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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又不得不说，恰恰是由于东林党人的存在，才让人感觉到了颓废的晚明还残存一丝正义，还不至于让人太绝望。东林党人得势的时候，晚明的局面固然没有被拯救，但是，东林党人被魏忠贤清洗之后，晚明的局面就更加不堪。
或许，这就是道德理想主义者最重要的意义。他们几乎注定是作为社会的批判者而存在的。他们是一面镜子，通过他们，我们可以看到自身和现实的种种缺憾；他们是一个标杆，通过他们，我们永远可以找到努力的方向；他们或许清高，他们或许狂狷，他们或许会让许多人感到不舒服，但是，如果没有了这样的人，那么所有的人就都会堕落为奔竞之士、宵小之徒，而整个社会就会成为争名逐利的角斗场。
一句话，“尤金娜”们是有操守的，一个正常的社会必须要有容纳“尤金娜”们的气量——即便他们也有种种不足。虽然有了“尤金娜”们，人们也不会感觉到是生活在天堂，但是若没了“尤金娜”们，人们一定会感觉到像生活在地狱中！
野鸭逻辑与道德整肃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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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管理局为了动物的全面发展，将小兔子送进游泳培训班，同班的还有小狗、小龟和小松鼠等。小狗、小龟学会游泳，又多了一种本领，心里很高兴；小兔子和小松鼠花了好长时间都没学会，很苦恼。培训班教练野鸭说：“我两条腿都能游，你们四条腿还不能游？成功的90％来自汗水。”这是2009年全国高考作文的素材，野鸭的论调我们听起来十分耳熟，现实生活中虽然不会出现硬逼着兔子和松鼠学游泳的事，但确有一些领导爱用“责任心不强、付出的汗水不够”之类的大道理教训别人。这些大道理看似正确，实则暴露了训人者缺乏智慧、粗枝大叶的毛病。他们解决不了相应的“技术问题”，就拿道德说事，企图通过道德整肃，让别人多付出汗水。这种人其实是患了“道德整肃症”的，他们认为，“道德整肃”是一剂包治百病的药方，只要使出此招，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了。可实际上，道德的作用从来都是有限的，就像汗水的作用是有限的一样（兔子付出的汗水再多，恐怕也学不会游泳）。
2
为什么总有人偏爱“道德整肃”的法子？王小波讲的“傻大姐钉扣子”的故事或许会给我们一些启示。邻居家的“傻大姐”学过很多技能，都没有学会，唯一学会的就是钉扣子。学会之后每天都在钉扣子，且逢人就喊：“我会钉扣子！”王小波说，傻大姐是个知识放大器，她学东西极难，故学到一点点东西就四处炫耀，洋洋得意。
为什么总有人偏爱“道德整肃”的法子？王小波讲的“傻大姐钉扣子”的故事或许会给我们一些启示。邻居家的“傻大姐”学过很多技能，都没有学会，唯一学会的就是钉扣子。学会之后每天都在钉扣子，且逢人就喊：“我会钉扣子！”王小波说，傻大姐是个知识放大器，她学东西极难，故学到一点点东西就四处炫耀，洋洋得意。 患道德整肃症的人与傻大姐有异曲同工之处，他们是道德放大器，认为道德可以包治百病，包打天下，所以，遇到问题就挥动道德大棒教训别人。自然，遇事讲道德显然比进行自我反思、改进工作方法要容易得多——学科学、学管理、学艺术都需要智慧，而以道德整肃别人不需要智慧，只要学会抢占道德至高点即可（而且只要口头上抢占即可）。
黄仁宇先生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一书中也反复申明：在历史上，统治者若干次地面临着“技术问题”，即如何通过“制度创新”来给国家注入新的活力。可惜的是，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统治者缺乏足够的智慧。他们解决不了“技术问题”，就揪住道德做文章，企图通过对民众实施道德教化来转移社会矛盾。
12世纪至13世纪的宋朝就是这样：一个庞大而没有特长的官僚机构根本就掌握不了一个日趋繁复的社会，在财政紊乱已经非常严重的情况下，统治者特别需要破除成规，以新的制度设计和技术手段来应对新的问题。可惜的是，即便是像朱熹这样的“高人”也不强调“技术问题”，反倒要在半是道德半是哲学的领域里下起了功夫，搞出了个“理学”。这诚可谓“历史的误会”！
3
很多*者都患有“道德整肃症”，蒋介石就是其中的一个。
