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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扩招，宋朝选士比唐朝要泛滥得多，唐朝每届仅取进士三四十人，宋朝则动辄“录取”四五百人，是唐朝的十多倍。比如北宋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宋朝即取进士409名，加上其他诸科1129名，共计1538名。扩招在当时满足了一些读书人获取功名的愿望，可是却降低了“门槛”，降低了质量。更严重的是，招收了如此多的“人才”，让他们如何就业呢？在封建社会，读书的目的就是要升官发财，所以朝廷就只好增加官位，好让“士子”就业，于是，宋朝就出现了臃肿的官僚机构和官僚队伍。臃肿的官僚机构和大量的冗官耗费大量的费用，所以，宋朝尽管商业还算发达，但财政压力一直很重。同时，臃肿的官僚机构和大量无所事事的“冗官”必然导致相互扯皮，内耗严重，效率低下，*和派系纷争更是不可避免。还是以数字来说明，唐朝的中央政府官员多的时候达到过2000多，唐太宗锐意改革，一下子就将其减至634人。宋仁宗时期，宋朝的中央官员超过了万人。 。。
当下教育的科举之弊（2）
宋朝的计划录取系指它的“逐路取士”。到了宋朝，中国的经济重心已经开始南移了，各地的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的不均衡现象也已经出现。这种状况影响到科举制度，就是发生了欧阳修和司马光关于是“唯才是举”还是“逐路取士”的争论。欧阳修主张按统一标准对待全国各地考生，即“唯才是举”，类似于“全国一条分数线”；而司马光认为，应该照顾到各地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的差异，将全国的录取名额分配给各个地区，“逐路取士”，这类似于现在的“各省单独划线”。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司马光“主政”，“逐路取士”的原则得到了贯彻，并一直被后人继承。“逐路取士”的好处是照顾了地区间的现实差异，但弊端也极其严重，那就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破坏了考试的公正性，而且还直接诱发了举子“冒籍”的行为。所谓冒籍，其实就是古代的“高考移民”（最近两年，“高考移民”现象颇受媒体关注，其实，此事古已有之）。因考中进士的诱惑极大，为了确保考中，教育发达地区的考生通过种种途径，冒各种风险，将自己的户籍改到教育欠发达地区。为了对付“冒籍”应试，宋以后的各朝各代想了很多办法，制定了许多极为严厉的处罚措施，但都没有杜绝这种现象。济南在清朝时出过一个状元陈冕，他考状元时用的就是“北京籍”，相当于今天的山东考生“移民”到北京去参加高考。
至于圈定考试范围，就是宋朝通过考试改革，改原来的考词赋为考经义。评判诗词歌赋的好与坏，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往往缺乏统一的标准，而考经义则容易评判。这其实是以考官为本位做出的一厢情愿的命题思路，即，命题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如何方便阅卷打分，至于这种考法是否符合考生的实际，是否照顾到了人才的多样性，是否压制了一些考生的个性，是否有利于真正的人才脱颖而出，实现选拔效用的最大化……这些都是次要的问题－－能照顾到就照顾到，照顾不到也就算了。这样的命题思路其实早在宋朝就显示出了它的弊端。王安石最初是主张考经义的，他实行变法，也想通过考经义来选拔“经天纬地”之才，可是，改考经义后得不偿失，就选拔人才的质量而论，考经义反不如考词赋。这一点，就连王安石都为之慨叹，说“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料“反变秀才为学究”了。
其实，这里面的道理并不难。让一直躲在书斋、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举子们议论“治国安邦”之策，他们除了阐发（甚至就是照抄、照搬）先贤的遗训之外，能说出什么切中肯綮的宏论？可惜，宋朝的这一教训并没有被后人汲取，后世一直延续考经义的路子，直到现在，各省的高考作文也依然明确规定“不能写成诗歌”。无论这条规定在命题者和阅卷者看来多么天经地义理直气壮，但是，只要以考生为本位来考察，那么它的荒谬性就是无以复加的。凭什么诗歌就不被认可？难道诗歌写得好不是一种才华吗？难道诗人不值得尊敬吗？
二
