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早年赞同康有为的变法维新主张，戊戌政变后，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梁逃亡日本，后党嚣张，国家元气大丧，王国维深感悲愤失望。1898年9月26日，他在致许家惺的信中写道：“今日出，闻吾邑士人论时事者蔽罪亡人，不遗余力，实堪气杀，危亡在旦夕，尚不知病，并仇视医者，欲不死得乎？”他视保守派为“病人”，视维新变法的志士为“医者”，这种思想在当时够激进的了。王国维的头脑中不太在乎满汉夷夏之辨，对民族革命素来不抱同情，他对中国同盟会的少年始终缺乏好感。王国维游学日本时，曾在复罗振玉的信里预卜革命党的前途：“诸生骛于血气，结党奔走，如燎方扬，不可遏止。料其将来，贤者以殒其身，不肖者以便其私，万一果发难，国是不可问矣。”日后的事实证明，他所料不差，宋教仁、陈其美被袁世凯暗杀，黄兴、蔡锷未获中寿，贤者凋零殆尽，而汪精卫、蒋介石这样的不肖者则窃据军政大权，国事蜩螗，终于不可收拾。王国维曾与陈寅恪谈及时政：中国民智未开，教育落后，如骤行民主，必为野心家所乘。他身在民国，心系前朝，留恋典章文物，对国家祸乱感受深切，君主立宪也好，民主共和也罢，都是政客们手中的幌子，国计民生何尝有丝毫改善？反而更趋恶化。他怀念故国前朝，与溥仪既有君臣之名，复有师生之谊，溥仪赐宴时为他挟菜，区区小事，他尚且念念不忘，对家人津津乐道。
取殉清说的还有大学者王力，他是亲炙于王门的弟子，挽诗中亦将恩师视同屈子：“竟把昆明当汨罗，长辞亲友赴清波。取义舍生欣所得，不顾人间唤奈何！”清华教授吴宓的挽联亦属同调：“离宫犹是前朝，主辱臣忧，汨罗异代沉屈子；浩劫正逢今日，人亡国瘁，海宇同声哭郑君。”他将王国维的节操比屈原，将王国维的学问比郑玄。在战国时期，屈原怀沙自沉是大事件；在民国时期，王国维投水自尽也是大事件。说到底，他们的自杀都是由于环境恶劣、时势凶险、情绪低落、精神苦闷等多种因素交相煎迫的结果。其所恶有甚于死者，则杀身以成仁，舍生以取义。毫无疑问，王国维心目中的“仁”、“义”与诸君子所持守的“仁”、“义”大相径庭。在同样的处境下，他毅然寻死，而诸君子则奋然求活，完全由价值取向和精神韧度决定，无所谓谁高尚谁庸常，褒美一个，贬低一群，更无必要。《清史稿》的作者将王国维列入“忠义传”，而不是“儒林”或“文苑”，自有深意存焉。
自沉之谜（2）
尸谏说 金梁力主此说，此说由殉清说派生而出。他在《殉节记》中写道：“公殉节前三日，余访之校舍，公平居静默，是日忧愤异常时，既以时变日亟，事不可为，又念张园可虑，切陈左右请迁移，竟不为代达，愤激几泣下……”当时溥仪蛰居天津张园，郑孝胥等数位亲信环侍左右，罗振玉、王国维等遗老根本无法接近，更别说进言献计，逊帝受奸小包围，不顾危险，不谋进取，王国维对这种情形充满忧虑，却又无可如何，便采取尸谏的极端方式去激醒溥仪，这一逻辑推理未免失之简单。
逼迫而死说 郑孝胥、溥仪、郭沫若等人力主王国维受罗振玉逼迫而死说。此说的源头当是郑孝胥，郑孝胥与罗振玉交恶，于是借王国维自杀放出冷箭，不仅令逊帝溥仪深信不疑，还使历史学家郭沫若信以为真。传言说，罗振玉与王国维同在日本时，即合作做过生意，饶有盈利，王国维名下分到一万多元，但他并未收取，存放在罗振玉的账号上，其后罗振玉做投机生意，大折其本，王国维的一万多元全打了水漂，他还欠下一屁股债务，单是偿还利息一项，就差不多要耗去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百元月薪，王国维自感经济上没有出路，便投水自尽。另有传言，绍英曾托王国维变卖清宫流出的字画，罗振玉将这桩美事包揽下来，可是出货之后却将所得款项（一千多元）悉数扣留，作为归还的债款，王国维极爱面子，无法向绍英交待，索性跳了昆明湖。此外还有传言，王潜明死后，罗振玉为女儿向王国维索要每年二千元生活费，使王国维无力招架。逼债说在情理上很难站得住脚，罗振玉识拔王国维于上海东文学社，当时王国维二十二岁，罗振玉三十三岁。罗氏之于王氏，犹如伯乐之于千里马，他对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多有帮助，还解除了王国维在生计方面的窘困。罗振玉经商有道是不错，但总体而言，他是一位颇具素养的学者，不是那种钻进钱眼就出不来的市侩，他研究学术，从来不吝啬银钱，他向王国维逼债，纯属无稽之谈。王国维的幼女王东明曾作证，罗振玉与王国维之间没有任何债务纠纷，王国维从未经商，也没有倒腾过字画古董。王国维自尽后，罗振玉追悔莫及，他曾在旅顺对表兄刘蕙孙说，“我负静安，静安不负我”，自咎之情溢于言表。
