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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中国利用多种不同渠道了解普通老百姓的意见。最近，陕西省的一个小城市在网上征询市民在教育、住房、农业、旅游、环保、交通、医疗保险、法律法规等各方面的意见与建议。从初步的反馈来看，人们最关心的5大问题分别是住房（7938票）、民生（6924票）、教育（6745票）、医疗保险（6596票）和交通（6386票）。此外还收到了30000多条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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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有了更多的话语权
l在一篇题为《妇女的参与是否有利社会进步》的报道中，《佳木斯日报》公布了一项关于该市妇女状况的调查。该调查显示，女性在该市社会发展中的参与度有了显着提高。女性最为关心的5个问题依次为：1）希望能够对社会进步做出贡献；2）希望自己的权利得到尊重；3）希望能够参政；4）希望提高社会保障水平；5）希望扩大教育机会。
l2008年初，湖北省麻城市女企业家协会成立，共有60位女性参加。她们的宗旨就是提高生活质量、引导会员依法经营、诚实守信，加强企业间的合作。
中国自下而上的行动在社会各领域都得到了迅速发展。我们在下一章中将会看到，几乎没有一个领域不受这一力量的影响。把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中国人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走完了其他国家需要三四代人才走完的路程。
自从2002年11月当选为*中央总书记之后，*就邀请所有政治局成员参加集体学习，请专家们就法律、*、金融危机、社会改革、革命与宗教等题目进行讲解。我们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高层领导正在努力学习，以免遗漏任何一个确保中国继续发展的可行方案。比如说，法制体系改革的必要性就是他们的共识之一。在*十七大上，胡主席就曾提出，“我们必须把依法治国作为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打击腐败的艰苦斗争
在加强依法治国的斗争中，执法往往是更大的挑战，这方面对中国来说，当前最突出的是*问题。我们曾多次与中国领导人就*问题进行过公开讨论。他们承认，*，特别是在基层，是最严峻的问题之一。
众所周知，中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建设，这种情况下资金的流动量是非常大的。上海浦东新区建设的初期当然也是如此。第一届浦东新区管委会主任、“浦东先生”*从一开始就非常关注令人痛心疾首的*现象。他经常说：“高楼大厦起来了，一些同志却倒下了。”
为了防止政府干部以权谋私，浦东新区政府设立了3条 “高压线”。第一条：任何领导干部，个人不准擅自定地价，不准擅自决定对个别项目的政策优惠；第二条：任何领导干部，个人不准决定工程发包。工程发包应通过公开招标竞争，由专家评审、集体决定，做到公开、公平、公正；第三条：任何领导干部，不准在征地、动迁中利用职权为亲属好友从中获利。此外还有两道不可触碰的“防火墙”：任何开发公司负责人不准擅自决定公司的资金拆借，不准擅自以公司名义为他人的银行贷款作资金担保。
就像*主任在自己的《浦东奇迹》一书中所写的那样：“廉政也是重要的投资环境。”
我们曾在与不同官员的私下交谈中多次提到建立“公章指数”。众所周知，审批都需要公章或者官员的签字才能生效。要盖的公章不是一个，而是很多。每个公章都可能会引发官员为自己谋点私利的贪念。简化审批程序自然而然就会减少官员们所面临的诱惑。“公章指数”则可以迅速告诉我们某一程序的审批是否已经简化。
2008年3月3日，《中国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清理门户》（House Cleaning）的文章。它报道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原副院长黄松有被撤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兼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朱志刚辞职、以及另外两位全国人大代表辞职。虽然原因各有不同，但是他们的问题都和金融违规有关。
2009年3月《中国日报》上的一篇文章要求“对*绝不手软”，它认为如果对*官员仁慈将会动摇公众的信心。作者还建议加强对政府官员的法制教育。2007年10月因为受贿而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就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
2009年1月的另外一篇新闻报道指出，挖出*官员只是治标，如果不清除病根，那么*还是会再次发生的。最近，《中国日报》还提到，许多逃往国外的*官员都已经把自己的非法所得通过早已移居国外的配偶或者子女转移到了其他国家。因此，必须建立有效的预防机制。这一预防机制迟迟没有出台的原因就在于权力过于集中。让这些官员出台政策监督自己的权力无异于“让鸟做个笼子把自己关进去”。预防体制的建立最终必须要在严格的法律框架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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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开放
