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纸眉批(全本)- 第26部分

1909年的励志诗
在一般人的记忆中，一百年前的1909年没有特别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此时距1898年的维新变法运动已十年有余，当年支持维新的皇帝光绪和反对维新的太后慈禧都已于前一年（1908年）相继辞世。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要两年后才发生，“五四”运动是十年之后的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则要等12年，而距离新中国的成立还有整整40年。
　　可是，1909年依然不平静。这是大变革的前夜，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潜流暗涌。这一年，50岁的袁世凯迎来了他政治生涯中的“冬眠期”。袁世凯靠小站练兵起家，受到晚清重臣李鸿章的赏识和推举，于1901年当上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1907年调任军机大臣，成为中枢重臣。在1901年到1908年间，袁世凯大力推进新政，废科举，建学校，办新军，筑铁路，成效不凡。在这个过程中，袁世凯的势力也发展壮大，形成了日后所谓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1908年11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爱新觉罗？溥仪继承了皇位，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摄政。载沣本来就与袁世凯政见不合，更因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出卖光绪皇帝一事而心怀怨恨，一度“铲除”袁世凯，后来害怕激起北洋新军兵变，遂于1909年1月将袁世凯“开缺”（解职）回乡，理由是袁有“足疾”。
　　位高权重的袁世凯突然被清廷解除了所有职务，这堪称1909年中国政坛的一次大地震。不但很多中国人感到意外，就连国际社会也“深感震惊”。袁世凯被解职后两小时，美、德、英等国的驻华大使在英国使馆召开紧急会议，商议采取统一行动；次日，各国大使再次在美国使馆开会。德国外交部甚至宣布，鉴于中国局势不明朗，德国将推迟从中国撤回远征军的计划。国际上的媒体报道和评论了此事。《纽约时报》评论说，袁世凯被解职后，中国将会发生更多的“革命暴动”；《泰晤士报》指出，清廷解职袁世凯的公告冷淡无情；《芝加哥每日论坛报》认为，袁世凯被解职标志着中国的新政（改革）将就此停滞……
　　外国人的判断并没有得到印证。被解职的袁世凯并没有利用自己掌控的政治和军事势力向清廷发难，而是“温顺”地回到了河南安阳的洹上村，过起了“烟蓑雨笠一渔舟”的赋闲生活。他还将自己披蓑衣、戴斗笠，悠然垂钓的照片送到上海的《东方杂志》去发表，目的当然是向朝廷表态：我老袁很享受这种优哉游哉的赋闲岁月。
　　实际上袁世凯是在韬光养晦。他知道，当年的商朝名相伊尹在朝中遭人诽谤，不得已而选择隐居，隐居的地点就是洹上村。三年后，商王亲自到洹上村礼请伊尹回朝。在内心深处，袁世凯是以伊尹自比的。他为自己的“垂钓照”写了两首诗，名为《自题渔舟*二首》，其中的一首是：“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思量天下无磐石，叹息神州变缺瓯。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另外，他在1909年还写了一首《登楼》：“楼小能容膝，檐高老树齐。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这两首诗明明白白地道出了他身虽隐居、心雄天下的心态。
　　袁世凯果然等到了机会。两年后，辛亥革命爆发，清廷不得不请袁世凯重新出山。这次，他坐收渔翁之利，一面逼着清帝退位，一面与革命党讨价还价，为自己谋得了大总统之职。看来，袁世凯在人生低谷时所写的励志诗并非虚妄。
　　同样是在1909年，22岁的蒋介石正在日本士官预备学校读书，他也写了一首诗《述志》：“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万事休！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作者的志气亦为不小，“东来志岂在封侯”，后来的蒋介石成了“委员长”、“总统”，地位远在“封侯”之上。
　　还是在1909年，年仅16岁的毛泽东离开家乡，外出闯荡。离别之际，他给父亲写了一首诗《七绝？改西乡隆盛诗赠父亲》：“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诗中的那份志向、那种决绝丝毫不逊于前人。毛泽东后来成了新中国的缔造者，其业绩妇孺皆知，不必赘言。
