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办了一桩有生以来最大的善事，却换来了国民党政府“汉奸罪”的回报，使自己蒙受了莫大的侮辱。这种颠倒黑白、以怨报德的把戏，以前只在戏里见过，现在却活生生地发生在眼前，发生在自己身上。自己唱了半辈子的戏，“戏如人生，人生如戏”这句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好像今天才领悟其中的玄机。只有亲身体验过了，才能对戏和人生有更深刻地认识。
第五章 艺海沉浮（5）
一年来不知去向的许多国民党官员又都“冒”出来了，一个个以道喜为名，把功劳往自己身上揽，强迫马连良为他们唱“道谢戏”。让马连良白尽义务，他们好从中渔利。各种名目的义务戏排山倒海般地向他涌来，唱了二十多场还无尽无休，马连良强打精神，心中愤恨，恨自己不能像《打鱼杀家》中的萧恩一样，“插双翅，飞过江去，杀了贼的满门，方消我心头之恨！”
另一桩比家败更让人痛心的事，也发生在这一时期。这就是马连良艺术上的合作伙伴、被行内尊称乔三爷的著名鼓师乔玉泉的去世。乔三爷与马连良合作了近二十年，堪称马派艺术的缔造者之一，二人亲密无间，心有灵犀。马连良在台上的一个眼神、一个亮相、一个手势、一个台步都与乔三的鼓点配合得丝丝入扣，天衣无缝。一对鼓楗子即打出了人物的情绪，又渲染了舞台气氛。他常说：“打鼓的首先要会唱，不但会还得熟，如果等着角儿在台上‘叫起’（戏班行话，对乐队示意），打鼓的才开始打，那就算误了。”乔三爷与杭子和、魏希云并称“鼓界三杰”，名副其实。马连良本身最喜欢掌板击鼓，有时常在自己的戏前面为别人打一两出，过过鼓瘾，台底下都非常认可。只要他一见乔三爷到，立马让位，对乔三肃然起敬。
乔家以前生活非常贫困，乔三爷养成了知勤识俭、省吃俭用的习惯，可以说是不懂得花钱。加入扶风社后，日子越来越好，在琉璃街置了一所不错的四合院，平时依然不舍得花钱。在上海天蟾舞台散戏后，他就在路边吃一碗阳春面，马连良见后心痛地劝说：“三哥，打完一出《一捧雪》多累呀，您吃点儿、喝点儿，别吃阳春面了！”他也不往心里去。戏班的人在开戏之前都有吃鸡蛋的习惯，认为补身体而且不上痰。马连良知道乔三省惯了，不舍得吃鸡蛋的，就让人买了一筐鸡蛋给他送去，乔三不舍得吃，让人卖了。他的病逝与他清贫的生活不无关系。
为了尊重乔三爷的习惯，马连良在家产倾尽的日子里，决定亲自出资为亡友办理丧事。在广安门内长春寺开吊的那天，马连良悲痛欲绝，嚎啕大哭，从山门以外一路跌跌撞撞，踉跄而行，亲自为他的玉泉三兄盖上了最后一床被，抚棺痛哭，捶胸顿足。他不断哽咽地说：“三哥、三哥，您别走啊，以后谁帮我呀？！”如此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令马连良心灰意懒、意兴阑珊，无心于氍毹之上。他深知道，艺术是人创造的，乔三走了，没有任何人能替代他，舞台上没了默契，这戏还唱什么劲儿啊？他心中明白，一个马连良艺术的鼎盛时代结束了，我还会东山再起吗？
1947年8月30日是上海闻人杜月笙的六十大寿，他约请南北名伶前来上海，要办一次大汇演，杜多次派人来京约马。袁世海见马连良心情郁闷就前来相劝，他说：“三叔，咱们还是赶快去上海吧，您还没看出来这阵势，咱们一天不走，这义务戏就永远的没完！谁受得了啊？！”马连良心想世海说得有理，只有唱戏才是自己目前唯一的精神寄托，只有寄情于舞台上的每一场演出，才能暂时忘记那场混帐“官司”带给自己的屈辱，以及失去艺术伙伴给自己的精神上打击。加上自己身上还欠着一屁股账，必须强打精神挣钱还债。就像《打鱼杀家》里萧恩唱的那样，“我本当不打鱼关门闲坐，怎奈我的家贫穷无计奈何！”李华亭是扶风社的经励科，问道：“三爷，咱们请谁打鼓呀？”马连良无可奈何地说：“乔三爷在，谁都不行；乔三爷不在，谁都行。”
第五章 艺海沉浮（6）
“官司”以后，马连良痛定思痛，看透了当局者的本来面目。他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让马连良伤透了心。俗话说的好，“官字两个口，怎么说他都有。”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一向谨小慎微的马连良，从此对政府与官僚在心理上产生了一种抵触和惶恐。在这种黑云压城的社会里，为了生存和理想，为了他心中那不灭的艺术之火，他只有选择远离和逃避，躲开这黑暗的政治旋涡。马连良因此有了永远不想与政治有任何牵扯的思维定式，这种思维定式也影响了他此后二十年的人生命运。
