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咱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不要用捐款的多少来衡量人类的爱心，那也是一种狭隘的向钱看啊。咱们是在为祖国尽忠尽孝，别的就不要想那么多了。
芦淼又跑进充满了酸腐汗气闷热无比的网吧，继续下载资料。我呆坐在网吧门前，为了对抗腹中的饥饿感，无目的地东张西望。网吧的一侧好像是个小餐馆，不知为什么今天没有开张。不一会儿，来了一辆汽车，车上装满了汁水淋漓的塑料桌椅，还有一摞摞油浸浸的盆盆碗碗……原来是谁家结婚，把这家馆子连锅端了去烹喜筵，怪不得门脸冷清。斜对过，有一家卖纸花的小店，也不知是喜庆的花还是治丧的花。在我眼中，一派凄楚。
为祖国募捐（4）
浑身冒汗，然而心中发冷。如果要说这环游世界的旅程中，何时最伤感和悲戚，何时最惶然和心酸？就是在这岘港的网吧和餐馆门前。
我不知道我将看到怎样惨绝人寰的景象，我不知道即将开始的募捐在这异国他乡，会是怎样的结局。我们是几个毫无章法，没有组织，出海之前也素不相识的普通游客，此刻却被一场祖国的巨大灾难链接在一起。千万公里之外的灾区人民，此刻正在酷烈的煎熬之中，我们能做的却是如此之少！
两小时后，终于下载完资料。
这时，离预定的返回时间已经很紧迫了，根本来不及吃饭，只好空着肚子火速打车回港口。那个越南出租车司机非常狡猾，假装不认识路，带着我们绕道乱走（岘港是多么小的地方啊，港口又是那么明显的标志）。又完全推翻了事先说好的车价，加倍收钱，狠狠地宰了我们一道。看着那张黝黑而贪婪的脸，我想起当年的抗美援越，此刻一句话也不想多说，力主按他说的付钱，好赶快不再看见他。
事后同去的年轻人说我这样做，是纵容了坏人。我承认自己的软弱。因看了图片心中极度哀痛，对人性的幽暗，再也不想多瞄一眼，只求逃脱躲避。
我们在船门最后落闸之前终于回到“和平号”。晚上，几乎彻夜未眠，整理资料。每一幅图片的解说，都要事先准备好，翻译好。而且图片资料的前后安排顺序，我们也颇费思量。关于人选，大家都信任我，觉得这副担子非我莫属。不过我考虑到翻译已经是一位女士，如果再由我——一个半老太太来主讲，在音色和力度的搭配上，都会相对较弱。我建议由芦淼来主讲。一是换青年男子的声音，会让关于灾难和抗争的解说更具变化与力度，二是“和平号”上日本的年轻人很多，我们这边也派出同等年轻的阵容，更富有感染与号召力。人们总是对和自己年龄相仿的人，有较多认同。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次抗震情况报告和募捐演讲，有大量的电脑操作部分，如果由我来操作，面对着日本的操作台，我老眼昏花手脚不麻利，万一有所失误，就可能影响整体效果。如果由芦淼来操作，我觉得安全系数要大很多。
我没有征求芦淼的意见，就在大家的讨论会上提出我的看法。我说，这不是我推诿责任，害怕担重担，才这样建议。如果是从容不迫地谈中国传统文化等等，我绝无二话。但面对着这种非常时刻，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现在国难当头，我们面对外国人讲述自己国家的灾难，我觉得芦淼外语好，操控计算机熟练，所有的图片和资料又都是由他下载的，心中有数。所以，他是比我更合适的人选。如果担忧他在语言和表述方面较之我有所欠缺，我会在今天晚上和他一道，一张张地研究怎样的语言表达，才能达到最适当的分寸感。在这方面，请大家放心，我会竭尽全力。我决不是推诿责任，请想想看，如果放映资料正在关键处，台下的听众们泪眼婆娑，我这里突然操作失灵，只得马上找技术人员上台，还要经过翻译来协调，这种场面一旦出现，听众一定会分心，整体效果必然受影响。如果说，芦淼出马，只有一个语言表述的弱项，经过我们一夜的准备，这个弱项可以得到弥补。倘如果是我主讲，在仪器操作方面的劣势，是无法弥补的。万一出了纰漏，我在台上手忙脚乱地乱摁按钮，技术人员七手八脚地上台帮忙，就让会场上积攒起来的庄严肃穆的气氛变味道……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为祖国募捐（5）
我刚开始提出改由芦淼主讲的时候，大家听都不要听，异口同声地反对。待我把以上意见一一陈述之后，大家沉默了许久，最后表示同意。
会议之后，分头开始准备。芦淼阴沉着脸，不爱搭理我。我能体会到他本来以为在岘港奔波一天，饥渴之中下载完了资料，任务就完成了，不想面临的是更大的挑战。
我说，你不要怨我让你担这样重的担子。这是从大局出发目前最好的选择。
