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妃的政治势力已大不如前，倒是宦官的势力日甚一日，成了名副其实的“权力偏房”。
唐朝最有名的宦官大概要算高力士，他是唐玄宗李隆基和贵妃杨玉环的贴身侍卫。晚年的李隆基沉湎于享乐，这给善于拍马屁的高力士以极大的弄权机会。作为皇帝的“身边人”，高力士威慑朝野，连太子李亨都唤他“二哥”，公主驸马们甚至尊称他为“老太爷”，可见其权势之大。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的皇帝对在外统兵的将领愈发不信任，于是就发明了“监军”制度，派自己的“身边人”宦官到军队中做监军，表面上是为了帮助军队解决困难，实际上是监督军事将领及军队的作战行动，防止叛变。监军系统置身于军事系统之外，直接向皇帝“汇报”工作。
“监军”制度实施之后，宦官系统开始走出皇宫，插手军事。宦官们虽然不懂军事，但却可以通过“告密”的形式陷害军事将领。著名大将高仙芝和封常清，因为没有满足监军宦官边令诚的勒索，边令诚就诬告高、封二人谋反，致使二人被朝廷处斩。
由于可以左右将领的生死，宦官监军在军中的势力开始坐大。他们把健壮骁勇的战士选拔出来作为自己的卫队，而把剩下的士兵拨给将帅。作战的时候，如果胜利了，宦官监军立即派人飞马回长安汇报，功劳归宦官监军；如果作战失败，他们就被罪责归于将帅。这样自私贪婪的监军非但不能防止军队叛变，反而会把军队逼得不得不叛变。
军队越叛变，皇帝越信任宦官监军，宦官监军越胡作非为，军队就越容易叛变，晚唐的政局由此恶性循环，一发不可收拾。唐宪宗李纯根本就不相信宦官会诬陷大臣和将领，他夸口说，宦官不过是家奴而已，差使他们办事只是为了方便，他们怎么敢诬陷大臣和将领呢？如果他们敢违法乱纪，拔除他们就像拔掉毫毛一样容易。可实际情况远没有这么简单。早在唐德宗时期，宦官就已经控制了皇家卫戍部队“神策军”，此时的宦官虽然名义上还是皇帝的家奴，可实际上他们已然控制了皇帝的生死，控制了朝政。曾经夸下海口的唐宪宗李纯最后被宦官陈弘志谋杀。临死之际，李纯可能才明白，主人和家奴之间的关系有时是会发生逆转的。
从唐宪宗开始，唐朝以后的皇帝不是为宦官所杀就是为宦官所立，总人数达11位，时间近百年。所杀所立的史实均说明，晚唐的皇帝是傀儡，倒是名义上的家奴——宦官集团——成了皇宫中的真正主宰。曾经辉煌一时的大唐王朝，至此内困于宦官，外困于藩镇，只能一步一步地走向没落。
晚唐的政局比较典型地演绎了宦官集团从家奴转变为主子的全过程，很好地说明了“权力偏房”一步步地坐大，最终反客为主、操控皇帝的历史逻辑。需要指出的是，“权力偏房”一旦养成、坐大，它就会成为政治格局中的一部分，很难轻易剔除。唐文宗李昂不甘于做宦官们的傀儡，就与亲信大臣密谋，试图利用“天降甘露”之机发动突然袭击，一举铲除宦官势力。可惜，事情在关键的时刻失败了。宦官集团疯狂反击，借机对朝臣展开了大屠杀，包括丞相在内的上千名高级官员全成了宦官们的刀下之鬼，朝堂之上几乎为之一空，而唐文宗自己则更彻底地成了宦官的傀儡——连他自己都称“朕受制于家臣”。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甘露之变”。
说到底，“权力偏房”是集权时代不可避免的现象，皇权太大，单靠皇帝一个人无法承担，所以必然要与不同的势力集团一起分享。可是，帝制时代没有清晰、合理的权力分配机制和制约机制，所以，权力分享的过程也就必然会发生可怕的扭曲、裂变和衍生。“权力偏房”说到底也就是一种权力衍生品。金融衍生品泛滥，可以引发美国的次贷危机和金融风暴，那么，“权力偏房”发展壮大到一定程度之后，自然也会“绑架”正室，操控皇帝，裹胁朝廷，让正当权力为他们的邪恶目的服务。仅此一点，也足以证明专制制度的罪恶。
以古为镜说“裁员”
金融风暴来临之际，一些企业的日子不好过，情急之下，裁员便成了一个方便的选择，美其名曰“瘦身”。一些文化事业单位搞改革，也时不时地祭出“裁员”大棒，以从反面教育员工努力工作。其实，上至一国，下至一单位，裁员之事的利弊得失向来不可一概而论。近日读史，愈加感受到了裁员与事业成败之间的复杂关系。
就国家而言，裁撤冗员可达到精兵简政、提高效率、节约财政的目的，如用之得当，必会极大地促进社会发展。这一点，唐太宗李世民的裁员之举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贞观元年（627年），刚刚当上皇帝的李世民就着手裁员，他对房玄龄说：“朕近日读书，多见古人遗训，谓官在得人，不在员多”，“若得其善者，虽少亦中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然后表示，朝廷机构臃肿，人员编制太多，让房玄龄、杜如晦负责“裁员”，并要房、杜贯彻“任人唯贤”的原则。
