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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点豆饼。你要吗，你要了我给你拾上来。你放开手！王汉元说。
那人说，你想的还好得很——放开，放开了你好跑，是不是！
王汉元不吭声了，那人大声说走，跟我走！
那人一手拉着王汉元，一手拉我。这时年年跑的话能跑掉，但他没跑。结果那人把我们带到了车站的派出所，把我们交给两个警察，还告诉警察我们偷火车站的粮食了。王汉元说我们偷的不是粮食，我们偷的是豆饼。警察大声训斥：豆饼不是粮食吗？你知道不知道，那是从东北调来的救济粮，救命粮！王汉元说，豆饼是能当粮食吃，但那不是粮食。警察很生气，说，你这个贼娃子嘴还歪得很！一个警察在他的头上拍了一巴掌，还把帽子给他摘走了，接着又训：你看你像个好人吗？你把帽子整成这个样！说，你们的家在哪里！
王汉元把他的帽子里头放了个铁丝弯成的圈圈，帽子像解放军的大盖帽。王汉元说我们没有家。那警察说，没有家？没有家你们不是父母生下的吗？王汉元说我们的爹妈都死过了！警察更生气了，大声训斥，爹妈都死过了？死过了你们穿得新崭崭的，是谁给你们做的衣裳？王汉元突然不言喘了，我和年年也不敢说话。我们都有顾虑，怕说了实话派出所向福利院打电话叫领导来。福利院的娃娃们在外边偷吃的经常叫人抓住，叫领导去领人，回来就挨批评，记大过。但是那两个警察气势汹汹地训我们：说不说，你们的家在哪里？父母在哪个单位？不说，就把你们送拘留所！
我们怕送拘留所，就承认了是孤儿院的娃娃。这时两个警察不说话了，他们互相看了看。他们的桌子上有个墨盒，还有一支毛笔，一个警察突然拿起笔来在王汉元的脸蛋上写下两个字：小偷。接着又在我的脸上写了“小偷”，又在年年的脸上写了“小偷”。然后就干别的事去了，不理我们了。
我们进了派出所的房子，人家就叫我们在墙根站着。人家不理我们了，我们也不敢坐下。我们站呀站呀，心里想着人家怎么处置我们啥时间处置我们，可是站到天黑了，六点钟了，人家也不跟我们说话。后来，干脆就没人进那间房子了，也听不见有人走动了。后来年年悄悄地往外边看了看，又到另外的一间房去看了一下，回来说警察吃饭去了，没人了，咱也走吧。王汉元心痛他的帽子，说等警察来了要上帽子再走。我说你算了吧，不要找倒霉！
我们出了派出所王汉元又说要去铁路上看看，把豆饼拾回来。我说，豆饼还没叫铁路工人拾走吗？人家还不拿回家吃去吗？王汉元说看看去。天已黑透了，我们摸到道岔旁的水沟里却发现豆饼还在那儿。
王汉元说，这帮铁路上的人肥着哩，谁吃你的豆饼！
这天回到福利院的时候大门已经关了，我们翻墙进去，用刷牙缸子煮豆饼吃。
娃娃们进了福利院，基本的生活条件有了保证，有铺的有盖的有穿的，能吃上面粉了，早饭能吃一碗汤面条，午饭是一个四两［3］的馍馍——白面馒头或是糜谷面的碗坨子［4］，还有一碗水煮菜，晚饭又是汤面或是散饭［5］。开饭时六个人一组在院里蹲成一圈，碗也摆成一圈。值日生把菜打来，给每人碗里舀上一勺，剩下了就再分一轮。分汤面条也是这样。吃汤面条时一人一大碗，看着量不少，但是吃不饱，因为面条汤里下了很多菜叶子或是洋芋块块。孤儿们吃下野菜野草的，心灵有一种可怕的饥饿感，总觉得饿得心慌。我们端上饭舍不得吃，先稀溜稀溜地喝汤，后挑着吃菜，最后才吃面条。有的把馍馍掐成小疙瘩塞进拾来的玻璃瓶瓶里，别人吃过饭了，他才倒着吃一颗再吃一颗，馋人得很。
打倒“恶霸”（5）
娃娃们一天到晚都在想吃的，找吃的。小娃娃们总往食堂门口的垃圾堆上跑，捡炊事员倒出来的菜根根。大娃娃们经常跑到火车站的粮栈和城市居民的粮店去，趁人不备偷一把苞谷面，抓一把红薯干，捡驮粮队洒下的粮食颗颗。胆大的到副食商店偷点心偷水果糖。经常有娃娃叫人抓住，打电话叫福利院去领导领回来。有些人走路都低着头，看见别人扔掉的桃核捡起来嗍上一阵，西瓜皮干脆嚼着咽下去。
娃娃们吃完这顿饭想下顿，每到吃饭前的那段时间，总有娃娃跑到食堂去看，一会儿跑回来说，馍馍上锅了，一会儿又有人来说下锅了……
王汉元是一个贼大胆。火车站又在铺设铁轨，工地上有个食堂，他发现下屉的时候蒸气大，视线差，就趁机钻进去偷馍馍。有一次偷了半面袋，吃不完的分给我和年年吃。但他第四次去偷，叫人家抓住了，李叔叔去了才领回来。
我和年年跟王汉元很快就成了好朋友，我们经常在一起玩，一起想办法搞吃的。我觉得这个人胆大，办事有主意，还讲义气。有一次，我和他去街上给食堂拉水，来了几个城里娃娃，一把把我推进水坑里了。王汉元急了，他打不过那几个娃娃，拾了个钉子冲过去一下扎在一个娃娃的肩膀上。那娃娃的肩膀出血了，哭开了，一个大人看见喊开了：要杀人了！我们吓得跑回来了，架子车都撇下了。还有一次，我们去偷定西糖厂的糖稀，他白天侦察好了熬糖稀的车间，半夜里我们翻墙潜入拧开了锁，往准备好的瓶子里灌糖稀。回到福利院我偷的糖稀不甜，原来是装了一瓶洗锅水。王汉元把他的给我倒了半瓶，我用馍馍蘸着吃了好几天。
