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13日清晨到达首都机场。时间太早了，看不到报纸，忐忑不安地上了飞机。抵达东京的时候，因受台风影响，凄风苦雨，气温只有10摄氏度左右，心境黯然。出了机场，看到报亭的报纸报道中国地震情况，标题令我们非常愤然。
到达横滨宾馆住下，因为送我们上船的中国旅行社同志脚踝严重受伤（在北京第三航站楼上摆渡车的时候，有一个台阶完全没有任何标识，她一脚踏空了。在此向新航站楼提出严肃意见——登机口的台阶处，应漆以显著的黄线警示。），我陪她到医院诊疗。后来才知道她是骨折了，真是佩服她的勇敢和坚强。忙忙碌碌的直到夜半，没来得及看电视。
第二天，横滨依然是风雨凄迷，我们到了出港大厅，熙熙攘攘，挤满了乘客和送行的人。轮船开动的那一刻，船下很多人哭了，跟着船跑出很远，泪眼婆娑。我想，日本是个岛国，以前出海的人，生死未卜，这一次旅行万里迢迢，历时三月有余，要穿越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还要掠过北冰洋的边缘，所以就格外难舍难分肝肠寸断吧？
船开动之后，我拖着行李找到自己的舱房。因为是靠近水面的底层房间，颠簸较重。我原本就有晕船的毛病，这一下子胃里更是翻江倒海，只好到卫生间呕吐一番。好在早已有了思想准备，知道晕船这个症状，并不是病，只不过是内耳的半规管太敏感了，只要坚持住，就会逼迫它渐渐地麻木起来，最后适应波涛起伏的节律。对着马桶放肆地大吐特吐，真是一件爽快事。
可惜理论上的正确认识，代替不了生理上的强烈反抗。我僵尸一般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随着船舷的每一次侧动，都会灵敏地觉察到自己体内所有的液体，都随之共振。血液、胃液、肠液、脑脊液，甚至关节腔的液体，一概上蹿下跳……我只好服加量的抗晕动药，昏昏沉沉地睡了三天。眩晕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借到孙悟空的金箍棒拿来一用。因为记起这件无敌兵器在龙宫时的原名——“定海神针”，扔将出去，一把将海死死定住了，风浪即刻会止息吧。
到了第四天，反动的半规管终于投降了，早上起来，我第一次感到不再天旋地转，可以进行比较正常的思维了。这才发现，船上的很多设备没有就绪，一卷卷的地毯正在铺设，电视里没有任何信号，电梯不能开动，网络无法使用……人高马大的欧洲工人们，正在各处马不停蹄地调试安装着，整个船体到处叮叮当当。
我说，这好像不像是日本人的风格啊，有点“边设计边施工”的味道。
后来才得知，租赁这条船的谈判几经波折，等到一锤定音，后面留给装修的时间已非常紧张。欧洲工人不肯赶工，出海的日期又是早就定死了的，只好带着并未完工的材料仓促远航。
日方原来准备由我讲一堂中国文化课，主题是中国的妇女和少数###，说这是日本民众非常感兴趣的话题。我估计，一是因为我是女作家，人们觉得由我主讲妇女问题，顺理成章。另外当时正值全球奥运火炬传递之时，很多人对西藏问题十分关注。他们从我的简历中得知我在西藏十余年，觉得我对此有发言权。
为祖国募捐（2）
我是个不喜欢演讲的人，这一次又是完全自己出资的个人旅行，所以刚开始我很想推托。不过想到这是中国人首次搭乘外轮环球旅行，尽管我们都是非常普通的中国人，此刻却和国家形象联系起来。位卑未敢忘忧国，我就给自己打气，把这件事答应下来，进入紧张的准备中。同行的朋友们都非常帮忙，觉得一定要讲好，给咱中国人争光。
我们开始议论如何入场，觉得要有精彩的中国音乐，最好是民乐，充满了民族特色。还要有尽可能多的中国元素出现，让这台演讲生动活泼主题鲜明。为此，大家开了好几次会，群策群力。日方也十分重视，专门派出联络员，和我们商讨细节。态度之认真恳切，让人感动。
然而，心情却越来越沉重起来。
地毯没有铺好，这不要紧，走路的时候多加小心，不被翘起的地毯边沿绊倒就是。电视没有信号，这也不要紧，不看就是了。电梯无法工作，也没什么，每天从楼梯爬上爬下权当锻炼身体。没有网络，却让人万分心焦。
同行的一位中国客人有一部海事卫星电话，因通话费极贵，我们为自己的私事，都不好意思借用。从他那里我们听到不断攀升的伤亡数字，心中的悲伤和思念也越来越浓重。深夜时分，我在甲板上仰望阴霾密布的苍天，心想在震中的废墟中，不知是否也是这样的黑暗？恍惚中好像有人呼救，凝神倾听，才知是飞鱼刺穿水面的拍击声。
可是，我们的资料是如此匮乏，无米之炊啊。所有的印象都停留在13日清晨离开北京时的记忆里，除了那不断飞跃的伤亡数字，我们对于灾难的细节了解得非常少。
在1000人的乘客当中，中国游客还不到1％。特别是到达东京时看到的报纸标题，说我们遭的是“人祸”，更让我们愤慨万分。