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发表了题为“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演讲，宣布“新生活运动”开始。随后，“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在南昌成立，蒋自任会长，后改组为“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宋美龄任妇女委员会指导长。“新生活运动”企图重整道德、改变社会风气。蒋氏夫妇倡导：一、以礼、义、廉、耻为基本准则，教育百姓要讲究秩序，服从管理，不犯上作乱；二、从改造国民的日常生活做起，规定了若干生活细节。如要拔上鞋跟，扣齐纽扣、走路要胸部挺起、邻里要和睦等；三、以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为标准，在“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之下，绝对统一，绝对团结，绝对服从命令；四、以生活艺术化、生产化、军事化（特别是军事化）为目标，准备随时“为国捐躯”、“尽忠报国”。光从字面上看，“新生活运动”的主张似乎也可以接受，可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蒋氏夫妇要用封建的伦理纲常来控制人民的思想、言论和行动，用对民众生活细节的要求来转移人民对政治*、军事无能、财政危机、思想文化钳制的不满。 。 想看书来
野鸭逻辑与道德整肃症（2）
当时的蒋介石政府所出现的贪污*、军事无能、财政危机等问题是体制性的，它们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再辅以先进的“技术手段”才有望解决。体制出现了毛病却用道德来医治，实在是开错了药方。更关键的是，它违反了人们追求自由的天性，这一点，倒是跟兔子学游泳有异曲同工之处。
既然蒋氏夫妇发起的“新生活运动”根本无法收到社会实效，所以只好靠形式主义来维持门面。但是，过多的形式主义愈加使人们看透了国民党自欺欺人的虚伪本质，愈加使人民厌倦所谓的“新生活运动”。到了最后，“新生活运动”变成了一场全国性的笑话。外交家顾维钧的第三任妻子黄蕙兰在其*中说，中国驻外人员常有外遇而导致婚变，故在抗战前的外交界戏称“新生活运动”（New Life Movement）为“新妻子运动”（New Wife Movement）。”
蒋介石、宋美龄夫妇最初也是把“新生活运动”当做“一件大事”来抓的。他们的用心不可谓不良苦，他们花费的气力也不可谓不大，可是，由于他们倡导这个活动在总体思路上是错误的，所以注定要失败。
通过“新生活运动”，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较普遍的规律：当统治者、管理者无能，不能在“制度创新”和“技术手段”上有所作为的时候，他们就会抓住“道德”这根最后的救命稻草，以为凭借“道德教化”这一手棋就可以“挽狂澜于既倒”了。其实，这是极其愚蠢的。对一个社会而言，道德的功能从来就是“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面对体制缺欠、吏治*、技术落后等导致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道德是无力拯救的。企图通过“道德整肃”，“一揽子”解决纷繁复杂的体制性、技术性难题，那简直是痴人说梦。
“亲亲相隐”与“免证特权”
2009年8月3日，歌手满文军的妻子李俐涉嫌容留他人吸毒案在北京朝阳法院开庭，在庭审过程中，李俐坚持不肯承认自己吸食过K粉，当检察官宣读完满文军揭发妻子的证言后，李俐痛骂老公说谎。事后，网上亦出现了批评满文军“无情”的言论。
就中国现在的法律而言，满文军的做法不但没有过错，反而还有可嘉许之处，属于“大义灭亲”之举，可是，为什么还有人不认可满文军的做法呢？这就涉及法律与亲情之间的微妙关系。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这是一大进步，但是，法治社会是不是一定要“法律通吃”（甚至为此不惜伤害亲情）？这个问题，是可以讨论而且也应该讨论的。
讨论这个问题有两个参照系。其一是中国古代法律，其二是现代西方国家的法律。
先说中国古代法律。中国古代法律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礼法合一”，这是儒家和法家两种思想相互竞争、相互影响的结果。儒家虽然主张道德教化，但却不排斥法律，汉以后的儒者已不反对用法律来作为治理国家的工具。于是，他们把握立法和执法的机会，把“礼”的原则和精神渗透到法律之中，从而达到了“以礼入法”的目的，最后，儒家的礼（道德）所容许的，即法律所容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