不让写诗歌，却非常鼓励写议论文，尤其是最近两年高考中所出的“话题作文”，更是诱惑考生对“宏观话题”发议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考生们本来就“阅世不深”，对复杂的社会缺乏切身感受，可考试的时候却非要求他们对国家和社会的“宏观问题”发表意见，他们除了人云亦云，除了说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充满玄学色彩的空话、套话，又能怎么办？凭空话、套话能有效地选拔人才吗？我怀疑。。 最好的txt下载网
当下教育的科举之弊（3）
今年山东的高考作文题是“双赢的智慧”，命题者在给材料时就把双赢界定为“取长补短”，然后诱惑考生发议论，结果，出来的优秀作文果然是在变着花样论述如何“取长补短”，辞藻倒挺华丽，可要我看，这些优秀作文没有一篇有深刻的思想和较强的现实针对性。我就想，命题者凭什么就那么自信而又愚蠢地将“双赢”界定为“取长补短”？“取长补短”固然是“双赢”，但强强联合、共谋发展难道就不是双赢？强强博弈，通过竞争互相提高难道就不是“双赢”？更可怕的是，考生也很配合（这显然是长期训练的结果），命题者想要什么，阅卷者想看到什么，我就写什么。彼此很默契，似乎都很有“智慧”，已经实现“双赢”了。其实，这是一种彻彻底底的“双输”。命题者在“诱供”，考生像命题者肚子里的蛔虫一样在“招供”，高考的作文考试简直就成了一场道德“审讯”－－不看考生是不是有自己的想法，就看你会不会“配合”。要我看，“双赢的智慧”完全可以按照这样的思路去写：双赢是博弈双方都想追求的结果，可实现双赢却是有条件的。这条件就是要有智慧－－仅博弈的一方有智慧都不够，而且要双方都有智慧才可。若仅单方有智慧，而另一方却不按规矩出牌，胡乱“搅局”，那也无法实现双赢。以现实生活证之，若建立和谐社会，使各个阶层、各个群体都获益，实现“双赢”甚至是“多赢”，就对整个社会的“智慧含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但领导民众的政治家要有足够的智慧，而且普通民众也有足够的智慧；不但企业要有足够的智慧，而且消费者也要有足够的智慧；不但作家要有足够的智慧，读者也要有足够的智慧……一句话，“双赢”的和谐社会不会在充满“愚氓”的土地上诞生，“有关部门”必须改变从封建社会沿袭下来的对民众“瞒和骗”的“愚民”做法，还公众知情权、监督权、发言权及其他各项权利，使他们越来越有“智慧”。我把自己的想法跟一些考生和家长说了，他们均不以为然，说“你这是杂文家的思维，不是写高考作文的思维。如果按你说的写就跑题了。”我愕然。如果非得把考生的思维限定在命题者圈定的范围内，那么，这样的高考作文不是跟当年的八股文如出一辙吗？
三
高考作文有重蹈当年八股文的覆辙，这还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当前中国教育之弊端与科举制有相似之处远不止于此。且让我们沿着科举制的发展轨迹继续追索－－
到了明代，中国科举制度已经定型了，以后的清朝，在考试方面基本沿用明朝的那一套。明朝的考试制度和唐宋时期的最大差别之一就在于考试“层级”的增多。在唐宋，考生由民间呈报地方政府，再由地方政府呈报中央，经中央组织考试，考中便是进士及第。因此，唐宋时期的进士考试，主要的其实就一次。到了明朝，因报考的人数越来越多了，仅用“扩招”一法已经不足以缓解“家长和考生的迫切要求”与“社会教育资源”之间的矛盾了。所以，只得在严格考试级别上来做文章－－分若干等级来考。第一级是府县考，考中者为秀才；第二次是省试，又叫乡试，考试地点就在各省的贡院，考中者为举人；第三次是会试，即各省举人汇集中央，“进京赶考”，考中者始为进士。考中进士还不算完，还要在中央读书三年，由中央派一个老资格的进士出身的人来教，这些老资格的进士出身的人都是朝廷大员，他们其实并不怎么严格地教学，只是挂个名而已。三年之后再参加一次考试，考中者入翰林院。④考试层级的增多和“学制”的增长必然导致“学衔”（学位）森严的等级制和名利化。而后者逐渐喧宾夺主：读书人由最初的追求学问变成了追求学位，读书的功能亦由最初的“养气”“求道”变成了追名逐利，学术的独立性和非功利性品格越来越少，而依附性和功利性追求越来越多，学风越来越坏，学界的空气也随之越来越污浊。到了最后，科举制给人们的责任感越来越少，而虚荣心却越来越重。
当下教育的科举之弊（4）
在古代，考场和官场密不可分，明代科举的弊端影响到官场，直接就是“流品”：明代风尚，非进士、翰林不能做大官。于是，进士及第是清流，浮在上面，官运亨通；秀才、举人是浊流，沉淀在下面，永远不能超越。进士、翰林没有当小官的，无论政绩如何；秀才举人，没有当大官的，同样不论政绩如何。这无疑使官场丧失了活力。从两汉到唐宋，当官自然都得先从小官做起，有了政绩可以升迁，这使得人人有升迁的希望。明以后，对秀才、举人出身的“基层官员”来说，他们升迁的路途中断了，政治抱负和施政才华得不到充分施展，理想破灭之后，顺理成章的便是追求享乐，当个鱼肉百姓的贪官或酷吏；而进士、翰林出身的“高级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