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人，四处搜寻，最后在一个僻静的墙角处发现，原来3个孩子早死了，还睁着眼睛。曹克勋当即红了眼，冲着管理花名册的老师大吼道：你给我移交，人死了你们都不知道！
■ 逃不掉的政治
事实上，保育院虽是儿童的避难所，也逃不掉*。一方面，共产党几乎占领了各保育院的领导实权。宋美龄知道这一点，但能干实事的人几乎都是共产党，所以也就睁只眼闭只眼。到1941年皖南事变，一些院长和教员或被限制或被逮捕，*南方局从保育院中撤退、转移了部分人员，但保育院仍在暗中发挥着地下交通站的作用。
当孩子们渐渐长大，他们的心理和思想都慢慢发生了变化。与其他同龄孩子相比，保育儿童相对早熟，他们的父母或在前线参战，或早已离开人世。在香港保育院，当保育生长大升入高中时，他们衣裳简朴，寡言寡语，常常被同学欺负，在学校里成为弱势群体。21个孩子谁也不去上学了，“我们不要这样像猪似的被养着，我们要去当兵！”
1943年，大批已升入中学的适龄保育生投笔从戎。这些颠沛流离历经千辛万苦的孩子，背井离乡时还不经人事，此时已风华正茂。据参军保育生回忆，保育生在学生军中占有相当比例。在驻印国军中，大部都是保育生连队。在缅北、缅西战场上，保育生英勇杀敌，视死如归的事迹，俯仰皆是。
1945年国土光复，保育会宣布结束使命。有家的保育儿童可以回家，无家可归的孩子，可由国民政府*财力支持到高中毕业。
此时沈美安家中已无人，他在重庆合川读到高中毕业。他大哥在长江边卖豌豆时，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后就杳无音讯。到解放后才知，大哥在淮海战役时随部投诚，成为解放军，后一直担任五虎上将之一邱会作的司机。到邱被审查时，又多年未敢与家中通信。而沈美安在*中也被批斗，保育生的经历也成为一项罪名。
进入1980年代，邓颖超与宋美龄常有书信往来，邓还在新年寄送贺年卡片给宋。1984年，这一年的2月4日是邓颖超八十大寿，宋美龄托人送来一只玻璃玉兔，因为宋还记得，邓颖超属兔。
三年后，已退出政坛、绝少露面的宋美龄，专门出席过台北一个300多名保育生参加的聚会，听取大家汇报经历，历时3个多小时。寓居美国之后，她只接见过两个团体，战时儿童保育会便是其中的一个，足见这位保育会理事长对昔日这段经历的看重和怀念。
1991年4月28日，适逢台湾保育生惯例的母亲节聚会。年逾9旬的宋美龄再次出席*，并发表训辞。她说，“届值社会中多人迷失为人处世之正途，尔等曾受爱心恩泽，更切身经历艰险苦难举目无亲之痛楚，当经已训诫子孙，故确信彼辈绝不在其列。兹盼尔等各尽己能，回馈社会，若遇有损及国家情事，应具敢言敢为之胆识，挺身而出，择善固执，虽千万人吾往也。”■
＞＞1946年，湖南衡阳育幼院收容难童合影。图/FOTOE
＞＞1938年，讨饭的孤儿。日军发动侵华战争，造成无数命运凄惨的孤儿，他们流离街头，衣食无着。图/FOTOE
＞＞邓颖超与*的合影。*的母亲赵君陶一直担任直属第三保育院院长直到抗战胜利。1941年，*到延安，进入延安保育院。图/FOTOE
＞＞20世纪40年代，广西遣返回乡的受灾儿童。图/FOTOE
＞＞2007年3月10日，原保育院儿童，著名国画家柳青夫人（右）将先生、丈夫生前的画集赠送给当年抚育过难童的刘妈妈。（注，柳青1946年至1949年间曾在抗战保育院里任教）。图/IC
＞＞20世纪30年代，保育院里的姑娘们正哄孩子。 图/FOTOE
善，解人意（1）
——看纪录片《目送1949》
文┃鄢烈山
这部纪录片和龙应台的书，正如她所宣示的，不是为了分辩谁对谁错，而是怀着大悲悯，讲述在国家机器的巨轮碾压下，在时代风浪的万顷波涛中，个人命运如一粒微尘一片树叶的无奈和无常。
2010年5月29日晚上，中山大学梁■琚堂举办了纪录片《目送1949》在祖国大陆的首映式，龙应台在放映完之后与观众交流。片名叫《目送一九四九》，显然巧妙地聚合了龙应台两本书的名字，其实主要还是与写60年前沧桑巨变的那本《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有关。这部纪录片是龙应台采写那场导致两岸分治现实的历史鼎革时，台湾稻田电影工作室的制片人和导演王小棣、黄黎明，追随她的行踪拍摄了150多个小时的素材后，剪辑加工而成的99分钟的作品。纪录片与龙应台的那本书，本是同根生，不仅互相印证，也互相补充；不仅更直观更感性，也有它独特的视角。屏幕上出现的受访对象，除了龙应台父母双方的亲人邻里和长春市的一位长者，面对观众畅所欲言的大多是台湾人，所以，整个纪录片更多是讲台湾人的经历和感受，他们的感受与我这个大陆人是相通的，可以产生很多联想和感应。
