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当领导的格外热衷这种会议，一开数小时，也不管吾等陪会人腰椎突出，痔疮复发，痛楚难当，如受大刑。我的腰痛和痔疮就是那时落下的，每每发作，便被折磨得龇牙咧嘴，比没摸过初恋情人的手还悲痛万分。从此谁逼我去参加这类会议，我就跟他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第一辑 领导也是人（16）
以上这些会议怎么也算务实会，确有实事要会要议。还有不少可开可不开，不开没事开过坏事的务虚会。比如老干座谈会，完全可更名为老干牢骚会。不开会老干们分散各处，各发各的牢骚，影响只那么大。一开会，老干们的牢骚集中一处，个个怒火中烧，骂娘拍桌子也就在所难免。骂娘骂得最有劲的，拍桌子拍得最响的，一般是原主要领导，从前天天在堡垒中战斗，根本战斗不过来，没法关心老干待遇，这会儿终于有时间与战友们团结起来，跟现任领导争老干待遇了。跟原领导过去的情况一样，现任领导也总是很忙，尤其是一把手，难得出面召开这种老干会，全权交给分管政工和老干工作的副手，老干们爱骂娘就骂他的娘去。不用说，被老干们骂得狗血淋头的分管领导，一定会比受刑还难受。受刑痛苦还可嗷嗷叫上几声，在老干们面前，再难受再痛苦，还得装出笑脸，好像你那么贱，没人咒你，你就不清爽，不快活。
还有一种务虚会，叫作品研讨会。画家出了本画集，书家出了本书法作品集，作家出了本散文或小说集，甚至搞通讯报道的出了本新闻作品集，都要喊一班人拢来研讨研讨。所谓研讨就是说好听的话，让作者舒服两个小时。说好话的人可以不翻你的集子，只翻你不薄的信封，也可说出几大筐好话来，好像你的东西好到天上去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听不得这些美丽却空洞的吹捧，特别替作者惋惜，花钱买人口水，还不如买几瓶纯净水放家里，天热时可解渴。偏偏有作者受用，我更会为他感到难为情。尤其是轮到我发言了，不说几句好话，辜负作者期望，胡言乱语一阵，又觉得是在哄骗自己和作者，既自欺又欺人。我是木榆脑袋，不想自欺，也不愿欺人，不得不自欺欺人一回，人家没卵事，我却难堪难过难受不已，又相当受回大刑。为免遭刑罚，此类生产假话大话肉麻话的研讨会，我能不参加就不参加，不管信封有多大。
还有一种叫追悼会的会，能不参加我也不参加。倒不是兔死狐悲，人总有这么一天，没什么大不了的。主要是追悼会的气氛不对，让人别扭。一些有身份的人死后，会弄个治丧委员会什么的，追悼会主持人得将治丧委员们的名字及身份挨个念上一遍，好像委员们的官位越高，死者就越有面子似的。只是我听去，却觉得不是治丧委员名单，而是组织部的任命文件，仿佛有意要气气死者：你不是为官帽奋斗了一辈子吗？听到没有？治丧委员们个个都官帽在顶，你却只能在名字后面加上曾任什么什么的字样，竟然没有一顶能戴着钻棺材。追悼会一项最重要的议程就是做悼词。做悼词的人都是有份量的，一般是死者生前的同僚，彼此身份差不太多。比如死者是单位书记，做悼词的人往往会是局长。两人斗了大半辈子，这下书记死了，局长高兴都高兴不过来，却还要把悼词做得悲痛万分，紧要处甚至声泪俱下。略知底细的人明白这哪是悲痛，纯粹是在幸灾乐祸，那泪水更不可能是悲痛的泪水，明明是喜悦的泪花。盖棺论定，悼词绝对字字溢美，句句赞颂，好像死者比拿破仑更英明，比华盛顿更伟大。拿破仑和华盛顿这样的明主伟人到底不多，悼词难免有些让人生疑。说不准事实正好相反，只不过说着好玩儿的。当然人死为大，不会有谁跟死者过不去，较真去核实悼词里的内容。写悼词和做悼词的出发点肯定也是好的，一是通过歌颂死者，给后人树立光辉榜样，二也是逗死者开心，如果他还有听觉，说不定会突然站起来，抱拳感谢大家给予他那么高的评价。悼词能让死者高兴，我这个旁人却觉得挺黑色幽默的，很替死者感到不安。死者真是贤人，善莫大焉，那么功德自在人心，还用得着在悼词里大吹大捧吗？若无德无能，没任何建树，这么瞎吹一气，岂不是正话反说，挖苦嘲讽死者？照我的肤浅理解，这可是对死者的大不敬。
第一辑 领导也是人（17）
也许是这个原因，每次参加追悼会，我都恐慌得不得了，害怕自己死后，也会被人这么戏耍娱乐一番。若真是这样，还不如开棺戮尸，那只是肉体上的摧残，不是精神上的打击。人死后尸体戮不戮总会腐烂的，精神一时半会儿还有可能不死，尤其是我这种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写出惊世之品传世之作的伟大作家。所以我已庄严写下三不遗书，死后不成立治丧委员会，不开追悼会，不做又假又虚又肉麻的掉词，一把火烧掉完事。如果违背这三不遗嘱，硬把我弄到追悼会上去，供人挖苦嘲弄，开心取乐，惹出我的火性来，我可能会翻脸不认人，愤然从水晶棺里爬起来，撕毁治丧委员会名单，追打写悼词和做悼词的人，叫大家都没面子，下不了台。