2009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在向3000名代表做报告时说：“中国要积极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中国的纵向*化进程还将继续，但是仍将以中国人对和谐与秩序的追求为前提。*进一步解释说，“我们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两院制。”他还提到了中国人大与西方议会的三大区别：
l中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是西方的多党制。
l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是西方的“三权分立”。
l全国人大代表具有广泛代表性，不像西方议员是某党某派的代表。
虽然中国共产党仍然是执政党，但是它已经开始允许更多阶层和党派人士参政执政。过去被谴责为资本家的企业家们也参与到了决策过程中，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胡主席曾经说过：“我们必须挑选和推荐更多杰出的党外人士担任领导职务。”
个案和数据一样，都能说明问题。万丰奥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老板陈爱莲就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共产党员。该集团是亚洲最大的铝合金轮毂生产商，也是全国屈指可数的汽车配件供应商。她的故事不仅是私有经济蓬勃发展的缩影，还反映了私有企业主政治地位的提升……1995年她加入共产党，之后还被选举为十七大代表。在接受《中国日报》采访时她表示，自己对于当选十七大代表并没有感到意外：“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士兵一样，私营企业主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自下而上的社会创新
信任是无法通过要求、命令实现的，也是无法用金钱收买的。不管是中央、地方政府还是各类政治机构在做决策时越来越重视关注社会问题，倾听人民的意见，真正实现人民的参政议政，从而赢得他们的信任。在过去10年中，互联网作为一项参政议政的工具显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第四章中，我们将会提到互联网引导纵向*信息流的作用。和在其他国家一样，在中国各种各样的网络社区迅速出现，使得人们可以很方便地找到各种信息，从博客中发现关于宠物、菜谱或者节日问候的各种信息。
另一方面，政府对来自各个层面自下而上的意见采取更加开放的态度。高层领导之间讨论的重点已不再是意识形态上的教条，而是不同社会力量的不同需求。党的各级书记一直在关注和处理日益严重的农民工、农村失业以及有待改进的社会保障网络等问题。各个领域都显现出很多变化的迹象。
城市官员还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受过良好教育的新一代年轻人希望能自己做主而少受政府的干预。胡主席说：“我们必须减少政府干预和微观管理。”这说明中国领导层已经充分意识到不必过度干预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
党内知识分子们也在思考教育体制的改革问题，而且意识到教育是第一要务。中国的教育体制相当严苛，过于强调尊师重道，太少鼓励个人自信；过于强调死记硬背，太少鼓励创新。胡主席说：“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
农民代表要求政府增加对农业的补贴，政府也的确加大了力度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缩小地区性差异。提高农村教育水平也是农村发展的重点之一。但是，想要真正缩小城乡差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004年，就任总理不久的*承诺废除所有农业税。在此之前，中国从未把土地免费租给农民。对此承诺许多人表示怀疑，但是*兑现了自己的承诺。2005年，农民开始无偿使用土地了。农业在中国GDP中所占的比重仍然高达10％，而美国和德国的这一比例仅分别为和。农业所涉及的人口数量也是庞大的：43％的中国人在从事农业生产。
最近几年，凭借周围农田众多的优势，富锦市宏盛镇推出了一项“城乡共建”的计划。该镇在跨区域农业机械、推广农业技术、畜牧业发展、新农村建设、文化、教育和医疗等方面开展了广泛合作，极大推动了农业发展规模，为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城镇与农村之间还进行了人员交流，相互学习。《佳木斯日报》评论说，这种“城乡共建”模式用最少的投入获得了最大的产出，为乡镇的经济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
营造纵向民主
中国政府为自下而上力量的增强提供了诸多有利条件。胡主席指出，“中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充分*的权利。”我们在前面章节曾经提到过，中国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时候并没有非常详细的计划，而是通过自上而下决策与自下而上参与的机制逐步摸索出来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市场经济这一概念，中国人民则在实践过程中贡献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