淘汰冗官向来就是一件得罪人的事，房玄龄、杜如晦在执行“裁员”任务的过程中也遇到了阻力。最大的阻力就来自李世民的旧部——原来秦王府中的人。这些人早就追随李世民，现在，李世民当上了皇帝，他们本指望着得到高官厚禄，现在可好，反倒被裁，他们岂能没有怨言？
无奈之下，房玄龄找到李世民，请李世民最终定夺。李世民坚决支持裁员工作，他说：“人君当以天下为公，而不能为己之私产。古者治国，皆明此理。如今朕与卿等衣食皆出于百姓，怎能不为百姓着想？……若徇私情，不问才学，岂是至公之道？”有了皇帝撑腰，房玄龄、杜如晦的胆子就壮了，他们开始大刀阔斧地精简机构，裁撤冗员。最后，房玄龄、杜如晦将京官由原来的2000多名裁减为643人。同时，针对因州县设置剧增而造成的百姓少、官吏多的状况，对地方行政机构也“大加并省（裁减）”，裁并了许多州县，把全国划分为10道，共设300余州，1500余县。此次精简机构、裁撤冗员是历史上非常成功的一次行政改革，为后来的贞观之治奠定了良好的行政基础。
与唐朝中央官员的精干相比，宋朝的官僚机构臃肿，冗员颇多，所以，宋朝尽管商业比较发达，但财政压力一直很重。而且，臃肿的官僚机构和大量的冗官必然导致官员之间相互扯皮，内耗严重，效率低下，行政*和派系纷争也由此而生。还是以数字来说明，唐太宗时，中央官员仅有643人，可到了宋仁宗时期，中央官员就超过了万人。有宋一朝，偏安一隅，军事上受外敌侵扰，国事难以振作，这与机构臃肿、冗员过多关系极大。可见，该裁员之时不裁员是不对的。
但是，若不认真分析情况，遇到财政困难就裁员，以为裁员是“脱贫”的不二法门，那就大错特错了。明朝的历史又可提供这方面的佐证。朱元璋当上皇帝之后，封自己的9个儿子为亲王（太子除外），亲王有自己的藩国，到一定的年龄就要到封地“就国”。他们不担任任何职务，也不从事任何文武活动，却要每年从国家那里接受一万石的俸禄。亲王有王府，王府里有大量的服务人员，这些人员也需要国家供养。朱元璋的这套制度为明朝的历代皇帝所沿袭，除继承皇位外，皇帝的儿子自然成为亲王，亲王的后代还可继承亲王爵位，于是亲王越来越多，到最后，明朝竟设了60多亲王的头衔。亲王之外，其他的皇亲（公主、郡王等）也越来越多，明朝给官员的俸禄很少，但是对皇亲却慷慨大方。只要是皇亲，不论男女，都可终生从国库领取丰厚的俸禄。这样，皇亲的人数越来越多，皇亲的俸禄也就成了国家的一个沉重的财政负担。
有学者估算，在明朝的最后几年，国家俸禄册里列出的皇亲有10万人之多，而同时期的中央官员（京官）是万人。1562年，全国各地上交国家的田赋共有400万石，可朝廷支付各地亲王及皇亲的俸禄则为800万石，用现在的话说，皇亲们一年的消耗竟然等于两年的全国农业税！粗略估算，国家财富30—40％都被皇亲所耗费。
到了明朝晚期，财政出现了困难。朝廷开始裁员以摆脱危机，但有趣的是，裁员的对象不是消耗了国家巨大财富的皇亲，而是最基层的工作人员——驿站小吏。朝廷打着节约的名义裁撤驿站，在汉、唐之时，驿站之间的距离多为30里，明朝裁撤之后，驿站数量减少，驿站之间的距离改为60里，后来，驿站越撤越少，驿站之间的距离也就越来越大，有的甚至到了200里以上。裁撤驿站确实节约了朝廷的财政开支，据测算，崇祯朝裁撤了三分之一的驿站之后，节省国库开支10万两白银。但是，裁撤驿站之后，驿站的服务质量严重缩水，很多官员也因忍受不了长距离的跋涉而放弃了必要的巡视检查工作，导致了惰政的进一步滋长。同时，被裁员的大批驿站小吏成为失业人员，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了官路上的劫匪，严重地危害着社会稳定。更关键的是，就在崇祯皇帝的一次大规模裁撤驿站的行动中，驿站小吏李自成被迫下岗。后来，对朝廷充满仇恨的李自成揭竿而起，领导了农民起义，给原本孱弱的明朝以致命一击。当李自成率领大军攻占北京之际，当初以裁员成功而得意的崇祯皇帝就只得上吊自尽了。
纵观历史上的裁员经验，我们可以看出，裁员本身并无好坏，但裁员的方向却事关成败。唐太宗李世民裁员，先拿自己秦王府的旧部开刀，刀口向上，“裁员不避亲”，最后，不仅裁员成功了，而且裁员还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反观明朝的裁员，刀口向下，“只裁小吏不裁皇亲”，名为财政改革，实为转移社会矛盾。结果，社会矛盾不仅没被解决，反而被激化了。对比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