由罗振玉逼债说更衍生出王国维早年为罗振玉捉刀写书说。郭沫若、傅斯年等人断定《殷虚书契考释》的真作者是王国维，陈寅恪曾向傅斯年透露罗氏用四百元买断此书的著作权，只因王国维性情厚道，“老实得像香肠一样”，急于报恩，便让罗振玉独享其名。陈寅恪确曾在挽词中有所暗示，“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郦寄骗吕禄出游，使周勃乘隙潜入北军，尽诛诸吕，是卖友的典型人物。在陈寅恪眼中，罗氏为人竟如是不堪！王国维死后，古器大出，罗氏却反而搁笔，偶辑大令尊，居然不及初学水平。罗氏晚年学力大退，著书立说，与早年自相矛盾，令大学者杨树达疑窦丛生：“一人著书，竟自忘其前说，虽善忘不至如此。”多年后，陈梦家购得《殷虚书契考释》的原始手稿，证明作者实为罗振玉，此说才不攻自破，归于平息。
为求思想自由、精神独立而死说 陈寅恪力主此说。应该看到，他的观点前后有不小的变化，起初他在悼诗中认为王国维之死旨在殉清，“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赢得大清干净水，年年呜咽说灵均。”其后深入思量，他认为殉清一说太窄狭，不足以彰显王国维的精神境界，于是改造前说，作出新的推断和进一步的发挥。王国维素以学术为性命，他的死旨在殉中华传统文化。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写道：“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其所谓“一死从容殉大伦，千秋怅望悲遗志”，“大伦”之意除指君臣之伦，已有更宽广的外延。陈寅恪在《清华学校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更是迈进了一大步，彻底颠覆殉清说，他判定王国维并非为殉清而死，“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乃是为确保“其独立自由之意志”不遭践踏而死。从精神深处分析王国维自尽的根源——“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陈寅恪颇得要领，应该说，这一通识颇有见地。王国维屡经世变，眼看诗书弃如土苴，冠裳沦为禽兽，却无力振颓流于万一，展抱负于少顷，思想不得自由，精神无法独立，于是愤而投水，毅然断绝外缘的纷扰和威胁。王国维自杀七年后，陈寅恪在《王静安遗书序》一文中重申前说，对故友投水自尽深表同情，认为这是极少数人才能理解的壮举：“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无辙迹之可寻。……寅恪以谓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王国维在遗书中嘱咐陈寅恪为他整理遗稿，委托之重，信任之深，非比寻常。事实上，也确乎只有陈寅恪这位大智者堪称他心印神契的知己。
自沉之谜（3）
厌世说 周作人、萧艾等人力主王国维悲观厌世说。周作人在《偶感之二》中写道：“王君以头脑清晰的学者而去做遗老弄经学，结果是思想的冲突与精神的苦闷，这或者是自杀——至少也是悲观的主因。……以王君这样理知发达的人，不会不发现自己生活的矛盾与工作的偏颇，或者简直这都与他的趣味倾向相反而感到一种苦闷……徒以情势牵连，莫能解脱，终至进退维谷，不能不出于破灭这一途了。”王国维体质瘦弱，面部苍黄，鼻架玳瑁眼镜，乍一看去，就像是六七十岁的衰翁，他早年患有严重的脚气病，肺部也有纰漏。1904年，二十七岁时，他写《红楼梦评论》，深受叔本华悲观哲学的影响，已露出厌世的端倪，视人生之全过程无时无处不有苦痛：“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佰，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终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夫倦厌固可视为苦痛之一种，有能除去此二者，吾人谓之为快乐。然当其求快乐也，吾人于固有之苦痛外，又不得不加以努力，而努力亦苦痛之一也。且快乐之后，其感苦痛也弥深……又此苦痛与世界文化俱增，而不由之而减。何则？文化愈进，其知识弥广，其所欲弥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