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独树一帜（6）
1927年由陈春龄组班“春福社”，约马连良做挑班的头牌老生，真正步入了“一线明星”的行列。从“富连成”毕业到今天，马连良艰辛跋涉了整整十年。所谓“挑班”，就是头牌唱大轴戏的主演。但不一定是班社的老板，马连良与其他搭班的一样，照样拿戏份，班社的盈亏与他无关。“春福社”的老板是陈春龄先生。老板对挑班者的建议多数采纳，以利演出的效果。由于“话语权”的增加，终于使他对京剧改革的抱负得以施展。
首先，重金礼聘老伶工王长林、钱金福二位为其配演。这二位老先生都曾傍过谭鑫培和余叔岩，对“谭派”真谛深谙其道。马连良通过向这二位老先生的请益，对传统剧目《定军山》、《盗宗卷》、《问樵闹府》、《打棍出箱》等剧目的演艺均达到了精益求精、更上层楼的水准。
另外，马连良对当时所流行的剧目做了一番深入的研究。“京派”伶人喜唱折子戏，都是以前传统本戏的精华部分，文人雅士多喜观看。然而剧情无头无尾，平民百姓不知所云。“海派”伶人多演连台本戏，以新奇冗长，一天一本，无尽无休为招徕，艺术上不免流于低俗。此时，马连良的业师蔡荣桂已离开“富社”，他对马说：“连良，我终于看到你挑班的日子了，我要把我这一肚子戏都给你排了！”马连良大喜，约请蔡先生作为班中的抱本子管事，即专门负责剧本及说戏。在蔡荣桂的帮助之下，他开始编演一些带有“全部”名称的本戏，如《全部武乡侯》、《全部秦琼发配》、《全部火牛阵》、《全部范仲禹》、《全部宝莲灯》和《全部清风亭》等等。这些作品都是在精华的折子戏基础上，增益首尾，合理连接，并一天一次性演完的“本戏”。使观众既了解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又欣赏到了剧中的精华，从而吸引了大量的、各阶层的、不同品位的观众群体。
此时大清王朝早已灭亡多年，艺人失去了皇家的赏赐。民国首都的南迁，政要们的大量堂会也随之减少。艺人要想挣钱发达，只有靠互相在营业戏中的竞争。马连良此时上演大量新编“本戏”，既提高了戏院的上座率，增加了收入，又形成了自己的演艺特色，可谓一举三得。对于自己所会的谭派戏目，根据自身的嗓音条件，选择上演唱、念、做结合的剧目。而像《宁武关》、《战太平》、《洗浮山》等谭余经典，则主动规避余叔岩之锋艺，不与其正面对憾。这也正是他有自知之明、聪明过人之处。于是上演与之形象、内容类似的《广泰庄》、《夜打登州》等戏，同时也能收到观众满意的效果。说明马连良除了是个艺术家外，还颇有商业运作上的经营、策划之才。“本戏”成了马连良演艺的特色之一，不但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又使京剧艺术在剧目上得到丰富和完善。
由于马连良在戏中所塑造的人物多为智慧、聪颖的形象，如《借东风》中的诸葛亮、《清官册》中的寇准；或者具有诙谐、狡黠的性格，如《四进士》中的宋士杰、《失印救火》中的白槐等。人物的性格决定了在表演时，念、做要自然、潇洒，受其影响唱功也随之飘逸、巧俏，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独树一帜的表演风格。
第二章 独树一帜（7）
此时当红须生除余叔岩之外，还有高庆奎和马连良，世称“老生三大贤”。余叔岩的观众群以文人墨客、风雅之士居多；高庆奎则以商贾、平民为主；马连良则上至达官贵人、文人雅士，下至贩夫走卒，兼有大、中学生，以受众面最广而与余、高两家呈三足鼎立之势。
1929年，马连良的嗓音真正地回复到了他的艺术生涯的最佳阶段，他的“倒仓”期大约持续十年左右的时间，这对一名老生演员来说，无疑是超长的“刑期”。然而也正是这超长的“刑期”，迫使他十余年来勤学苦练，不敢稍加懈怠，终成一名唱、念、做、打全面发展的名角儿。
这期间在蔡荣桂先生组班“扶荣社”中，马连良任头牌老生，上演了许多蔡先生主排的新剧目，如《许田射鹿》、《要离刺庆忌》和《安居平五路》等。由于马的嗓音已能唱高亢、激越的唢呐二黄《龙虎斗》，引得多家唱片公司争相邀请他灌制唱片。作为一名有十几年舞台经验的专业艺人，马连良深知这时的嗓音可能就是他一生之中的最佳时期，于是他对唱片公司的人士说：“请在唱片开头之时，加报一句民国十八年。”唱片公司的人开始还不解其意，马连良意味深长地说：“以后您就该念我的好了。”没过两年，蓓开、开明公司等凡标有“民国十八年”或“十九年”的马连良唱片，果然销路畅旺，张张流行，唱片公司老板对马连良说：“足下待我，情深义厚，千言万语，感激不尽。另外，以后您千万别干唱片这行，否则我们就都没饭了，哈哈……”
