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珊的眼睛睁得更大了。她没想到巴金竟然还和鲁迅谈起这部外国人写的《回忆录》。便说：“鲁迅也肯定了它的价值，这就说明赫尔岑的《回忆录》有文学价值？”
“当然不仅仅是文学的价值。”巴金娓娓地对她说：“这部一百多万字的《回忆录》，包含着赫尔岑一生的写作精华。其中既有他的政论，也有随笔，散文、书信和日记。所以，我看了以后，感到赫尔岑真正把他一生的见闻，心得以及对世事的感想，都清楚无误以记载在这部书里了。赫尔岑一生都在反对沙皇君主制，他为奴隶们大声疾呼，他的政治主张和我们中国的今天有着某种惊人的相似。也许这正是我想把这部书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初衷吧？”
“是吗？”萧珊那双眼睛里忽然充满着激动的希冀。因为她从巴金的感情冲动中，听出和看出他原来是从心里喜欢赫尔岑反抗君主制的思想。便说：“你觉得赫尔岑所处的环境，和我们今天中国的抗日有某种关联吗？”
“当然，历史有时会发生惊人的相似呀！”巴金感到他的心与萧珊产生了共鸣。从国外回来这么多年，他和许多人先后谈起过赫尔岑这部巨著，然而多数人对此都不感兴趣。特别是写传统文学的作家们，对这样的《回忆录》几乎丝毫也引不起冲动。别说无人理解和支持巴金的翻译冲动，就是让他们其中的某一个人随便读一读这部百余万字的巨著，也怕难以找到知音。他对她说：“蕴珍，我之所以喜欢它，就因为现在的中国太需要它了。读者对腐败的国民党政权，对日本强敌太愤恨了。当然，读者也太软弱了。特别是抗日群众，他们现在多么希望读到这样振奋人心的作品。任何一个作家，他之所以写作，当然并不主要为了生活，而是为着自己的理想在奋斗和工作。我一生的写作目标也恰恰在此，我现在的生活尽管还很困难，可是我决不是为了生活才写作的。”
赫尔岑——40年前的夙愿（2）
“我懂了。你的心，我懂了！”萧珊对他投去会心的一瞥。她在感佩着巴金才气的同时，又敬重他的人品。忽然，她蹙紧了眉毛，叹息一声，说：“李先生，只是，这么多的外文，你如果有一天能够翻译出来呢？我想，即便你有时间，也怕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完成的吧！”
巴金笑了笑，信心十足地对她说：“没关系。蕴珍，人这一生如果能做一两件有意义的事情就不算白活了。翻译《往事与随想》就做为我一生想做的几件事之一吧，等我写完了《激流三部曲》以后，我就会翻译它的。我情愿用后半生去做这件事，总是可以的吧？当然，我现在的能力还有些力不从心，不过我有信心翻译它。我准备边学边译，要加的注译还很多，我可以慢慢地译，因为译也是学习的过程啊！”
现在，巴金已经开始翻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在写完《激流三部曲》以后，他并没有真正静下心来翻译这部巨著。在战争结束前后，他又先后写了许多书，建国以后他的工作变得更忙了。身为上海作协主要领导的巴金，不仅仅要完成他应该完成的写作任务，同时，他的社会活动也相当多。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如果不是他从奉贤干校回上海以后，始终处于无所事事的工作状态，如果不是这次组织上把巴金分配到刚刚恢复不久的上海人民出版社；那么，巴金即便有此夙愿，也怕没有充足的时间让他着手实现抗战期间就对萧珊信誓旦旦的翻译计划。
1973年夏天，上海作家协会编入的五七干校第四连党支部，分别对所在的“专政人员”一一作出了结论。四连党支部对巴金的结论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发给生活费。
这是巴金自1966年夏天失去写作自由，受到“专政”以来，一级党组织对他作出的惟一结论。巴金屈指算来，已经整整七个年头了。这七年对于他来说，失去的不仅仅是自由，不仅仅是妻子萧珊，更重要的是时间。如果说时间就是生命，那么对于以著述为生命的巴金来说，他失去的就是宝贵的生命价值啊！没有什么比再次得到重新工作、重新恢复写作自由更重要的事了。当党组织征求巴金在作出政治结论以后，有什么要求的时候，巴金只提出：“能不能让我作一点翻译工作？”
也就是从当年8月起，巴金再也不必象从前那样每天到作协来，只是无休止地听读当天的报纸，学习毛泽东语录和打扫卫生了。他可以安下心来作一点翻译工作。这样的日子又隔了两年，到了1975年秋天，上海市作协决定把作协内部几位专业作家统统转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去。这样，巴金就在新的工作单位里进了外文编译室。当然，这时候的巴金眼神已经大不如从前了，他不可能再象从前那样每天到出版社去“坐班”。他有充足的时间在武康路家里从事写作。当然，他的写作在那时还仅限于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范畴。
