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他还记得，“当时不太冷，大约是春天。”那时，刚经过战乱，动物园只剩下动物3种17只，谭邦杰用了五年时间一步步去丰富动物品种，并提出了保护大熊猫的主张。
1950年代初期，受苏联保护西伯利亚虎的影响，谭邦杰提出了保护东北虎的措施。与此同时畜产公司出口货单上，动物皮张的数量不断上涨。于是，他又向国家提交了保护华南虎的报告。他是中国最早提出保护华南虎的人。
知识分子谭邦杰远离政治的天真想法，在1957年被反右运动击碎了，他从此开始了22年的“老运动员”生涯。
就在被打成右派前几天，谭邦杰收到一封密云县的来信，信中说在清东陵发现一种浅黑色毛皮上有深黑色斑纹的老虎。这正与文献中记载的黑虎相似，正当谭邦杰要安排保护黑虎的措施时，自己就成了“右派”。此后，人们再也没有见到过这种虎。
这一年，反右斗争“找”到了很多人头上。提出著名的“梁陈方案”的陈占祥也是这一年被划为右派，梁思成则受到了冲击，北京城墙没有保住。不幸中的万幸是，梁思成的一些弟子后来被发配到西安，西安古城因而得到了部分保护。
而谭邦杰却是在孤军奋战。他要保护的老虎，此后完全是孤立无援。1957年，也是中国打虎的高潮年，数百只华南虎被当做害兽打死。
那一年还发行了普9型天安门武松打虎邮资封；中国连环画泰斗刘继卣出版了小人书《武松打虎》，一版一次印了8万册。同年6月，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盖叫天来到华南虎出没的湖南省，演出了《武松打虎》。
寻找 Tiger Tan（2）
“武松打虎”，在这一年具有了政治上的象征意义。
■ 盲区22年
寻找谭邦杰动物保护思想和理念的形成，从1957年起进入盲区。现在，我们只能从一些健在的老者口中，只鳞片爪地复原谭邦杰这22年。
除了有人看到过谭邦杰在门头沟放羊时背完一本英语词典，6年“右派”生涯中没有更多的回忆能够说明他还与学问有关。
1963年，摘帽“右派”谭邦杰回到动物园打扫了3年厕所，1966年起开始了炼狱般的生活，“炼狱”是谭的同事在回忆他的“*”岁月时特别重调的一个词。那年所有流行的帽子他都戴过——“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白天打扫公共厕所（动物厕所谭邦杰没有资格打扫，怕他报复、*动物）、晚上挨斗或陪斗——动物园每一个人挨斗，都可以拉谭邦杰当陪斗，他是挨斗的“第一梯队”。
即便是在这段时期，还是有一个人发现谭邦杰在看书。崔占平，60年代中期曾任北京动物园主任，他发现谭邦杰偷偷摸摸地看解放前出的英文版《美国博物馆中亚调查记》。崔占平的记忆，弥补了一小段空白，有助于人们理解谭邦杰在1979年以后的巨大能量爆发期。
*后期，谭邦杰被“监督劳动”。下放在动物园的果园劳动的朱秀珍见证了这一时期的谭邦杰。一个剪枝期，有工人检举谭邦杰不老老实实彻底改造，还在找窍门省力气。朱秀珍过去一看，原来谭邦杰发明了一个夹子，可以不弯腰就把树枝拾起来，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朱秀珍告诉工人，这说明谭邦杰劳动态度端正、劳动认真，就把这个检举压下去了。她心里实际上想的是，“老谭心态真好！”
在果园，所有人看见谭邦杰在整天劳动，但令朱秀珍惊异的是，*刚一结束，谭邦杰就拿出10万字的书稿到处找出版社。当谭邦杰找到中科院动物所一位专家时，这位专家要求与谭邦杰“合作”出版。谭邦杰拒绝了这一要求，这本在1979年他获得*时才出版的书，名为《虎》。是中国第一部关于虎的专书。
在这本书中，谭邦杰提出很多关于野生虎保护的设想。
《虎》出版的前后，谭邦杰被重新分配了工作——从他那间自盖的不到十平方米的“违建”里出来，往南几步，是北京动物园的北门；往北走过几排平房，是动物园刚刚盖好的家属楼。人们每天都能看到这位老人，一手拿个小板凳、一手拿个小布包，到楼门口“看楼”值班。
谭邦杰*后的多年里，定了个相当于大学本科刚转正的技术十三级，工资比他几个孩子的还低。唯一庆幸的是，他可以公开做研究、可以在公开场合为虎争取生存权了。
但他要保护的虎，早已所剩无几。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所研究员王应祥曾经做过野生虎的调查，1960年代到1980年代是打虎最盛的时期，打下的虎皮通过畜产公司或供销社的途径收上来，那段时期，每年都有一些虎皮被收购。但是自1986年以后，供销社就再也没能收到一张老虎皮。
■ 出山
1984年的一天，谭邦杰跟动物园里制作标本的年轻人肖方说，自己目前正在做三件事：一、寻找普氏野马；二、让麋鹿回家；三、保护华南虎。
