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传闻，笔者在访问张灵甫的长子张居礼先生时得到了证实。张居礼现居西安，曾经长期担任陕西省政协常委，现为西安市政府参事，民革西安市的副主任委员。张居礼先生说，于右任的确曾经称赞过张灵甫的书法功底很好，他们因此结成了忘年交。
于右任的字本是从何绍基的魏碑体演变而来，张灵甫有练何体的深厚功力，经于右任略加指点，学于体的字很快就上了手，后来他模仿于右任的字体，也能达到真假莫辨的水平。就这样，这一老一少陕西乡党因研习书画而结下了雅缘。
只是，少年张灵甫尚不知道，与大名人于右任的忘年交，对他来说意义并不在于书画雅趣之间，而是在几年之后，当他懵懂地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从的时候，正是这位于右任，在关键时刻成了他的引路人，而这条道路，决定了张灵甫今后一生的命运。
第三节北大生辍学从戎（1）
一
1923年，张灵甫从陕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师范毕业生，职业离不开教书育人，张灵甫回到家乡，找了一所小学，开始当起了教书先生。
教书是一项诲人不倦的工作，极考验一个人的温柔和爱心，很难想像张灵甫这种性格的人，教起书来会是怎样一番情景，要他面对着一群闹哄哄的乡村小孩，整天耐着性子重复念叨“人之初，性本善”，也实在是勉为其难了。他当然也敬重六先生，但是要他像那位老秀才一样，一辈子窝在乡村里做一个孩子王，在穷乡僻壤教书度此一生，这可绝非是他所愿。他在西安读书时是见过些世面的，乡村的寂静与西安城里的噪动相比，就像是波澜不惊的一潭死水，委实憋得难受，令他难以在此安心教职。古人有诗云：“曾经沧海难为水”，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要说张灵甫那时有什么野心，倒也不见得，只是外面那个造英雄的时势，喧嚣鼎沸，这对于有一点激情，又有一点抱负的乡村知识青年来说，的确充满了难以抗拒的诱惑。
于是他一边心不在焉地教着书，一边开始考虑起自己的前途来。
家里有个现成的榜样。长房的三哥张致甫在西安读完中学后，考进了北京的朝阳大学法律系深造，那时刚毕业回到西安做事，多年之后，张致甫在家乡当了好几任的县长。张灵甫对北京心驰神往久矣，便想循着堂兄的求学之路，也去北京试试运气。他这个教书先生注定是做不长了，没多少日子，他就辞别故里，千里迢迢到北京去赶京城的考场。也许是因为深受家乡积淀千百年古风的熏陶，张灵甫对中外历史一直情有独钟，他投考的是北京大学历史系，并且一考即中，成了一名时髦的北大学子。那一年，他刚满二十岁。
自五四运动以来，北京大学就一直是全国学生运动和社会思潮的交汇中心，汉花园红楼内外的校园里充斥着众多的学生社团，各种主义的宣传方兴未艾，到处都有人在慷慨陈词地演说、辩论，墙上的壁报语不惊人誓不休。当时的中国，处于一个激烈动荡的大时代，一方面各地军阀为一己之私利，各自挟英美日德等国的暗中扶持，争权夺利，不时战火四起，以至国弱民贫；另一方面，五四爱国运动以后不久，新文化、新思潮强烈地冲击着封建旧道德、旧礼教，*与科学成为思想进步青年心目中的新旗帜，热血沸腾的莘莘学子们为寻求救国救民之路，几乎无心向学，他们满怀热诚，组织上街*，宣传新思想，鼓动民众起来反封建反军阀。
张灵甫当时也应该算是一个追求进步的新青年，他不安囿于穷乡僻壤，跑到京城来寻求自己的梦想，欲通过读书来出人投地，也是人往高处走，无可厚非，如果不是适逢乱世，凭他孜孜以求的执著精神，最后读成个饱学的鸿儒名家也不无可能。只是，生活在北大这个时刻会令人精神亢奋、热血沸腾的大环境里，只有真正的书呆子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了。从闭塞的潼关内来到全国思想活跃的中心北京，在张灵甫的人生经历中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北大的学生活动和宣扬各类主义、思想的讲座，令人大开眼界，很快他就被卷入学生运动的激进潮流之中。
西安的家人并不清楚张灵甫在北大除了读书到底还做了些什么。在他后来的同事、部下的印象中，他平时沉静内向，很少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只是偶尔发起脾气来雷霆万钧。这么说来，那些慷慨激昂的街头学生演说家里大概找不到他的身影，舞文弄墨倒是很可能有的，因为他后来不仅写过诸如《遭遇战之研究》、《山地战研究》、《日军作战心理的分析》、《在劣势装备下如何实施河川战》等军事专论，而且在硝烟弥漫的抗战间隙，还写过若干与打仗风马牛不相干的评论文章，有一篇的题目竟然是《评文妖郭沫若》。如此看来，北大的校园壁报上还是有可能贴过他的墨迹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人造反历来多由秀才们挑动起来，可秀才们自己造反却多半造不出什么结果来。