也就在这时候，巴金才真正有时间翻译那部著作，他年轻时就喜欢俄罗斯著名文艺理论家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现在他终于如愿了，巴金每天都游弋在赫尔岑智慧的海洋里。如果说当年巴金在法国读书时第一次接触到这部神奇著的时候，只感到书中有那么多哲理式的漂亮语言，那么他回国后受到鲁迅先生的支持，在三十年代又局部地翻译了《往事与随想》的片断之后，巴金更加珍爱这部书了。因为他从翻译中进一步理解了赫尔岑在书中倾注的智慧。
巴金真正坐下来了，认真地翻译这部传奇著作，他忽然感到自己确是在走进一座巨大的精神宝库。他知道在中国了解这部书的人并不多，它是属于那种“阳春白雪”的东西，巴金也清楚他即便翻译出这部书，在当时的中国也绝不可能有人出版它。而且即便有人出版，也决不会有多少青睐它的读者，更不会畅销。然而，有一种神秘的冲动感始终鼓舞着巴金必须把《往事与随想》变成他的母语。与其说这是在完成自己40年前发下的宏誓，不如说他在是在实践对亡妻萧珊的诺言。
正由于巴金在心里把这部书的翻译当作他对萧珊的一种纪念，所以才没黑没昼地伏案挥笔了。他这样做不仅可以让自己重新畅游在赫尔岑智慧的海洋里，享受一下那丰富的感情世界，同时也可让巴金少思念一点萧珊。少想一点亡妻，他心里就会少一点痛苦。这样一来，他从1975年秋天开始，直到1979年春天，已经把这部厚厚的外国著作译出了三分之一。巴金看到桌案上那逐渐积厚的稿纸，他那多年不见笑容的脸上才渐渐露出了一丝欣慰。
惊悉喜讯泪沾襟（1）
1977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
上海外滩的游人逐渐多了起来。巴金在家里呆得实在烦闷了，有时也会一个人悄悄离开武康路，在傍晚时分不引人注目的来到黄浦江边，隔江眺望着那混黄的江水，悠悠地向东方流淌。他发现江面上的货轮比前几年多了，他已十几年没有到江边上来看晚景了。
现在他好象是一个隔世的旅人，周围尽管有那么多在春天傍晚来江边游览的年轻人，可是他们大多都不认识自己。巴金那白白的头发和忧郁尚存的面容，让所有从他身边走过的男男女女，无法把这位背部稍稍有点微驼的老人，与曾经在中国文坛红极一时的大作家巴金连系在一起。四十岁以上的中年人也不认识他了，他们虽然早在年轻的时候就受过巴金《家》、《春》、《秋》和《雾》《雨》、《电》等作品的影响，然而巴金历来是一位不想抛头露面的作家。即便那些在“文革”前夕看过由巴金小说《团圆》改编的电影《英雄儿女》的人们，也不会想到此时在江边那黑压压游人中间悄悄走来的老人，就是那部风靡一时电影的原著者！
巴金确也有点苍老了。
不过，他的心情却比两年前好得多。他不再终日陷入一个人忧郁与反思的幽居环境，呆望着写字台前那镶嵌在像框里的萧珊遗照出神。巴金开始一步步走出那笼罩在自己头上快十年的愁云惨雾。在过去的十年中，巴金好象做了一场可怕的噩梦，他几乎忘记了自己曾经是以笔耕为生存工具的作家。这十几年，凡是大陆上公开的出版物中，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社论和八股文，除八个样板戏和凤毛麟角般的几本书之外，谁也见不到任何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文学作品了。巴金的心情之所以变得好起来，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工作渐渐有了一点变化，离开奉贤干校那干打垒宿舍以后，回到上海也见不到那铺天盖地而来的可怕大字报了。疾风暴雨似的政治运动终于走向了它的终点，继之而来的是一个让巴金闻之惊喜的消息：江青和当年在上海打击他的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在北京中南海一夜之间成了瓮中之鳖！
巴金在听到这一喜讯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当时他正在出版社里参加每周一次的政治学习，在走廊里恰好遇上一位从前作协的党员领导。那人悄悄在巴金耳边说了一句话：“江青被华国锋给抓起来了！”当时，巴金吓了一跳，在十多年中他对那个叫江青的女人尽管恨得要命，但他无法把一言九鼎的她与刚刚听到的传闻联系在一起。巴金心里将信将疑，想转回去再向那位领导打听一下详情，却发现那人带着满脸的喜悦走远了。多年在行动上受限制的巴金，见状也就只好作罢。因为他知道在这人多眼杂的环境里，自己是不该打听这异常敏感消息的。
巴金又回到楼上会议室。他仍然坐在原座沉默着，心中的惊喜不能表露在脸上，这是巴金在1966年以后养成的习惯。坐在那里他一言不发，自他到奉贤干校以后，每当参加这类以读报为主的会议时，巴金就始终以沉默相对。有时别人在那里口若悬河地发表宏论，巴金就一人坐在不引人注目的角落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