肖方说，谭老说的那三件事，一样也没人宣传，更没人知道他。《虎》尽管出版多年，但整个社会关于保护老虎的理念仍未普及。谭邦杰开始大量给报刊撰写科普类的文章，宣传保护老虎。
寻找 Tiger Tan（3）
1986年1月3日深夜，谭邦杰给《中国青年报》写下这样一行标题《虎年谈虎的保护》，36天后是虎年春节，71岁的老人早年是媒体出身，写稿子会打“提前量”。在这篇稿件中，他提出了华南虎“保种”、野生调查和保护区概念，最后一句话是：“希望在下一个虎年时，我们的‘老相识’不仅健在，而且更远能脱离险境”。1995年科普出版社选了他部分科普文章结集，出版《珍稀野生动物丛谈》，共计68篇，印数5000册。但这些篇章仍未引起多大的反响。
倒是发表在国外动物学期刊上的论文一再引起轰动。燕京大学出身的谭邦杰有一口流利的英语，这种语言优势成为谭邦杰隐形的翅膀，国际动物学界的各种专业期刊定期寄到他的名下。
1980年代初期，中国国内的一些情况，总是令外国人无法理解，当他们发函邀请谭邦杰出席国际论坛时，总是联系不到人；国外学者找到动物园来，他总是“不在”。至今，谭邦杰的孩子们也不清楚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是怕我爸说话太直？还是怕我家没法让人看？不知道，真不知道”，谭邦杰的二子谭保华说“就算他们让人进屋，也进不去啊，十几口人住两间小平房，哪儿还有地儿待客？”
1986年4月，他终于有机会出席在美国召开的“世界老虎保护战略学术会议”，一名西方学者开口就责备他“轻易放弃”了对1957年黑虎踪迹的调查，谭邦杰在会上没有做任何解释。回国后，他在本子上写下了一句“他怎能明白，那是在‘阶级斗争压倒一切’的时代呀！”
这一年，谭邦杰的调查和统计结果是，动物园圈养的东北虎还剩下100多只，华南虎在各动物园圈养了30多只，中国以外的地方，只有莫斯科、日本多摩共养了5只。
野生华南虎虽查无踪迹，但各专家估计，也许？可能？还有40只？护虎者谭邦杰荒废了22年业务。中国的老虎也在这20多年间迅速地失去了踪迹。
“*后工资也只有80、90块钱，买了那么多国外资料，还经常跟国外同行通信，这些费用得多高啊”，谭保华说，他的父亲经常连写稿子的稿纸都没有。
■ 呼吁
“华南虎作为一个珍贵的亚种，正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1984年，从保护单一物种到生态环境保护的观念还没有普及，渐行渐远的华南虎快要淡出人们的视线了。谭邦杰坐在一盏老式台灯下，给林业部门写信、给《大自然》杂志撰稿——为了华南虎不成为第四个被灭绝的虎亚种（虎的8个亚种中，巴厘亚种、里海亚种、爪哇亚种已灭绝）。
此时，华南虎行将灭绝，而《野生动物保护法》仍未出台，直到4年后，这部法律才姗姗来迟。在漫长修改和立法过程中，老虎等不及了，自然死亡了，被杀了，或者远走他国。
同样等不及的谭邦杰还在不停地想办法，“只靠消极的禁猎已难挽救，只有采取积极措施，比如在关键地区，尽快建立自然保护区才能奏效”。
在北京动物园北门外的小平房里，一台老式英文打字机，摆在一张用木板拼接起来的小桌上。木头椅子，低矮的木书架，构成了谭邦杰的学术世界。
这时的谭邦杰想写文章，最缺的就是资料，他的藏书和自己在1950年代写的书抄家时损失惨重。“他的每本书我都有”，谭邦杰的朋友天文学家李元说，“有几本我保存了20多年，抄家也没抄走，我又给他送回去了”。 。。
寻找 Tiger Tan（4）
谭邦杰提出“就地保护”思路：在小兴安岭创立一两个东北虎的保护区；在湘西、闽北、赣南、粤北、鄂西、贵州等地，找几处理想的地点，建立华南虎保护区；在西双版纳和藏南地区，开辟孟加拉虎保护区。灯下的老人在脑海中构建出一派生机勃勃的自然界：“在虎的‘保护伞’下，许多其他大小鸟兽以及各种树木也一同受到保护，岂不是好！”（谭邦杰1980年3月文稿）
“异地保护”的措施是，全国选出几家有条件的动物园，建立起东北虎、孟加拉虎、华南虎的繁殖种群和谱系簿，集中优良种畜，保护血统纯洁。他认为这样坚持下去“不难越养越多，但这项工作必须与保护区互相协作。”
在他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中国各动物园，有华南虎30只，他们是1950年代6只野生华南虎的后代。
三年后，苏州动物园的黄恭情从南昌买了一对华南虎，一个月后，雄虎死亡，剩下147号雌虎。又过三年，苏州动物园从南昌引进了147号同父异母的虎弟157号。开始了“异地保护”的实践。
■ Tiger Tan
1986年4月12日至17日，谭邦杰等4位中国代表出席了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