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秀其实是主动提出不做统计员的。原因是她家是在大山里，小学里读的是复式班，老师只有一名。虽然她也想学好，但那名老师自己不过是个初中毕业生，她又能学到什么呢？进厂后因为马课长是她表叔，便让她做了统计员，但她每天把报表做得乱七八糟，为这，挨了张培和马课长不少骂。文秀说，她才不稀罕这个统计员呢，她还是想做啤工，虽然累点苦点，但没有压力。
望着文秀如释重负的脸，我真是百感交加，为文秀也为自己。是呀，她和我一样，并不是我们不想上进，并不是我们生来就甘于贫穷，但很多客观的条件制约着我们，让我们无法上进、无法不贫穷啊。
正如文秀说的那样，她对数字真的非常不敏感，但她削的披锋却又好又快。并且，她在教我做报表时，非常耐心，面面俱到。
当从文秀手中接过纸、笔、直尺、计算机时，我真是百感交加。这些东西一度曾离开了我，如今又回到我手里，我一定不要他们再从我手里溜走。但我的两只手，能永远握住这些东西吗？
５１。
虽然统计员和啤工在工资、待遇及上班环境各方面没有任何变化，但统计员在注塑车间是相对清闲的工作，并且有一张小小的办公桌。我每天的工作就是每一小时统计出４５台注塑机的产量。而每台注塑机啤出多少零件，根据注塑机时的时间也可以算出来的。但多数啤工心里都记得清清楚楚，所发只要稍稍会眯加减乘除及百分比的算法，这工作是再简单不过了。大多时间，４５台注塑机并不全部开机的，所以玩的时间相对多一些。
因为做统计员，我和张培便熟悉起来。做为组长，张培是很清闲的，他喜取笑我：“你又可以摸鱼啦。”
第一次他这样说的时候，我傻傻地问：“车间里哪有鱼摸啊？”
听我一说，他和身旁几个人哈哈大笑。我从他们笑声中知道自己会错了意，便又以为“摸鱼”是词牌名“摸鱼儿”的简称，后来才知道是我想得太多了。
原来在这家厂里，“摸鱼”就是偷懒、闲逛、混日子的简称，据说厂里的台湾人喜欢这样说。因为这个词实在是形象、贴切且俏皮活泼，很多大陆人便也喜欢说这个词了。
一般来说，上白班气氛严肃一点，因为上到老板、课长，下到人事、稽核及保安，他们个个眼睛睁得老大，不停在厂区转来转去监视着我们一言一行，支辄罚款。但夜班就不同啦，除了不时有保安进来转一下也是走走形式，我们几乎处于无人管束状况。只要不过份，张培也并不阻止的。因为毕竟，夜班太难挨了。
厂里十分之八、九是女孩子，其中尤以生产部和注塑部居多。但生产部的女孩子大多数是紧挨着坐在一条拉上，就连上厕所也要申请离岗证。离岗证每条拉只有五个，也就是说一条拉最多不得五个人同时离岗，且明确规定上班时间上厕所不得超过五分钟。所以要想和流水线上的女孩子说悄悄话操作难度太大，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我们注塑部就不同，一般一两个女孩子守在注塑机旁，所以夜班巡罗的保安最喜欢往我们注塑部跑了。
我时刻记着自己来东莞的目的，所以并不太喜欢说话，无论是和张培、车间技术员还是保安，我总是礼貌而有分寸地和他们接触。时间久了，他们也不太爱搭理我。但偏偏李连平一见到我就亲热地打着招呼，仿佛我是他几世的至亲似的。虽然丽娟一再说我们和李连平是邻县的老乡，但想起那次他对金三玲的态度，我对他没有一丝的好感。
李连平几次在我这里讨了个无趣后，也看出了我对他的冷淡。有一个夜班，他竟然在吃夜宵前神秘地走到我身边，然后偷偷摸摸把三张夜宵票放在我桌子上，得意地说：“这些都是你的了。”
５２。
我们每天的夜宵票只够吃一碗汤粉，尽管夜宵有麻辣串、炒菜和鸡腿卖，但那大多是为管理阶层准备的。象我们这种普通员工偶尔吃一次便是奢侈的。望着三块钱夜宵票我暗想：要是买素麻辣串的话，可以买六串；要是买荤麻辣串的话，可以买三串；要是买鸡腿的话，可以买两只。就算什么也不买，还可以到小店里去换一只牙膏呢，牙膏能用一个月。
所以，看到这三张夜宵票，我仿佛看到了垂涎己久的麻辣串、香喷喷的鸡腿和洁白的牙膏。但我知道，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尽管我很想把夜宵票立刻据为己有，但我还是淡淡地问：“不是一个人只能得一张吗？你怎么会有三张？再说我吃了你怎么办呢？”
他眉毛一挑，骄傲地说：“你也不看我也谁呢？饭堂老板是我哥们，不要说三张，问他要三十张也是有的。”
他的骄傲刺伤了我，我艰难地咽了一口唾味，狠狠心将夜宵票往他面前一推：“谢谢你了，我一碗米粉就够了，吃不下这么多。”
他明显一愣：“怎么？你不要？”
