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在屁股里？”本森又摇了摇头，“老天，这实在太怪了。”他戴上墨镜，往后退了几步。“在我们那儿不用这个。”
我们试着向他解释，这是让药进入血管最有效的方法，但是他不相信。甚至后来我们说这也不会引起喉咙发炎，他都不觉得好笑。我常常想，回到布鲁克林后，不知道他会对他的医生哥哥说些什么。
不久以后，我在树林里遇到邻居马索，告诉他我们是如何上了栓剂这一课，他觉得滑稽。可是对一个到医院割盲肠、醒来后却发现自己左腿不见了的病人来说，这么离谱的事情可就一点都不好笑了。
我觉得这肯定是假的，但马索坚持说是真的。
“要是我得了病的话，宁可去看兽医。兽医至少还清醒些，我不相信医生。”
幸好，马索对法国医疗业的看法并不足以反映现实情况。在普罗旺斯也许确实有些医生对截肢有特殊爱好，但是我们从不曾遇见。事实上，除了这次“单核细胞增多症”的接触以外，我们只看过一次医生，而那次遭遇要批判的是官僚主义。
那一次是为了取得我们的外国人口居留证，我们前前后后经历了几个月的文件大战，最后终于进入了高潮。我们跑遍了市政厅、警察局、税务局，然后又回到市政厅。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被告知还需要填其他表格，当然了，这些表格要到别处去拿。最后，我们终于确信手上已经有了一整套证书、证明、声明、照片和重要数据，我们高高兴兴地去了市政厅，以为这已经是通向胜利的最后一关了。
我们的档案被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一切似乎都很顺利。我们既无犯罪记录，又不打算抢法国人的饭碗，应该不会成为这个国家的拖累。好了！文件检查完毕，我们终于可以合法地住下来了。
市政厅秘书友善地微笑着，又递给我们两份表格，她说还得做个全身检查来证明我们身心都很健康。奔牛村（Bonnieux）的费诺伦医生会很乐意效劳，于是我们又上路直奔奔牛村。
芬耐隆医生很迷人，也很活泼，他帮我照X光，然后做了个简短的问卷调查。
有没有神经病？没有。
有没有癫痫症？没有。
吸毒吗？酗酒吗？容易昏倒吗？
我倒以为还会问问我们的排便习惯以防增加法国的便秘人口，不过对移民局而言，这似乎不重要。我们在表格上签了字，费诺伦医生也签了字。然后他打开抽屉，拿出另外两张表格。
他很抱歉地说：“当然！你们没有任何问题，只是……”他耸耸肩说，在发给健康证明书前，我们必须拿着表格到卡维隆做血液测试。
“还要做什么样的特殊测试呢？”
“是……”他看起来歉意更浓，“梅毒。”
第六章
法国大作家福楼拜说，“写作活就像狗过的日子，却是惟一值得过的生活。”假如你选择以爬格子为职业的话，事实的确如此
英国虾（1）
法国大作家福楼拜说，“写作活就像狗过的日子，却是惟一值得过的生活。”假如你选择以爬格子为职业的话，事实的确如此。
绝大部分时间里，写作是一项孤独而单调的工作，虽然有时也会因为想到了一句绝妙好辞而沾沾自喜，但事实上所谓的旷世名句不过是你自认的，因为当时可没人在旁边这么说。更多的是长时间的冥思苦想，却挤不出一句话来，这时你就会忍不住考虑自己是不是该转行 谋一个像职业会计师这样的铁饭碗。你会时不时地怀疑，真有人会要看你写的东西吗？眼看着自己设定的截稿期一天天地逼近，整个人也会变得如世界末日到来般惶惶不可终日。对世上其他人来说，一天写一千字，或者一个字也写不出，根本就无关紧要，但是对你来说，就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一想到这个就让人加倍灰心丧气。写作的这一面，无疑就是狗过的日子。
但是，当你惊喜地发现，自己可以为一些从未谋面的读者提供几小时快乐的读书时间，写作这种生活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假如其中又有这么几个还给你写信，收到信时的喜悦就像亲耳听到了他们的鼓掌，所有的辛苦顿时都得到了回报，你立马就会放弃改行做会计师什么的念头，而开始构思下一本书。
《普罗旺斯的一年》（A Year in Provence）出版不久，我收到了第一封读者来信，来自卢森堡，语气谦恭有礼，充满溢美之词，让我一连几天都舍不得放手。下一个星期里，又有个男子写信来问怎么在新西兰种松露。再后来，信件源源不断地飞来，从伦敦、北京、到澳大利亚的昆士兰，从英国苦艾丛林的女王监狱、蔚蓝海岸的外籍社区到威尔特郡的荒野和萨里的山丘。有些用的是永不褪色的高档蓝色印花信纸，有些则是从笔记本中撕下的几页纸，还有一封信写在伦敦地铁交通图的反面。信封上的地址常常写得很不清楚，邮局就只好小小运用一下推论技巧，就凭着“奔牛村的英国人”这么简单的地址来找我们，虽然我们并不住在奔牛村。有封写着“普罗旺斯梅纳村，英国虾6收”的信也是这么找上门来的，这是我最喜欢的地址。