　　中国古代有“一诗成谶”的说法，三位大人物在1909年都写下了励志诗，他们后来都实现了自己的志向，他们的诗成了“谶语”。仅从这一点上看，1909年就显得很特别，因为此后中国几十年的命运，都与这三个人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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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封口费”
利用“封口费”来收买新闻记者，以达到“有偿新闻”和“有偿不新闻”的卑劣目的，这样的事情“古已有之”。远的不说，仅民国时期就出过好几起。
　　1915年，袁世凯要复辟帝制，为了取得舆论的支持，派帝制分子、《亚细亚日报》总编薛大可带30万元巨款去上海“运动报界”，同时还派人到广州去贿赂报纸和报人。当时，北京的《国华报》、《国权报》、上海的《大共和日报》、《时事新报》、长沙的《大公报》、广州的《华国报》都接受了袁世凯的贿赂。被派到广州收买报纸的人，到达广州后，对广州各报馆每家每月一律送银元“三百”（折合现在人民币约万元）。对报纸发行人、编辑、记者也大加笼络，发干薪、送宣传费、给红包等等。那些接受了袁世凯贿赂的报纸和报人，其论调便以筹安会的意志为转移，颂扬袁世凯的“雄才大略”，随后又声讨反袁的蔡锷将军。
　　当然，真正的新闻人是不会被金钱收买的。袁世凯曾派人携15万巨款贿赂著名报人史量才和他执掌的《申报》，遭到了史量才的断然拒绝。史量才拒绝之后还在1915年9月3日的《申报》上以“答读者问”的方式刊出《本馆启事》：“有人携款十五万来沪运动报界，主张变更国体”，“所有馆中办事人员及主笔等，除薪水分红外，从未受过他种机关或个人分文津贴及分文运动。此次即有人来，亦必终守此志。再本报宗旨，以维持多数人当时切实之幸福为主，不事理论，不尚新奇，故每遇一事发生，必察真正人民之利害，秉良心以立论，始终如一，虽少急激之谈，并无反覆之调。此次筹安会之变更国体论，值此外患无已之时，国乱稍定之日，共和政体之下，无端自扰，有共和一日，是难赞同一日，特此布闻。申报经理部、主笔房同启。”用现在的话说，这不但拒绝了贿赂，而且还把行贿者给曝了光。还是在1915年，梁启超写了一篇题为《异哉所谓国体问题》的文章，批评袁世凯企图恢复帝制的做法。袁世凯得知这一情况后，赶紧派人找到梁启超，要以20万元巨款买下此文。当时的20万元巨款超过现在上千万人民币的购买力，但梁启超不为所动，毅然决然地发表了这篇著名的政论文章，随后又和他的学生蔡锷一起策划了护国运动，最后终于挫败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
　　十年之后，1925年，著名报人邵飘萍支持郭松龄倒戈，反对军阀张作霖，并促成了冯玉祥和郭松龄的联合。他在《京报》上不断地发表通讯和评论文章，揭露张作霖的罪行。张作霖慌了神儿，赶紧汇30万元巨款给邵飘萍，想以此让邵飘萍“封口”。可是，邵飘萍断然拒绝了，他不但把钱退回了，而且还说：“张作霖出30万元收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这让张作霖非常气愤。张发誓：打进北京城就要枪毙邵飘萍！1926年4月，张作霖攻占了北京，邵飘萍果然被杀害了。
　　将民国时期军阀们收买报人和报馆的做法与今天的“封口费”事件作比较，我们不得不感慨：现实和历史何其相似乃尔！出了问题，首先想到的就是“捂住”，不要让外界知道，为此就要想方设法收买记者。面对金钱的诱惑，总会有一大批人放弃原则和操守，成为“端着新闻饭碗的丐帮”，这一点也是古今一致的。还有一点一致之处是：金钱固然可以收买一些人，但它永远不能收买所有的人。真正的新闻人不会为了“封口费”就泯灭了良知，就放弃了自己的职业操守。他们一定会秉笔直书，让人们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当年有一批新闻人拿了袁世凯的干薪和红包，对袁世凯搞起了“有偿新闻”，但是，史量才站了出来，他一个人就把这场精心策划的把戏全揭穿了，他一个人就破坏了一个大军阀和一批无良报馆之间的共谋。今天的“封口费”也与此类似，一批没有操守的记者拿了干河煤矿的“封口费”，可是西部时报驻山西记者戴骁军拍下了双方交易的照片，中国青年报随后的报道揭开了新闻界这耻辱的一幕。正因为有了良知和正义的坚守，所以我们才不会对未来过于悲观。
　　我们当然要进行反思：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记者去拿“封口费”？他们的新闻理想和职业操守到哪里去了？我相信，很多人在刚刚踏入新闻界的时候都是有理想有抱负的。学习新闻史的时候，他们佩服梁启超、史量才、邵飘萍等人，甚至还立志向这些人学习。可是慢慢的，一些人就蜕变成了拿“封口费”的角色。在转变的过程中，他们个人的因素当然是主要的，但是，我们的社会环境就没有一点责任吗？我一直认为，金钱对新闻的腐蚀远不是最主要的，目前对新闻最大的干扰仍然来自强权势力。“强权新闻”和“强权不新闻”对中国整个新闻事业的摧残和伤害才是最致命的。中央电视台的敬一丹曾经跟*总理说过，“焦点访谈”的许多批评报道胎死腹中，被“说情”掉了。能够到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去“说情”的，会是凡夫俗子吗？显然不是。中央电视台尚有这样的遭际，地方媒体的苦衷就更不用说了。
　　当新闻媒体和新闻记者常常“不得不”向强权势力屈服的时候，新闻的真实性和公正性其实就已经受到严重侵害了，新闻记者的理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