在和平之船负责人吉冈达也先生大力倡导下，将原定我的演讲会改成有关中国地震的报告会，发起为中国募捐。时间就商定在到达越南岘港之后的第二天下午，地点是船上最大的会议厅。
其实，在这样决定的时刻，我们对国内地震的了解，并不比船上的日本人知道的更多。船上的网络依然一片死寂，希望就寄托在越南的岘港，在那里找到网吧，下载由国内传来的第一手资料。这一次的报告会，必须如实报告我们的灾情，表达出中国人民的坚忍和勇敢。我们期望国际社会的援助，但我们更要有自己的风骨。
为了在21日会议上表达我们的心愿，岘港是获得祖国信息的最后机会。我们用卫星电话向新浪呼唤援助，希望将图片和国内有关震灾的消息发到我的信箱里，这样我们到了岘港的陆地上，找到网吧，就可以得到珍贵的资料了。
感谢新浪博客频道的同志们，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我们所需要的资料发了出来。
我从来没有如此期待过一个城市，简直就是眼巴巴地盼着岘港。到达岘港之前，我对芦淼说，船上原有的安排是到越南古寨游览，古寨根本就不可能有网络。我们必须离团自由活动，才能完成任务。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岘港的网吧。带上笔记本电脑和所有应急的装备，都要两套。只有这一个机会，我们只能成功。
终于到达岘港，才发现事情并不简单。
岘港说起来是越南相当大的城市，但各种设施很不发达，我们背着电脑，徒步走出货港，看到的是一群摩托车私下揽活，连出租车都没有。
为祖国募捐（3）
我们最后和几位游客合伙拼了一辆黑车，几经辗转，到达市内。
刚刚5月，岘港这个越南中部的海港城市，已经非常炎热。在岘港简陋的马路上，我们汗流浃背。岘港人基本上没有人会说英语，这就让寻找网吧变成了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们在马路上漫无目的地走着，在酷似中国南方小城镇的街道上，却找不到国内非常普遍的网吧。就在气馁的时候，看到远方有一座高楼，应该是岘港标志性的建筑物了。我说，就朝那里进发吧。
芦淼背着电脑汗流浃背，怕跑冤枉路，就说，你怎么能肯定那里就有网吧呢？
我说，我一点都不能肯定。但我想，越南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它新建的高大建筑，理论上应该是饭店。如果要和国际接轨的话，就应该有现代化的设备。既然一路都找不到网吧，我们只有误打误撞了。
芦淼说，真热啊。
我说，一个人报效祖国的方式，可能有很多种。咱们现在能为祖国做的事，就是在酷暑中赶路。
我们跋涉到了高楼之下，才知道这倒真是一家大饭店，都修建好了之后，也是有网络配置的，但现在正在内部装修，只有底层开张了，但那不是大堂，而是一家超市。希望又一次落了空，不过总算找到略通英文的人，这一次，我们问网吧的具体地址，他说不知道，让我们到邮局看看。想来这也是个法子，我们就问最近的邮局在哪里呢？他含义复杂地看了我们一眼说，我们这里全市只有一家邮局。
岘港的规模由此可见一斑。不过，这倒让我们有了方向，向着唯一的邮局进发。据说不很远，但我们连续走了几个街区，也没有找到。几乎绝望之时，突然在街的拐角处看到了一个网吧，让人有一种梦幻般的不真实感。
芦淼一头扎进网吧和国内联系。我就坐在网吧门口的台阶上，等着消息。将近正午了，又饥又渴，也不敢喝街上售卖的冰水，怕不干净或是水土不服，闹坏了肚子，如何完成后面的任务呢？也不敢吃街头的米饭团子和米粉，上面糊满了苍蝇。地面的热浪一团团地蒸腾而起，好像要把人炙出油来。
芦淼一会儿跑出来一趟看看我，说网速太慢了，又很容易掉线，你不能着急。我说，我不着急。我们只要在下午四点“和平号”起程之前，完成这个工作，就是胜利。
芦淼说，我已经下载了一些图片，非常悲惨。你要不要先看一看？
我说，我就先不看了，等你录完了，再统一看。记住，除了悲惨的，还一定要有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的场面。
芦淼说，损失惨重的图像，会更激起人们的募捐感情，要是日本人不肯募捐，或是捐得很少，咱们是不是比较尴尬？
我说，募捐成功与否，并不完全决定于咱们的资料和图片是否精彩。当然了，我们一定要尽力，这是以微薄之力报效祖国的时刻，也是为了那些还掩埋在废墟中的兄弟姐妹的呼吁救援。但这不是乞怜，是对人类良知的一种信任。如果日本人不募捐，或是捐得很少，那不是我们的耻辱，而是说明了他们在这种巨大天灾面前的冷漠麻木。再说，咱中国有句古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