黎12区蒙加莱街本来是一条不起眼的小街道，但是，近些年来，一家挨着一家的华人电脑店把那里变成了闻名全法国的“电脑一条街”。细述蒙加莱华人电脑街的历史，也要追溯到十几年前。20个世纪90年代中期，法国电脑商城苏尔古夫在12区开业，由于蒙加莱街是从8号地铁站到苏尔古夫的一条必经之路，来来往往的人大部分都是来买电脑的，所以，这条街也自然成为电脑销售业内人士的目标。
最初来到这里开办电脑商店的是一些东南亚华人。2000年左右，浙江籍的商家也开始进驻。发展至今，蒙加莱街的两侧，除了一家咖啡吧以外，大部分的店面都已经成了华人的电脑商店。
这条最出名的电脑街再没有可“插足之地”之后，那些仍然在不断加入到电脑销售行业的华商们，便把店开在了附近的夏朗唐、多梅斯尼尔等街上。由于这一带电脑商家如此高密度地集中在一起，也使得这一地段成为远近闻名的电脑市场。
当然，温州人扩张最明显的，当属位于巴黎第10、11、19、20区交汇的美丽城一带。1993年、1994年的时候，在温州人最早聚居的3区，法国政府曾经严厉抓捕过非法移民。为了躲避，很多温州人开始搬迁，来到美丽城居住。在那个时候，美丽城的多数人口还主要是阿拉伯人，只有少量的亚裔。他们虽然移居法国比较早，却大都过得比较贫困，由于大量的人无所事事，因此社会治安也很不好。最早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有一些来自东南亚的华人开始在这里居住和经商。但当时还一点也不繁荣。不过，那里也有优势，就是交通便利，更主要是有一些空置的房屋，而且租金也非常便宜。
于是温州人开始进入，最初有几个温州人收购了几家店。而有了店，亲戚朋友便一个接一个地来投奔了。温州人的动作非常快，其他人看到这一场景也加入了追随的行列，更多的人购置了当地的门店。于是中国店越开越多，而为了支持中国店的开张，闻风而来的华人餐馆也开始迅速进入，到如今，美丽城的中餐馆数量已成为巴黎最多的了。然后到90年代，有更多的温州人开始在这里买房置业，这也导致美丽城的房价迅速攀升，大大高于其他街区的涨幅。
新移民的到来，拓展了这一带的华人区，也带来了又一次商业发展高峰，也给这个曾经破旧滞后的地区带来了生机与活力。
关于温州人在法国的发展，我们可以看一下发表在2007年10月28日香港《亚洲周刊》上的一篇文章：
庙街（Rue Du Temple）位于法国巴黎市中心的第三区。过去，这里是犹太人的天下，如今，温州人成了庙街“新贵”，把庙街变成了“温州街”。
这是一条热闹的街道，大小铺面林立，密密相挨，招牌五颜六色。中餐馆、钟表店、眼镜店、理发店、美容院、旅行社、影视公司、专卖中国货的超级市场，成衣、皮具、饰物等商品的销售生意红红火火。与别的唐人街不同，这里的店铺招牌都是法文，在橱窗边溜达的、在店内选购的顾客也几乎都是法国人，而商铺的老板、雇员却是清一色的华人，其中尤以温州人居多，因此巴黎人都称之为“温州街”。
许多庙街的温州人如今都过上了富足的生活，可他们背后几乎都有一部心酸的奋斗史。“我刚来法国时才19岁，白天在成衣店里打工，晚上还要去饭店洗碗，每天只能睡3个小时，”一位皮具店的刘老板介绍到，“这样的日子持续了3年。3年后，我向一些老乡借了笔钱，办起了制衣厂，开始了创业……”刘先生在创业初期，遇到了很多困难。由于语言不通，而且是华人，在法律上受到不公平对待，吃了几次官司。但刘先生很快吸取了教训，学会了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还通过温州人特有的“网络”不断扩大经营，如今已拥有几家规模较大的批发商店，并在中国内地投资办厂，成为名副其实的“老板”。
巴黎第11区伏尔泰街的黄老板20岁时来到法国，先在亲戚家借住，一来就学针车，“每天坐在针车前十六七个钟头，累了就睡在针车旁，醒来继续干活。我太太也一样。拼了七八年后，我开始做代工，替人赶货，每天推着超市的手推车取货送货。当然自己也没闲着，跟着暗无天日地赶工，直到拿了居留证，前前后后超过12年”。
有了居留证立刻开店。黄老板起先只有30多平方米的小店面，他也学别人，以过去代工的经验找到车衣工，生意慢慢进入轨道。他一心只想扩大，终于找到伏尔泰街100多平方米的店面。
“买铺要几十万欧元，我前后找了30多个人，总算凑足了买铺钱了。”温州人之间互通有无，以民间标会取代银行的融资借贷。民间标会有纯粹协助无分毫利息的“干会”，这是道德上的义务，即所谓的“道义”。社会人际网络下所形成的金融流通系统，促使温州移民将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