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大戏好顺利演出，不得不硬着头皮前往。于是她对丈夫说：“你若一个人去，弄不好把你也搭进去，还是咱们一块儿去吧。”然后夫妻一道前往金府。陈慧琏不愧为大智大勇之人，她想起金曾对自己手上的那颗钻戒流露过垂涎目光，这回算是派上用场了，连忙把它包在礼盒里送到了“金司令”的手上。金厚颜无耻地收了，说了句：“看你的面子，不会让他受苦，晚上的戏可以先唱，唱完了还得回来再接着审。马老板，你这件团龙马褂的料子不错，哪儿弄的？”马连良知道她还要再敲一笔，连忙说：“我家还有一匹，明天给送过来。”隔了一宿，张君秋终于被“释放”。
不是任何事情都可以通过破财解决的。最令马连良烦心的是一些汉奸官僚仗势欺人，让马连良陪他们唱戏，借马的名望抬高自己的“艺术地位”。徐州警察局有一个高官，是当地的一霸，本人是个青衣票友。扶风社在徐州演出期间，他要求马连良和他一起唱《全部一捧雪》。这是马连良既叫好又叫座的一部重头戏，一人连饰三个角色，观众趋之若鹜。如果其中有这么一个“汉奸丸子”（丸子，京剧内行给票友起的外号），不但会把这锅好汤搅了，马连良还要落下个趋炎附势的坏名声。愤懑之余，还必须想计策与之周旋，否则在徐州就没法唱下去。马连良只好表面上答应，好在整出戏中只有中间“审头”一折与他在台上见面。前面从“过府搜杯”到“莫成替死”，马连良在台上唱、念、做、舞激情饱满，挥洒自如，赢得台下彩声不断。快上“审头”时，马连良在后台突然说自己肚子痛得不行了，后面的戏没法演了，快让李洪福李二爷扮上替我。李洪福不敢上，怕让人轰下来，只好让长子崇仁顶上，好歹把这出“审头”给糊弄过去了。后面“刺汤”结束后，马连良又“好”了，接着唱“雪杯圆”，总算把这出《全部一捧雪》完成了。汉奸后来明白了，也没辙。
小汉奸好糊弄，大汉奸就难了。当时有一名叫石天觉的汉奸，擅使双枪，百发百中，有百步穿杨之功，绰号“双枪将”。甘心投靠日寇，充当鹰犬，为日本人所器重，委以重任。他为了捧一个与之相好的交际花，让经励科佟瑞三出面，约请京城头牌名角陪这个交际花唱戏。约角儿的方法很简单，在佟瑞三身后跟着俩特务，同意唱戏还则罢了，不同意就往桌子上拍“盒子炮”。马连良本身就烦佟瑞三，佟常常找些二三流的演员陪“窑姐”唱戏，坏了唱戏的名声。马一直提倡戏班的同仁要自尊、自爱、自强，这次若是同意唱戏，不等于自己打自己耳光吗？若是不唱，恐怕以后在家门口就不好唱戏了。思之再三，做了最坏的打算，最后决定，拒绝演出。特务们威胁他说：“金霸王、谭老板他们都应了，您是不是要我们石爷亲自‘请’才行啊？”马连良搪塞道：“个人有个人的难处，我近来嗓子不在家，怕是要‘塌中’，需要休养一段日子。”特务们没办法，只好做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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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惨淡经营（11）
为了应付这类演出，马连良是能躲便躲，能扛就扛，可有一桩演出则实在扛不过去了，也给他的心灵上留下了永远的痛，这就是1942年冬的“东北之行”。
北京的戏班一般是半年在京演出，半年出外演出。自从1918年马连良第一次离开北京去福州搭班唱戏起，十几年来他去过的“码头”不计其数，就是没有去过东北。东北的戏院方面约过几次，都没有成行，主要原因有二：第一，据去过的同仁反映，东北的戏院老板比较粗野，不规矩，生意不好，包银不兑现；生意好了，强行“挽留”，不留不行。一句话，说话不算数，还犯混。第二，都不愿意过山海关这道“鬼门关”。在那过关后，等于出“国”了，到达了伪满洲国的地面。日本鬼子在勒索的同时，还会把戏班的衣箱、盔头箱、切末、道具等用刺刀捅了又捅，翎子折了再折，折腾得唱戏的如同被扒了一层皮，还不敢申辩。他们用毁坏中国人财物的方法为自己找乐，变态到了极点。曾有位小生演员叫陈少华，他的行头箱子被鬼子注入了镪水，到家后才发现整箱的行头——他毕生的心血，全部化成了灰，为此陈少华吐血而亡。
1942年年初的一天，豆腐巷马宅来了六个人，带路的是马家的世交，花市古玩李家的李秋农。后面五位衣着比较体面，头戴礼拜帽，有人颌下留有长髯，一看就是阿訇的打扮，门房赶快将他们让进南客厅，并通知马连良。大家寒暄落座之后，才知道这五位是从奉天（沈阳）专程来北京的大阿訇，受奉天回教协会和私立奉天回教文化学院校董会之托，想请马连良的扶风社去唱一期义务戏，为首的阿訇叫张子文。