他说，我很紧张。要是讲不好，就给祖国丢脸。
我说，紧张是必然的，这没有什么了不起。适度的紧张，会让我们有更大的能量迸发出来。你想不想为灾区人民做点事？
芦淼说，那还用说吗？！
我说，是啊。隔着这么远，我们不能用手刨土，不能搬开水泥板，不能送去干净的饮水和方便面，不能伸出胳膊献血……我们能做的只是在这滔滔太平洋上，向“和平号”的乘客们，报告我们的灾情和中国人民目前所做的奋斗，以此表达我们的拳拳之心。你不用考虑自己的形象是否最佳，也不用考虑下面听众的反应，就按照我们的意愿来讲。尽力而为，竭尽所能，目前，这就是一切。
我虽这样鼓励芦淼，但我深知面对着一船外国客人，他这个主讲人的责任重大。这是此刻他能为也是必须要为祖国做的事情，别人无法分担。
第二天上午，我们全体到了预定的会场，进行了演练。我们要确保每一个环节都没有闪失，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祖国和灾区人民贡献一点点绵薄之力。
下午，船上最大的会议厅，坐满了日本人。站在台上，面对着陌生的面孔，我有一个很短暂的时间，突然深深疑惑起来——向这些素不相识的外国人（他们之中有些人的亲属，还曾侵略过中国），呼吁救援灾难中的我的祖国和人民，会获得怎样的回应？
吉冈先生亲任主持人，先是让我们各自作了简短的自我介绍，然后进入了赈灾环节。全场默哀3 分钟，那一瞬，容纳数百人的会议厅安静得如同旷野，听得见舷窗外太平洋不息的涛声。
然后，中方开始了演示和宣讲。
芦淼和中国旅行社的王莹女士，站在惨白的光环中，以一种低沉而缓慢清醒的语调，描述着我们那远在千万里之外的祖国，发生的惨绝人寰的天灾，描述着英勇的人民如何在灾难中相濡以沫奋起救灾……
我听见周围此起彼伏的唏嘘之声，我看到晶莹的泪珠从一张张酷似我们的同胞，然而却是异国之人的面庞上缓缓滑下……在这一瞬，我确切相信了人类的良知和慈悲，有着超越种族和国界的光芒。
结尾的那张图片，是一个中国孩子从塌垮的废墟之中伸出的一只小手。经过屏幕的放大，那只伤痕累累布满尘埃的手显得格外触目惊心。芦淼走过去，把自己的手放在那只手上。芦淼身高1 米八以上，他的手掌比一般人显得厚实，但在这只渴望援助的手面前，仍然是那样单薄和微小。
所有的期待，都在这手与手的相叠中传达。
会后，开始了紧张的募捐策划。因为决定由我在新加坡飞回北京，将和平之船捐出的善款以最快的速度转交中国红十字总会，这样船上的有效捐赠时间，就只有22日一天。日本是一个使用信用卡非常普遍的国家，尤其是和平之船上，人手一卡，完全禁用现金。哪怕是买一张明信片一支牙膏，所有的交易都必须刷卡，但这一次捐款限用现金，这就给很多人出了难题。他们的现金不多，大家说如果能容他们在新加坡ATM机上提取现金，就可以多捐一些了。
我们重申“礼轻情意重”。捐款不在多少，重在情谊。
日本的志愿者连夜找纸箱子做捐款箱，小文和芦淼，还有翻译小唐等，一大早就背上了募捐箱，站在饭厅门口，向每一个走过的人，解说灾情，呼吁捐款。吉冈达也先生更是身体力行，和志愿者们站成一排，大声呼吁捐款。他开玩笑说，谁要是一点款都不捐，要想通过这道人墙，恐怕不容易……
有一位老人家，已经70多岁了，她说，我也要为中国的灾民们贡献力量。我老了，别的事情干不成了，我就背上一个捐款箱，见到人就去募捐吧。小文把她募捐时的形象拍了下来，真是非常美丽的老太太。最重要的是，仁慈使人美丽。
紧张的一天过去了，晚上，吉冈达也先生兴奋地告诉我们，他们从来没有取得过这样好的募捐纪录，比以往任何一次募捐都要辉煌。
第二天，也就是5月23日，吉冈先生非常郑重地把封好的捐款交到我手上，周围的人们都撒下了热泪。吉冈先生还说，希望我能向中国红十字总会表达他们的心意，他们很想知道中国灾区目前最需要怎样的专业帮助，他们可以立即组织救援队伍赶赴灾区。
24日凌晨，我从新加坡机场起飞，6个小时后，到达北京机场。这种红眼班机，让人昏昏欲睡，但我却一分钟也不敢大意，在暗中目光炯炯地盯着我的包，包内装着巨款，这可是和平之船上千名乘客的心意，万一出了差池，担待不起啊。7点多出了机场，我顾不得满脸倦意，用冷水激激脸，直奔中国红十字总会。
清晨的北京，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街道，一点变化也没有，陌生的是空气。海上的空气无比新鲜，带着薄荷的清凉，城市的空气，则有浓郁的汽油味，令人的肺叶不敢舒展。
因为是外币捐款，要到二楼清点。这些款子里，有日元、美元、欧元，还有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