读者的来信都很友善，也很鼓舞人心，不管有没有回信地址，我都会回信，以为这样就可以了。但是事实并不往往如此。不久以后，我们就发现自己莫名其妙地变成了普罗旺斯生活顾问，从买房子到找保姆。一名女子从孟菲斯打电话问我们沃克吕兹的盗窃率有多高。一位埃塞克斯（Essex）的摄影师想知道在卢贝隆（Lubéron）靠拍照能否谋生。想搬来普罗旺斯居住的夫妇则写来了长达几页的问题，他们的小孩能不能适应这里的学校？生活费高吗？这里的医生怎么样？所得税如何？在这里会不会孤单？他们会不会快乐？我们总是尽我们所能做出回答，但是隐隐总觉得干涉素不相识的人的生活计划，是件不太舒服的事儿。
随着夏天临近，原来不过在信箱里出现的信，现在变成了活生生出现的人。
那天，天气又干又热，我正在硬得像骨头似的草地上，用鹤嘴锄进行普罗旺斯式的除草工作。这时，有辆车开了过来，司机手里拿着我的书，笑容可掬地冲我挥手。
“可找到你了！”他说，“我在镇上稍微用了一点私家侦探的手段，一点都不难。”
我在书上签名，觉得自己是个真正的作家。老婆从卡维隆回来知道这事后，完完全全地被打动了，“那是你的书迷啊！”她说，“你该拍照留念的，真难得居然有人会费这个心。”
几天后，她就不那么热心了。当时我们正准备出门吃晚饭，发现有一位漂亮的金发女郎躲在前院花园的柏树后面。
“你就是彼得·梅尔先生吗？”金发女郎问。
“是啊，”老婆说，“不过真遗憾，我们正要外出。”金发女郎大概早已经习惯了做妻子的这种态度，转身就走了。
“可能是我的书迷。”我对老婆说。
“她大可以到别处去做她的书迷。”老婆说，“现在你可以收起脸上那副傻笑了。”
到了七、八月间，我们已经习惯了在前门发现一些陌生面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会觉得抱歉，也表现得很有礼貌，只不过想要个签名，给他们一杯酒，或者让他们在大太阳底下的院子里坐几分钟，都会感谢半天。他们似乎都迷上了那张我们费了好大劲才安上的石头桌子。
“这就是书上说的那张桌子！”他们会说，还要绕着桌子走上一圈，用手在桌面上摸一摸，仿佛这是亨利·摩尔最出色的作品似的。一下子让我们自己、我们的狗（它倒是很乐于此道）还有我们的房子暴露在陌生人饶有兴趣的目光下，心里的感觉很奇怪。但是，当这样的拜访变成入侵时，感觉就不只是奇怪了，而是愤怒。
有天上午，气温超过华氏一百度。有位先生带着他的夫人以及他夫人的朋友，趁我们不注意时，把车停在院子里，大大咧咧地就进了屋子。三个人从鼻子到膝盖都被晒成了张牙舞爪的火红。我家的狗儿睡着了，没听见他们进来。等我回到屋子里拿啤酒时，才发现他们在起居室里一边聊天，一边翻我的书和家具。我当场愣住了，他们反倒没事儿似的。
“啊，你来了！”丈夫说，“我们在《周日泰唔士报》（The Sunday Times）上看到你的文章，所以决定来看看你。”
就这样，没有任何借口，一点也不感到尴尬，根本没想过也许我并不欢迎他们，甚至连书都没买。他们解释说想等到出了平装本再买，精装本太贵了。他们说话的样子很随便，仿佛于我是种恩赐似的。
我一般不当面对人发火，但这一次，我叫他们马上走。
那位丈夫通红的脸顿时变得更红，整个人气得像只刚刚得知自己将被做成圣诞大餐的火鸡一样。
“我们可是从圣雷米（St。 Remy）一路开车赶来的啊。”我让他们再一路开车回去，他们骂骂咧咧地离开了。“我们才不会买你那本书呢！最多翻翻看，谁会以为你们这里是白金汉宫。”我看着这些人端着因义愤填膺而变得僵硬的肩膀，大步走回他们的沃尔沃，心里开始盘算考虑是否该买只凶狠的洛特维勒犬。
从此以后，只要一看到有车减速停在我家门前的路上，我心里就警铃大作，没准又是什么不速之客。“别那么大惊小怪的！”老婆说。“他们要往我们这儿来了，不，不，他们已经停在邮筒边上了。”后来我出门取信的时候，发现邮筒里有一本用塑料袋包着的书，上面注明“请签名后放在水井顶上，用石头压住”。第二天，书不见了。但愿是被那善解人意、不愿打扰我们的书迷拿走了。
夏天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已经不是惟一受到公众关注的人物了。我们的邻居福斯坦也曾被人索取签名，他至今都弄不明白为什么，他说他又不是作家。我告诉他在英国有很多人都曾在书上读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