我和王汉元关系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都有过要饭的经历，内心里有一种沟通，一种同病相怜的好感。他对我讲过他的家事。他是榜罗公社毛家湾村的人，1948年出生的。他说1959年的五月初五，阴历，他大到毛家湾村头顶的山坡上掐苜蓿去了，在苜蓿地栽倒了。他说他大那年才47岁，就杵个棍走路，因为饥饿，父亲瘦成个骨头架子了。那时候队长不叫社员掐苜蓿，说苜蓿是生产队的，不是你个人的菜园，你想掐就掐。他大脾气倔，说我一家人没吃的，你不叫掐我咋活！硬是自己掐苜蓿去了。当时他的一个远亲房哥叫王天有的从旁边走过来看见了，把他大背回家了。他大被人背回来时他还在炕上睡着呢，他已经饿得不愿起床了，他娘也在家。他大放在炕上时已经没气了，他娘哭着说这可怎么办呀！他却没哭。他说他饿懵了，不知道悲伤，也没有眼泪。王天有叫了两个人把他大抬到地上。家里没木头，卸下几块门板拼了个匣匣，转过天抬出去埋了。他哥比他大七岁，头一年就上洮河去了，这时家里就剩下他和娘了。他娘白天参加队里的劳动，晚上收工了剥树皮掐苜蓿撩乱两个人的光阴。过了两个月，那是一天上午，他在院门口的路上晒太阳，过来了一个人。那人他像是在哪达见过，但又知道他不是毛家湾的。那人看见他说，走，要饭走，不然就把你这娃娃饿死哩。他问到哪里要饭去，那人说我把你领到陇西要着吃去。他娘那时在家，但他没跟娘打招呼就跟上那人走了。他们顺着毛家湾村后边他父亲掐过苜蓿的山梁走，到了榜罗，大概走了二十里路。那人背着十几斤谷子，找了一个人家，在人家的磨子上推成面煮了锅汤，又烙了几个馍。那人给这家人吃了些，他们自己也吃了些，就住下了。第二天又走，过四罗坪，青堡，天黑时到了和平。找到一家饭馆，卖荞麦面面片，但是要粮票要证明。那人有点钱却没有粮票也没有证明，人家不给卖。他们跟人家央求，人家给了一碗汤，他们泡些谷子面饼吃了。吃饭时外边停着一辆汽车，司机也在饭馆吃饭，还有两三个人。吃完饭司机要走，领他的那人说把我们拉上一下。司机看着他们问去哪儿？那人说你把我们带到陇西。司机说我们不去陇西，我们去文峰镇。那人说那就带到文峰镇吧。司机说上去，钻到帐篷里去。他们就上去了。钻进帐篷，他们看见一车全是苞谷。他那时穿着一个肚肚［6］，就一边吃一边装，那个人也一边吃一边装。车到文峰镇司机要卸粮去，叫他们下车。司机看见他们抽抽和肚肚里装了苞谷，但没说啥，看了一眼就走了。这时天黑透了，大概夜里十点了，他们又找着个饭馆，又是卖荞麦面面片的，他们又要着喝了些汤。这时来了一列客车，那人就提起他扔在车上，他们到了兰州。从车上下来，出了站，那人说你到饭馆里要着吃去，过几天我找你来。但是从那天以后他再也没见着那人，他就在兰州要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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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恶霸”（6）
刚到兰州城里，他心里很害怕，看见城里人穿得好，吃得好，走路很神气，对乡里人冷冰冰的。可是过了些天也就不怕城里人了。这么一件事改变了他对城里人的看法：他要了两个月饭，在饭馆舔盘子，在居民区要饭馍馍，街道地形都熟了，看下东哨门有个大果园梨长得特别好，就去果园偷梨。他爬在树上摘梨，看果园的人发现了，过来看是个孩子，没说啥就走了。他拿着个白布口袋，摘了一口袋梨，第二天早上背到兰州汽车站候车室去卖。他不知道梨该卖多少钱，就卖一角钱两个，呼啦啦人们都拥过来买，抢着买。卖了三四元钱。汽车站外边有个小食堂，早上卖汤，不要粮票，他就每天去排队买碗汤喝。他晚上就睡在汽车站候车室。钱花完了，就再去偷梨，再卖。一天他正在候车室卖梨，进来一个人要没收他的梨。他不叫那人没收，那人硬夺他的梨，还说要把他送到收容所。人们都涌上来看那人夺他的梨，他抱着梨躺在地上不起来。这时进来一个穿得很神气的人，皮鞋很亮，半截袖的衬衫，问那个人：你夺孩子的东西干什么？那人说他偷的梨。来人说，他偷你看见啦？那人说，外地要饭的，不是偷的哪来的？来人说他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