张阿訇曾是晚清秀才，会阿拉伯、波斯、德、俄等多国语言，有“德国张”的雅号，是宗教界的知名人士。他一向主张回民的孩子不但要会诵经，还要学习中外文。在北京西单清真寺任教长时，与马西园是好朋友，于20年代初到奉天创办“文化清真寺”。为了提高回胞的文化素质，发展民族教育事业，张又于1936年开办了私立奉天回教文化学院并亲任院长。数年以后，由于学生人数的不断增加，学校必须另觅新址。为了筹措经费，张阿訇以奉天为中心，展开了为“回教学院”的募捐活动。回族同胞纷纷响应，但倾沈城回胞之力也只能凑集5万元，与所需之款相去甚远。于是，张子文等人来到北京，约请热心公益的马连良。
马连良得知，在当时奉天的南湖风景区附近，有一所日本人办的日本学校——锅山女子学园，专门招收日本学生，中国人不但不能就学，而且根本不能靠近。这时日本人已经在“满洲国”开始实施奴化教育，让所有中国学生都学日语，妄图把它当成“满洲国”的国语。阿訇们担心地说，将来咱们中国人都不会说中国话了！“回教学院”欲用购置这块土地的办法，把日本人赶走，变成中国人办的中国学校，专门招收中国学生。马听后表示大力支持，并决定参与这一义举。马连良的父亲马西园向来热心教门里的公益事业，虽已去世多年，为教胞公益不遗余力的传统一直保持着，加之五位大阿訇远道前来邀请，盛情难却，马连良对去沈阳演出之事基本应允，具体行程、演出安排等细节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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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惨淡经营（12）
另外，考虑前往沈阳演出的另一原因就是关内经济每况愈下，通货膨胀极其严重，生活动荡，民不聊生，戏班的演出收入一直不好。关外以“大剧场、大票价、大包银”为招徕，吸引名伶前去演出。在这一时期，以生行挑班的名伶如言菊朋、谭富英、李盛藻、李万春、李少春、奚啸伯、周信芳、贯大元等都去过了东北，回来后收入颇丰，也使马连良动了心。在扶风社里唱戏的有几十口人，它们分别要供养自己的家庭，也就是要养活上百口人，为了大家的生计起见，也要走一趟。
马连良决定赴沈阳筹款演出之事，被在北京主办《三六九》画报的朱复昌知道了。《三六九》画报是当时一本比较流行的刊物，其中部分篇幅报道的都是梨园动态、名伶轶事、戏剧评论，也刊登演员照片。朱复昌以报人的身份与梨园界的人士整天厮混在一起，相互熟稔，大家都把他当朋友对待，没有戒心。实际上此人已效忠日伪当局，是个十足的文化汉奸，其主要任务就是配合日寇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政策做宣传，监视文化艺术界的动态并为其主子出谋划策。当他把这一消息汇报给他的顶头上司、日本人山家少佐时，山家心中不禁大喜。日军占领华北之后，在北平设立了一个主管演艺界的机构，名为“华北演艺协会”，其主脑就是山家。因“满洲国”的“三？一国庆节”即将临近，此次正逢“建国十周年”，“满洲国”方面要求“华北演艺协会“找一个高水平的剧团前往新京（长春）做祝贺演出。马连良的扶风社要去沈阳为“回教学院”义演这件事，使山家找到了一个可乘之机。正好可以借此机会移花接木，帮助自己完成任务。
朱复昌作为山家的说客，前往豆腐巷马宅。表示赴沈阳义演的一切有关事宜，他愿“无私”地大力协助，并为扶风社联系了长春和哈尔滨方面的接待戏院及当地有影响力的报刊、杂志。保证人未到，大洋先到，重金礼聘，高接远迎，料扶风社此行必然满载而归。惟一的条件就是马上筹备动身，务必于1942年3月1日之前到达长春，以“华北演艺使节团”的身份，做“纪念建国十周年”的祝贺演出。马连良演了半生“忠孝节义”的戏，他深知此行意义。本来是次简单的筹款义演，现在已演变成“祝贺演出”，收入可能比以前想象的要多，可“汉奸”的骂名也就从此背上了，这是他当初答应沈阳阿訇时所未预料到的。
自1941年下半年以来，马连良在京的时候，主要忙于两件大事。一件是他在南宽街购置了一所新的宅院，是一所以前的老状元府，由于年代久远，该院落已有许多地方需要重新翻建，工程浩繁，牵扯精力。另一件就是他正在编排一出大型本戏《十老安刘》，后来成为了马派的经典代表剧目。古文学家韩补庵先生曾撰文说：“《十老安刘》是莎士比亚式的宫闱大戏，得马连良惨淡经营；堪慰私衷，吾志不成，望之吾友。”为了编排此戏，马连良终日与文人吴幻荪、翁偶虹、徐凌霄等人一起研究剧本，废寝忘食。当他把朱复昌的原话与友人讲过之后，大家的意见就是用一个“拖”字，能拖多久拖多久，拖过了3月1日再说。
朱复昌为了完成“使命”，整天像长在马家一样，催促马连良早日动身。马连良以日期临近，一时无法凑齐配角、底包为名，婉言拒绝。因东北戏院里的班底演员，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