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百川也一改往日畏畏缩缩不敢说不敢喘的样子，指着他的鼻子说：
王汉元，你说句实话，我对你咋个样？你的吃饭标准降了，我每天给你掐一疙瘩馍馍，那时候我饿得走不动路。可你对我咋样，借下你一个馍馍，你要我两个油饼……你动不动就打人，你跟恶霸地主一样……你说，你再当恶霸不了？
这天的确把王汉元打服了也斗服了。我们把他推过去搡过来，这个一拳那个一脚。他哭得鼻涕眼泪往下流。他说，我再也不当恶霸了，我再也不剥削人了。我要是再剥削人，你们就炒豆子，斗地主……我怕他告状去，就威胁他：
王汉元，我看你态度还算老实，今天就饶过你！但是你记住，今天的事不准你跟阿姨说，不准你告状，只要你告了，我们就还斗“地主”！斗“恶霸”！记下了没有？
他说记下了，我就又跟他说不要哭了，洗脸去，把脸上的血洗净，把鼻子眼泪洗净，不要叫阿姨和老师看见。他唯唯诺诺，拿了毛巾擦脸洗脸。后来他又说要上厕所我们叫他去了，不料一出门他就直奔李叔叔办公室……结果还是给了我一个记大过的处分，吃饭降了等级。
这个故事是我在农场当售货员期间，商店的保管员那拴拴对我讲述的。他都是不经意间讲一件事，闲着没事了又讲一件事。我只不过是在好多年后把这些事串起来，编到一起而已。那拴拴是个性情温和性格内向的人，不擅言谈，说话慢条斯理。记得他讲述完了和王汉元打架的事，很感慨地说过这么一句话：哎呀，人这个东西怎么那么奇怪，挨饿的时候，心里就想着怎么吃上一口饭；吃饱了，就又想着剥削别人。我问过他，这个王汉元后来怎么样了？他说：挨完那次打，他就威风扫地了，时间不长就跑到新疆去了。他有个叔叔是逃荒到新疆的。听说他在新疆参军了，还当了营长。
［1］方言，哪儿，什么地方。
［2］方言，摔打，磕碰。
［3］旧度量衡，一斤为十六两。
［4］在碗里装上发面蒸出来的食物。
［5］很稠的面糊糊。
［6］方言，兜兜。
［7］方言，不要，别。
［8］方言，厉害。
后记
我扳着手指头计算，今年五十三四岁的人在1958年的时候才五六岁。也就是说，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和随之而来的1960年的饥饿，在他们的记忆中已经是一个幻影或者传说而已。就以我自己来说吧，六十岁了，关于大炼钢铁也仅仅是记得和同学们拉着排子车去同学的家中把铁锅水桶之类的铁器拉到兰州市上沟小学的操场上集中起来。我那时在那个小学读五年级。1960年我在初中读书，住校，每月有一定的供应量，虽然吃得不怎么饱，但没怎么饿着，过来了。倒是1965年上山下乡之后的头几年里，在甘肃省生产建设兵团，抬土挖渠开荒造田的劳动中饿得我疲乏难耐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人就是这样，越远的事情越是淡漠。
但是，这些事情的确是不该遗忘的：历史学家告诉我们，1958年到1960年，由于饥饿，曾经造成大面积死亡。
我很幸运，上山下乡期间在甘肃省的农建十一师二团——安西县小宛农场——当农工，七十年代，听说四团——位于玉门镇的饮马农场——有一个从甘肃省定西专区来的孤儿们组成的连队。后来的1990年我在饮马农场深入生活，在那儿挂了个副场长的职务，由此便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相识。于是，我知道了这些事情：定西专区是甘肃省1958年到1960年饥荒的重灾区，灾难的三年过去，定西专区紧急成立了一个专署儿童福利院，接纳了几百孤儿。同期，定西专区的各县、镇、重灾县的各人民公社都成立了儿童福利院或是“幼儿园”。这些大大小小的儿童福利院收容了大约五千左右的孤儿。
这是一段并不遥远的历史，但是我不知道，很多人都不知道，在没有战乱和大旱大涝的年代竟然发生这样的灾难。我的眼睛充满了泪水，抑制不住心灵的震颤，我把收集来的大量素材进行加工、提炼和剪裁，写成这部小说。我想告诉那些不了解历史或者忘掉了这段历史的读者：我们的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和进步，我们过上了前所未有的温饱生活，为了这温饱的生活，我们的前辈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无数人的生命和眼泪。我们不该忘记他们！
这本书就要出版之际，我感谢那些接受过我访问的孤儿和他们的亲友，感谢那些给我提供了帮助的人；他们提供了我写这本书的第一手材料。我还感谢《上海文学》的编辑姚育明女士、主编陈思和先生、社长赵丽宏先生和花城出版社的林贤治先生、张懿女士；他们的帮助使这本书得以连载和出版。还感谢北大中文系的邵燕君教授，以及魏冬峰、刘勇、文珍诸位先生女士，这本书在《上海文学》的连载，始终在他们的关注和支持之下。
我尤其要感谢我的好朋友烜笠先生：他带领和陪伴我在定西的山山岭岭奔跑了很多日子。
2006年11月22日塘沽
txt小说上传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