就在马连良的事业蒸蒸日上、一帆风顺之际，也同时遇到了来自内、外两方面的强大压力。曾经引领他走上艺术道路的三伯父马昆山已淡出舞台，带着俩儿子马叔良、马宏良等回京。让叔良在“斌庆社”带艺作科，同时向其三兄马连良学习技艺，表示最好能在三兄身边唱个二路老生等配角直接吸收舞台经验。马连良的六伯父马沛霖以前在上海工丑行，现年事已高，回京养老，由于在台上会得多，希望能为马连良做“后台大管事”，戏班里又称“坐中”，负责安排剧目，监督演出进行和指导演员等工作。马连良的大哥（堂兄弟大排行）马春樵工武生、红净，带着唱武生的儿子马君武，也从上海回京，前来投奔三弟。四弟马四立也想回来。一时间马家人丁兴旺，又恢复到马连良小时候的热闹场面。父亲马西园已年过六旬，见兄弟及子侄们都回来了，心里既高兴又骄傲，敦促儿子早点给他们都安排上事由儿。没地方住就把租出去的房子收回来，让他们住。一大家子其乐融融，生活上的支出全靠马连良唱戏的收入。家大业大开销大，马连良只好通过中间人找业师蔡荣桂商议，要求涨一些戏份，同时安排自家亲戚入“扶荣社”，以便他们都能自食其力。
没想到蔡先生的答复十分生硬，他说马连良能有今日，全靠我给他排戏，否则他什么也不是，所以戏份不能涨。我办的是“蔡家班”不是“马家班”，用什么人由我来选，马家的人太多，我照顾不过来。如果他们要办“马家班”，我就去捧“富社”正红的李盛藻、杨盛春、刘盛莲等，将来给他们拴个班，我的收入比“扶荣社”还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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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独树一帜（8）
马连良心想自己这些年一路走来，的确与蔡先生的帮助分不开，如果因为钱银之事与业师不睦，自己于心不忍。可马家这边一大家人等着吃饭，也是个现实的问题。于是马想到了师父，想让师父叶春善给拿个主意，从中协调一下。
叶师父见马连良来了，非常高兴。在他所有的弟子中，马连良最给他争气，师徒情同父子。听了马连良道明原委之后，叶春善说：“我只能告诉你两点，第一，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第二，按他的意思，你办你的‘马家班’，他搞他的‘蔡家班’，这样他最多是不高兴，还不至于伤了和气。”马连良说：“我本想您二位是小荣椿科班的师兄弟，想请您从中说和一下，不想和他分家。”叶说：“那你可找错人了！你知道蔡先生曾经与‘富连成’分手，可不知为什么，这本来是咱们‘富社’的家丑，我从不对外讲，你自己心里有数就是了。”
原来，蔡荣桂先生在“富连成”是“开国###”之一，与萧长华并称“左右丞相”，其职责是负责教老生戏。戏班对外演出、联系堂会等事宜，均由“经励科”负责。有些顾客因与蔡相熟，就把“买卖”与蔡谈了。这种超出其职责范围的事，本是戏班的忌讳，但蔡先生一直经手了十几年。因考虑到主要还是为社里拉买卖，叶社长就没加干涉，并派了一名出科弟子金喜棠为之跑腿。一次，蔡应了一本同兴堂的堂会，这家饭庄就在广和楼附近的取灯胡同，只隔一条前门大街，赶场扮戏非常方便，所以价钱也极便宜，二百五十大洋是公价，行内尽人皆知。演出之后，蔡只收了二百二十块，交社里仅一百八十块。金喜棠知道实情，蔡又拿出十块给金做“掩口费”，金喜棠不为所动，把十块钱交给了叶社长。叶认为事关重大，为了不伤蔡的面子，不激化矛盾，叶借故将蔡辞退，让金接管一切对外交际事宜。这本是蔡自身的错，可他不但不感激叶的做法，从此在外事事与叶做对，近乎反目。
叶师父说：“这事说明蔡先生在钱财方面，只重利益，不辨事理。你们今后在一起合作，这种事情怕避免不了。不如趁大家没伤和气，好聚好散，咱们戏班的早晚在一个锅里混饭吃，将来合作也不尴尬，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另外，相信你马连良没有了蔡先生这个‘拐棍’，照样立得住，这才叫真本事呢！”马连良回到家里，把师父的意见和建议对父亲及三伯讲后，一家人便开始酝酿组班之事。马西园叮嘱儿子说：“将来真挣了大钱，你可别忘了孝敬蔡先生！”
另外，蔡、马二人在艺术见解上的不同，也是导致他们分手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次，某公馆办私家堂会，表示愿出高价请马连良演《辕门斩子》。来人说从未听过马老板的《斩子》，想必不错。说话表面如此，实际是故意看看马连良敢不敢唱这类有难度的戏。马有骨气，接戏后请蔡先生给说，蔡按当年刘鸿声的路子说了一遍。马认为老腔老调的路子已经跟不上时代的要求，也不合自己的条件。于是自己从王又宸的戏中套出不少小腔，并加以改编，按自身的条件去唱。虽然反响极佳，但蔡听了之后心中不悦，因为唱的不是他说的路子。后来蔡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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