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巨头陶氏化学也打起了中国种子生意的主意。2009年2月，陶氏化学的全资子公司陶氏益农公司与中国杭州的中国水稻研究所宣布，双方已签署一份研究协议，将把陶氏益农的生物技术平台同中国水稻研究所的先进水稻种植资源相结合。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跨国公司高管指出，中国种子行业的分散性是特别明显的，从产业化来讲还是起步阶段，也就是打破过去的所有制，从国有到市场化。
制造越开放越安全的舆论（详见http：//。）
针对公众对粮食安全问题的关注，“越开放越安全”的舆论也出现了。
持外资威胁论者的论点基于一个假设：种子安全是粮食安全的第一道屏障，如果中国农民大面积使用洋种子，一旦中国与外资企业总部所在国关系发生变化，洋种子一断供，中国怎么办？对此，孟山都的表态是：孟山都是一家上市公司，严格遵循上市公司市场运作规则。孟山都的所有经营和管理行为根据市场经济规律，与政治无关。
孟山都大中国区企业事务部高级总监孙晴说：“农民是最精明的商人。他们只购买那些帮助他们获得更好收成的种子产品。孟山都与农民的关系是在中国分享成功，这与中外关系的问题是完全不同的。”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孟山都的高管对中国农民的恭维实在令人不敢当，原来中国农民是“最精明的商人”！鉴于正确的选择已经全部被孟山都等跨国公司所包揽，“最精明的”中国农民所能选择的，只能是被孟山都所奴役，正如阿根廷农民和印度农民一样！
先锋公司中国区总裁刘石则说：“粮食外交，我是不赞同的。主权是不能买卖的，粮食是能买卖的。国际上有便宜的就买嘛。国外的一进来就说灭顶之灾，就要拒绝人家进来，那这个思维上就出问题了。经济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改革开放，就必须得开放，我先进我出去，你先进你进来，这是不存在灭顶之灾的。”
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林敏说，不能总是以一种冷战思维来看问题。
总之，这些专家指出，现在的局面是越开放越安全。
政府要做的是进行产业政策引导，建立统一审定标准和产品质量标准，扶持品质好、质量高的品种和产品，淘汰没有推广价值、简单模仿或同质化的品种和产品，而不仅仅是补贴。
刘石说：“是否给国内种子企业一定的保护期？我们发现凡是开放得较早的行业，都发展起来了。没有外力刺激的话，很难集聚和整合。”
林敏说：“不能一味保护，盲目抵制，那样国内的也长不大。”
那么请问：为什么美国农业已经长成世界第一大了，而美国的农业部门一半多的收入仍然来自政府补贴，而且在多年的外贸谈判中，美国从来拒绝取消对农业的巨额补贴？说到这一点，鹦鹉们却绝口不提向美国学习了！
巧妙包装，打造形象
转基因寡头拥有成熟的包装手法，策略之一是用学术研究来掩盖其控制世界人口的意图，用国际组织的金字招牌来迷惑大众。
1927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大量资助德国优生学研究。洛克菲勒集团与法本公司建立起密切联系。
20世纪30年代后期，洛克菲勒基金会大力资助纳粹德国“第三帝国”的优生学研究。洛克菲勒基金会发展分子生物学这个新学科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回避和削弱其种族主义优生学所面临的社会批评。纳粹德国已经让“优生学”背上了“恶名”。他们招聘化学家和物理学家来创建新的学科，他们把这个新学科命名为分子生物学，以区别于经典生物学。
在1932～1957年这20多年间，洛克菲勒基金会拿出了数目可观的9000万美元来支持建立分子生物学这一新学科。
1938年，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年度报告中，韦弗尔第一次运用了“分子生物学”这一术语来描述他们对这一研究的支持。洛克菲勒集团里里外外的人都把它视为社会控制和社会操纵的最终手段，即优生学。该基金会的科学家充分借鉴了人种优生学的研究，基于几乎所有的人类问题都可以通过基因和化学操作来解决这一基本假设，创立了分子生物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韦弗尔和洛克菲勒基金会是世界上所有分子生物学研究的中心。
1941年，洛克菲勒的科学家们就已经为他们后来的转基因生物和基因革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6年初，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分子生物学新领域的基因学家聚集在冷泉港由卡内基和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优生学记录办公室，参加一个题为“微生物基因学”的大型科学年会。
1952年约翰三世成立人口理事会。
1953年约翰三世成立农业发展理事会。约翰三世的农业发展理事会还为经过精心挑选的几所亚洲大学聘请了美国大学的部分教授来培训新一代的科学家。最好的科学家会被选送到美国攻读农业科学的博士学位。从跨出美国大学校门之日起，这些科学家就会遵循洛克菲勒的农业发展观而卖命工作。这个精心构建的网络将在日后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全球传播转基因农作物的战略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1961年洛克菲勒三世向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表了“第二次麦克杜格尔讲演”。他告诉听众：“在我看来，人口增长是当今社会仅次于核武器控制的头等大事……过快的人口增长带来的问题由于其冷酷的必然性和数字上的确定性，使得人类社会的前途变得惨淡和可怕……人口增长的严酷现实打乱了人类的基本需要，并且阻碍了人类更高需求的实现。”