我感觉，就像龙应台的那本书一样，这部纪录片与其说是历史故事，还不如说是生命故事、情感故事，它引导我们关注的是人，是生命，是感情。你看，纪录片开场是龙应台去台湾探望老母，失忆的老人家认不出女儿了，很礼貌地夸龙应台漂亮。可就是这个衰弱老妪，当年孤身一人在兵荒马乱中将儿子带回湖南衡东的山乡，托付给他的祖父母，自己去乱世败军中寻夫；为了谋生，原是军官太太的她，在台湾开过店铺，卖过电影票，织过大渔网，自己下河打草养过猪……如今她不识女儿的音容，却记得她已淹没在千岛湖中的浙江老家、一辈子魂牵梦萦的淳安。片子的结尾是龙应台与她的小儿子飞飞（菲利普）通电话，接到“兵单”的儿子与她讨论德国人的民族性，这个民族有过暴行出过希魔，也会写诗出过歌德……母亲与自己怀抱中长大的儿子平等讨论，教她不能不感叹生命的奇妙！
生命是这么短暂，这么奇妙，可是从前乃至如今，却有许多人不懂得珍惜自己、珍惜他人的生命；其最严重的结果就是，发生其实并没有胜利者的创深痛巨的战争。人和人之间，互相争斗，党同伐异，你死我活，不共戴天，没有包容，没有尊重，利益冲突固然是缘由，但首先是思想上的敌意，没有理解对方的愿望和尝试，便没有自省和妥协。我想，这部纪录片和龙应台的书，正如她所宣示的，不是为了分辩谁对谁错，而是怀着大悲悯，讲述在国家机器的巨轮碾压下，在时代风浪的万顷波涛中，个人命运如一粒微尘一片树叶的无奈和无常。因此，启迪我们，作为卑微又宝贵的生命个体，人与人之间应当互相同情，互相尊重，互相关爱。而实现这一点的前提，就是抱持最大的善意，进而生发出互相理解，互相体谅：善，才能解人意。
■ 上辈人的历史
理解他人包括自己的父母谈何容易。龙应台不无愧疚地谈到，自己是在母亲已然失忆之后，才意识到应当尽快“抢救”上一辈人的历史，停下手头的工作和写作计划，开始了对“一九四九”的追寻和记录。龙应台在与参加首映式的观众分享感受时说：自己15岁那年，正与伙伴们打乒乓球，当巡警的父亲看到警察分局的长官路过，迅即让小伙伴们列队站好，喊口令向长官举手敬礼。那时她便确立自己一生的最大志向——做一个不必对任何人毕恭毕敬行礼的人。这个人生选择能够实现当然很好，但它是依赖一定社会条件的，我们的父辈很多时候并没有选择的权利，是生活环境塑造了扭曲了人的心性。她说，她批评台湾现实的杂文《野火集》出版后，父亲要求她不论在哪里，最多3天之内必须给他电话报平安，“他总担心我被装在麻袋里，用绳子扎住口，绑上石块，扔进大海里。”追寻“一九四九”，她明白了他内心深处的恐惧，这么深重这么具体，其来有自。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地区后，怀有恐共症，实行白色恐怖，就是这样对付“匪谍”和疑似“匪谍”的批评者的。纪录片展现了当年台湾当局血腥屠杀真真假假“匪谍”的场地——台北近郊的马场町。看着大坟堆，枪声仿佛在耳边响起。
善，解人意（2）
有了对这段历史的认知，我们也可以理解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王晓波，何以那么痛恨两蒋的国民党政权。纪录片中他讲，他的母亲因为“匪谍”罪被杀害，父亲也因而坐大狱；儿时的他，被当作贱民饱受屈辱和欺凌；哪怕又瘦又小，听到同学称他“匪谍的儿子”，就要扑上去与人打架。
与龙应台的书一样，纪录片没有回避国军“转进”台湾前抓壮丁当反攻本钱的史实，其中说到山东七所中学学生随军南下到澎湖时，强迫年长些的学生入伍，那个在河南打败仗以致跛腿的司令官，示意卫兵当众刀刺敢于表示异议的学生，并有7名教师被当成“匪谍”处死。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纪录片中有个情节我很感动，有个“本省籍”的女子，回忆她念书时，同学们欺负班上三两个处于弱势的“外省”同学，尤其厌恶天天诵唱什么“三*义，吾党所宗”，她们说“什么吾党吾党”，那是你们“外省”人的党；而训导主任和教官来到班上对同学们训话，并未倚仗强权给说这种话的同学扣政治帽子打压，却道“不是我们要来抢你们的地盘，我们也是不得已才来的”，竟然说得涕泗交流，感染得同学一起哭了起来。这就是平等待人、以诚示人、将心比心的力量。
在大转折大震荡的时代，人如置身搅拌机中的一粒小豆子，常常身不由己，不知所终。讲两岸分治、岛内族群矛盾，不能不追溯到台湾光复，不能不谈及中国抗战期间日军中的台湾人，台湾光复后他们进退失据的身分认同。日本人当然不会为他们作善后安置了，因为他们已是中国人；而在中国人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