我看都不看他：“是的，我不要。”
他脸色一板，随即怒道：“你这人真是不识抬举！我好心好意给你夜宵票你却不要，从来没见过你这样的！”
他刚说完，柯兰兰过来找药胶布，一看到桌上三张夜宵票，眼睛立刻一亮：“这夜宵票是谁的？能不能多给我一张啊？”
李连平拿起夜宵票往她手上一塞，连声道：“拿去，都拿去。”仿佛故意是做给我看一般，他还从口袋里掏出几张夜宵往桌上一放，大气地说，“谁要谁来拿，夜宵票，发夜宵票喽。”话音刚落，便有几个女孩过来把夜宵票抢了个精光。在我看来，他这次所谓的豪爽完全是一副流氓作派，我更加看低他了。但有的时候，你越想离某人远些，某人却越和你走得更近。
现在我虽然和丽娟同一家厂里，但我们却很少见面。我有几次在饭堂里遇到丽娟，只见她原来红润的苹果脸憔悴得不成样子，人好象又瘦了几圈。我害怕地问她：“脸色这么差，是不是有什么病？要不要到医院去看看？”
丽娟苦笑道：“不是有病，我们车间人都这样。这段时间厂里赶货，天天加班呢。”
我不服气地说：“我现在每天都要加两个小时的班，十四个小时处于塑胶气闻和粉尘和包围里，也没你这样瘦。”
丽娟差点哭了：“你们好歹也可以睡个整觉啊。我们生产部每天加班到深夜两三点，第二天还要照常上班。再加上冲凉洗衣服，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要是有人问我现在的理想是什么，我就会说，我最大的理想就是能好好睡一觉。”
５３。
更令人抓狂的是，虽然因赶货各个部门加班加点忙得不可开交，可每天早上７：３０的做早操、唱厂歌、喊口号这一系活动却是雷打不动的。因为这些活动，我们要比正常上班时间早起来半小时，可睡眠不足的我们，是多么想利用这半个小时好好睡一觉啊．
周一至周日，这些活动虽然同一时间，但各个部门是由不同人指挥的。不过每个星期一，所有部门员工都要全体集合一次。相关领导站在主席台上将厂里上一周发生的一些大事及下一周的工作任务交代一下。这段时间因为赶货的原因，产品质量明显下降，厂里己经连连接到三批退货了。
所以这周一的集体早会时，鉴于最近退货率上升，尖嘴猴腮的生部总经理在主席台上宣布特殊时期特殊对待，即：原先生产部流水线退货是属于整条拉的，现在则责任到各工序，次品是要哪道工序出错的就处罚哪道工序，直到责任到人。次品能重装的重装，损坏的则照价赔偿。总经理的话音刚落，全体一阵哗然，特别是生产部，更是群情激愤。
看到这样的反响，站在主席台边一直没吭声的林老板满面怒色，他示意总经理下去，自己站在主席台前，冷冷地扫了全场一眼，用台湾普通话威严地说：“这是厂规，有谁不服气的吗？”
全场立刻鸦雀无声，当然没有人敢说不服气。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林老板的脸上渐渐有了笑意，他正要开口说什么，人群中忽然传来一声惊呼：“啊…”我们循着声音望去，只见生产部那边站得笔直的队伍有些乱，原来是有人晕倒了。
有人晕倒，林老板面不改色心不跳，仍然在主席台上大声说：“安静，大家安静，不会有事的。”人都晕倒了还说不会有事？站在我旁边的吴少芬小声对我说，林老板他们说话时间太长了，几乎每次赶货开早会都有人晕倒呢。不过确实是不会有事的，这些人大多是因为加班时间太长困的。
说话间，晕倒的那个男孩己经被人扶回了宿舍，早会正要继续进行时，又是一声惊呼，又有一个人晕倒了。这个人还没站起来，几乎是同时又有一个人晕倒了。接二连三有人晕倒，会场却并不显得很乱。我吃惊地看到，晕倒的人中竟有丽娟，我赶紧不顾一切地跑过去。前几个晕倒的人都被其他员工唤醒扶回了宿舍，但丽娟却好久都没有醒来。
望着丽娟苍白的小脸、紧闭的双眼，我吓得呆住了，流着泪哀求生产部主管：“送她去医院吧，再不送医院她会死掉的。”
生产部主管有些为难，低声说：“去医院很麻烦的，需要钱，又不算工伤，她只是困了，会醒的。”
５４。
我气得浑身发抖，正想自己扶丽娟去医院，李连平不知从什么地方冲了过来，伸手探了探丽娟的鼻息，二话不说，背起丽娟就往厂外跑去。我也想跟着出去，却被门口的保安拦住了：“有没有外出单？”
我懵懵懂懂地说：“什么外出单？我没有。”
保安不耐烦了：“上班时间外出要有外出单，否则一律不准外出！”
外出单还要课长签字并规定时间什么的，我恨得连连跺脚。用脚指头都想得出，Ｂ班的统计员只有我一个人，不到万不得己，课长是断不会同意我外出的。我无奈地看着李连平背着丽娟渐渐远去，只能暗暗在心里祈祷她平安无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