·尴尬人·
官场说白了就是一个权力场。官场中有两样东西永远围绕着权力转，这就是人和事。为驾驭好手中权力，当权者必须用好人，同时做几件像样的事。于是有人琢磨人，有人琢磨事；有人只琢磨人，不琢磨事；有人只琢磨事，不琢磨人；有人既琢磨人，又琢磨事。琢磨人得人缘，琢磨事得事功，琢磨人又琢磨事得势。善于琢磨人的人是聪明人，把人琢磨透了，就找到了向上爬的梯子。善于琢磨事的人是能干人，事干好了是政绩，只是凡事往往跟利益有关，事干得多，容易惹出麻烦，事与愿违。善于琢磨人又善于琢磨事的人是魔鬼，可以通吃，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什么都不琢磨的人，要么没人没事可让你琢磨，想琢磨也琢磨不上，要么则是官场混混，混一天算一天。
官场中聪明人和能干人不少，魔鬼也经常可以碰到。魔鬼到底不是常人，此处姑且不论。只说过去我在实职部门当差，难免要跟能干人打交道。这些能干人里有财政局长，也有管财政的政府领导。别看财政局长和管财政的政府领导财权在握，被奉为财神爷，白天有人求，晚上有人请，其实他们也自有一本难念的经。这是管家婆的角色，为维持政府的正常运转，为让辖区的干部职工拿到基本工资，吃得上饭，穿得上衣，做管家婆的必须付出超乎其他人的劳动和艰辛。比如政府常务副市长，要常务这常务那，别的人上天入地都难得找得到他，财政局这个地方却常常不请自来。这也是迫不得已的事，吃皇粮的人越来越多，多如过江之鲫，常务副市长负责发放皇粮，不是闹着玩儿的。别看这些年经济高速发展，每年GDP增长水平都在两位数以上，可不知怎么的，政府还是入不敷出，经费永远都是短缺的。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市县几级政府，领导们最发愁的就是干部职工的吃饭钱，连续数月发不出工资的情况司空见惯。什么数字都可估计加统计，多拍几下脑袋就可拍出来，唯独干部职工的吃饭钱得一分一角落实到工资表上去，金库里缺钱，脑袋拍烂了都没用。被逼无奈，只好成立工资发放中心，把预算内外的钱统统集中拢来，先保障工资发放，有余力再做其他安排。各地工资报表往上级财政报送时，政府一把手还要在上面签字，得对工资发放的真实性负责。还有硬性规定，地方发不出工资，党政一把手必须到上级党委政府那里去说明原委，不得有丝毫含糊。
这好像有点耸人听闻，可事实确是如此。这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大环境不无关系。政府职能是按计划经济模式设置的，机构越精减越大，人员越分流越多。税收体制和财政体制也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成本高，效益低。计划经济模式下的政府要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自然只能在夹缝中尴尬度日。
我写过一部叫做《裸体工资》的中篇小说，里面的主人公何铁夫就是这夹缝中的尴尬人。何铁夫自然是能干人，不能干也就做不了分管财政的常务副县长。常务副县长工作压头，天天要琢磨事，不可能老去琢磨人，难免费力不讨好。何铁夫也知道自己处于利益格局的矛盾中心，才处处小心谨慎，如履薄冰，希望借主持政府工作的良机，过渡到正式的县长。想实现这个可怜的愿望，至少要能维持县里的局面，也就是说要养得活县里吃皇粮的干部职工，稳定县里大局，否则一切免谈。何铁夫为此使出了浑身解数，在财政局长的配合下，将县里的细帐算了又算，亲自找有税源的企业讨税，想方设法打省财政厅主意，争取定额补助，以充实县里金库。何铁夫还真有一手，企业争取不来的定点生产指标被他争取到手，人家请不动的财神爷被他请到了县里，别的县领导平息不了的风波他一出面就能平息下来。他还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民本思想还留在他的骨子里，县里干部教师工作辛苦，连那几个可怜的基本工资都拿不到手，自己寝食难安。当然何铁夫也不是完人，迫于无奈，也得行贿，也得在比自己大的官员面前说些得体的奉承话。
不用说这些都是为了工作，为了县里干部教师那几个裸体工资。照理这样的角色升任正式县长，应该没有太大问题，何况何铁夫已在主持政府工作。可最后他还是栽了，在就要成为正式的县长的时候。栽的原因很简单，他违规动用了一笔不该动用的资金，给干部职工发了工资。这当然是事情的表面，深层原因还是何铁夫没琢磨透人，最后被自己最信任的合作伙伴使了花枪。不过为使何铁夫或者说为使作者我本人不至于太尴尬，我让何铁夫最后喝到了红颜知己左舒青给他斟的红葡萄酒，也算是一个小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