在杜月笙的安排下，北京梨园界的头牌大腕，乘坐一架包机奔赴上海，其中有马连良、谭富英、叶盛兰、李少春、筱翠花、张君秋、刘连荣、袁世海、马富禄、叶盛章等。这一时期，发生过几次著名的空难，像戴笠、李世芳等名人皆因飞机失事而死。大家上飞机后，心里多少有点犯嘀咕。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忽然，飞机从半空中像一个自由落体一样，垂直般地向地面坠落，大家的脸顿时全吓白了，李少春从座椅上摔了出去，在空中走了一个“抢背”，落在另一个椅子上，难道真要死无葬身之地吗？飞机下落了两千多英尺后，终于被控制住了。大难不死，梨园幸甚。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马连良在飞机上黯然神伤，心中既忐忑不安又无可奈何，这出师不利的兆头让他对茫茫的前路有了几分不祥的预感。果然不出他的所料，这次离开故土京城以后，马连良就像一只有家难回的离群孤雁，在南天一隅无枝可依，徘徊游荡了四个多年头。
提起杜月笙，人人都知道他是###会的三巨头之一，而且后来者居上，多年稳坐上海“一哥”的交椅。他在“洗底”以后，行为做派处处表现得很有绅士风度。夏天天气炎热之时，也不愿除去长衫，因以年轻时身上的纹身为耻，不愿示人。他本人又是一名痴迷京戏的票友，戏院的生意只是他的九牛一毛，在他的戏院中演戏，院方多不与名伶夺利。因此北方的演员都愿意去上海，包银高而且守信誉。
他非常喜欢老生行当，最喜欢唱的是《四郎探母》里的“洋烟灰”（杨延辉）。一次他以悦声居士之名与章遏云合演“坐宫”，害怕“叫小番”时的噶调上不去，有手下献计：“老板自管唱，我自有办法。”等他在台上，水袖一翻，“叫小”两个刚出口，台下马仔登高一呼，彩声四起，把个“番”字全湮了。
除了票戏外，对须生演员一直比较关照。周信芳因办戏院亏了本，向他借钱，他对周说：“你什么时候还，怎么还，由你自己定。利息不必谈，数目如数给你。但我奉劝你，当你的‘角儿’好了，办戏院是另一门学问。”周信芳后来对杜的这番言论非常信服。
1931年他在“杜家祠堂”落成之际，约请余叔岩南下，余未能成行，杜表示深深的遗憾。而外界盛传，余叔岩高风亮节、铮铮铁骨，宁可不要上海“码头”，也不趋炎附势，把余的形象人为拔高。在舆论方面余叔岩大占上风，而杜则处于劣势。实际情况是余叔岩最后一次在沪演出时，在共舞台上座非常不理想，不俟期满，余叔岩“认栽”，打道回府了，可包银却提前收了。黄金荣对余说，照理应退还部分包银，但我不愿意这样办，下次来沪不管谁约你，唱完之后到我这儿来，补足欠下的日子。余自然同意。后来余叔岩得了肾病，身体虚弱，不惮远行做营业性演出，只能应付个别堂会。若南来上海唱了“杜祠”堂会，不补足共舞台的演出，就会失信于人。所以余不能南来，是身体条件不允许的原因。对此杜从不对外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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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艺海沉浮（7）
马连良在与陈慧琏结婚后，一直想把陈慧琏以前的两个孩子带回北京。他们和外公一起在上海生活，由于战乱，多次迁居，马连良夫妇寻找了多时都没有下落。后将此事拜托了上海戏院界的“大能人”孙兰亭，孙将此事又告诉了杜月笙，杜说：“一句闲话。”没过多久人就找到了。这两个孩子就是马连良的四子马崇政和次女马静敏。抗战爆发后，杜又帮忙马连良把儿子转移到大后方重庆去读书。
说起杜月笙对京剧的偏爱，不能不提1931年的“杜祠”和1947年的“杜寿”这两次南北名伶大汇演。特别是此次六十大寿的堂会演出，有“谋士”建议改为赈济两广、四川、苏北等地水灾的义演，将全部收入作为救灾之用。另外，把寿礼收入办一个月笙图书馆和编印上海市通志，在编印通志时，把他过去的一些活动都写进去。杜对这件事极感兴趣。虽然有为其个人歌功颂德，树碑立传之意，但客观上还是搞了几场全国超一流水平的京剧汇演，促进了“京朝派”和“海派”艺术的互相交流与融合，对京剧艺术的发展是有推动作用的。值得一提的是全部《四郎探母》这出戏由李少春、周信芳、谭富英、马连良四演杨延辉，梅兰芳的铁镜公主、芙蓉草的萧太后、姜妙香的杨宗保等，如此阵容，在中国京剧史上也是极其少有的。
唱完“杜寿”之后，马连良在上海正式展开了“还账演出”。此次演出由孙兰亭统一调度、安排，是马连良在上海连续演出最长的一次，为期四个月，在中国大戏院登台。以往前三天打炮戏都是《借东风》、《四进士》、《苏武牧羊》，此次别出心裁，每出剧目均连演三天，再改其他剧目。上海观众都知道马连良为打“官司”倾家荡产，一个个踊跃购票，给马连良以大力的支持。戏报每贴必满，观众热情始终不减。为了报答观众的知遇之恩，马连良在台上使尽浑身解术，尽情挥洒，使观众大饱眼福。可马连良毕竟是年近五旬之人，老不讲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