1966年福特基金会投入相当一部分资金与洛克菲勒基金会并肩作战。福特基金会是一家与美国政府、情报机构和国外政策集团有紧密联系的私人免税基金会。有了福特基金会的资源支持，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绿色革命真是如虎添翼。同年，墨西哥政府与洛克菲勒基金会共同成立了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CIMMYT）。中心致力于推行20世纪40年代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提出的小麦育种研究计划。
20世纪70年代初期，尼克松给基辛格下达了一个任务，让其领导一支高度机密的政府专门小组，研究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及其与美国国家安全的关系。这个秘密的专门小组背后的动机来自约翰·D·洛克菲勒和洛克菲勒人口理事会。
1974年《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完成。减少全球人口和控制粮食成为基辛格领导下的美国战略性政策。这也将成为美国应对全球战略威胁、不断从发展中国家获取廉价原材料的全新的“解决方案”。
1982年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些高级顾问力劝基金会的管理层把资源投入到应用分子生物学进行植物育种上。
1983年开始，里根政府开始资助三角洲与松兰公司的终结者技术研究。
1984年罗纳德·里根连任总统，美国的转基因寡头在对农业部的政策产生影响和进一步影响世界粮食市场的能力方面跃上了一个新台阶。
1984年12月，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理事们一致同意建立一个为期10～15年的项目，把新生的分子生物技术应用到水稻的育种方面。随后的20年中，洛克菲勒基金会为了促进和宣传基因工程的开发研究及其在改变世界粮食生产方面的应用，直接投资了1亿多美元，间接投资数亿美元。
1984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决定启动绘制水稻基因组图谱的综合性计划。他们通过新建立的“国际水稻生物科技项目”把研究经费投入到世界顶级的研究实验室中。在以后的17年里，基金会花费了亿美元在世界范围内开发和推广转基因水稻。到1989年，基金会每年又在“培训与能力建设”项目上追加了5400万美元，在后来的10年中累计达到亿美元，以传播转基因水稻的最新进展。基因革命的种子正在被精心播撒。
198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首先发起了对转基因植物的商业用途可能性的大规模研究。
1994年，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建立了世界贸易组织，该组织通过了一个极端的新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第一次允许跨国公司对植物和其他生命形式申请专利保护。
1995年9月27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费尔蒙特饭店会议”。
转基因寡头手中的国际学术机构：
①洛克菲勒基金会、洛克菲勒约翰三世的农业发展理事会和福特基金会共同在菲律宾的洛斯巴诺斯成立的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
②热带农业研究所，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创办，位于尼日利亚。
③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CIMMYT），由墨西哥政府与洛克菲勒基金会共同创立。
④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CGIAR），1971年由国际水稻研究所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和国际热带农业研究所联合创立，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与福特基金会的慷慨资助。
在中国，为了树立企业形象，孟山都、陶氏化学均在名牌大学设立了优厚的奖学金，显示了其文化战略。
策划于立法，洗脑于无形
需要注意的是，正是嘉吉公司撰写了WTO的农业规则，命令中国这样的国家开放市场来“竞争”。但是嘉吉或者ADM，它们自己并不是自由市场的公司。它们是美国、欧洲、亚洲事实上的垄断者。
更早的故事是，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孟山都公司的专利律师曾经参与过中国专利法规的制定。
更需要注意的是，转基因寡头对发展中国家官员的洗脑。
2008年3月25日，欧盟发布消息（详见http：//。），美国嘉吉公司将与中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局（AQSIQ）建立一项联合性的食品安全管理培训计划。嘉吉公司在一项声明中表示，将为中国政府官员、学者及商界领袖提供为期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