文人学生好高谈阔论，指点江山，但是江山被他们指点之后，破碎依旧，笔杆子不能解决病入膏肓的社会之根本症结。学生运动看得多了，张灵甫发现空喊口号也闹不出多大名堂来，就对*逐渐萌生了倦意。然而时局的纷乱，已经使得这位嗜书的读书郎难以静心坐下来做学问，他曾丢开书本长叹道：“大丈夫当拨乱反正，旋乾转坤，措国家于磐石之安，凳斯民于衽席之上，而吁衡大局，非武力不足以除强暴，非破坏不足以言建设，吾宁长事铅椠乎？” 《张灵甫“烈士”传》 台湾 “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 19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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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北大生辍学从戎（2）
既然不愿意“长事铅椠”，也就是说不想继续枯坐书斋，而想要去做些“武力”“破坏”一类的大事情，那这书到底还要不要读下去呢？答案很快就明朗了。
1924年9月，北京发生了一件大事。
当时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军阀吴佩孚与奉系军阀张作霖燃起了烽烟。冯玉祥当时也属直系，被任命为“讨逆军”第三军总司令，出古北口与热河一线与奉军作战。冯玉祥是北洋军阀中较具有*思想的人物，从1920年开始与孙中山接触，此后国民党人对冯玉祥不断进行争取工作，先后被吴佩孚打败的段祺瑞、张作霖也积极联络冯玉祥反直。1923年10月，曹锟贿选总统，引起全国的普遍反对。在反直浪潮中，冯玉祥与第15混成旅旅长孙岳、陕军暂编第1师师长胡景翼结成了反直三角同盟。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孙岳、胡景翼分别被任命为京畿警备副司令和直系援军第二路司令。正当直奉两军在山海关一带激战时，冯玉祥上演了一出现代版
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他领军由古北口秘密回师北京，在孙岳部配合下，于10月22日连夜占领北京城。整个军事政变过程神不知鬼不觉，北京一夜之间变了天。冯玉祥、胡景翼、孙岳随即联名通电主和，同时逼迫曹锟下令停战，免除吴佩孚担任的各项职务，撤销讨逆军总司令部。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北京政变”，又称“首都革命”。
长城前线的直军得知后方生变，军心涣散，很快就被奉军击垮。事后，冯玉样召*议，一致决定立即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并商定请段祺瑞入京维持局面。会议还决定冯、胡、孙所部改名为*国民军，暂编三个军，冯玉样为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为副司令兼第二军军长，孙岳为副司令兼第三军军长。随后，贿选总统曹琨被拉下马，早已废黜的末代皇帝溥仪也被逐出了故宫，北方的政局为之大变。
直军瓦解之后，国民军的领袖们开始分享胜利果实，重新划定各自的地盘，胡景翼得到了河南的根据地，领衔主持中原地区的军政，大肆扩编他的国民二军。
张灵甫原本对于学生运动的空泛口号已经兴意阑珊，冯玉祥等人发动的“北京政变”，对已经有心从军的他所带来的震动可想而知。铁一般的事实摆在面前，学生运动整天*示威，口号喊得震天响，但是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而冯玉祥大帅旗一举，一夜之间就可以令北京变天。中国军阀政治的严酷现实，给这个学历史的年轻书生又上了活生生的一课：今日之中国，非武力不足以成大事，在风云变幻的大时代里，起而行事的军人比坐而论道的文人，在推动国家历史前进上应有更大的作为。
“堪羡昔时军伍，谩夸儒士德能多。四塞忽闻狼烟起，问儒士，谁人敢去定风波？”古人一曲敦煌词，恰好道出他此时的心境，张灵甫坐不住了。
算起来，张灵甫在北大读书的时间并不长，从头到尾大约只有一年左右。离开北大的原因，固然有出于对秀才造反失望的因素，用国民党方面的说法：“时以国是日非，民事日困，慨然有匡济时艰之志……”《张灵甫“烈士”传》 台湾 “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 1959年于是投笔从戎。不过，如果张灵甫能够顺利读完大学的话，他的“匡济时艰之志”或许还没发得那么早，也不一定马上就辍学告别北大。直接促使他下定决心的，是他自己的生活出了点状况，这是一件他事先没多顾虑，却又影响到他继续完成学业的烦心事：他缺钱花了。
以父亲张鸿恩的经济能力，张灵甫从小吃穿是不用愁的，父亲也从没让他为钱的事情操过心，上中学又有堂兄大哥在西安照应，他只需安心地做他的学生读好书就行了，这就养成了他对钱财不太在乎的习惯，而且以后也一贯如此。当初赴京投考北京大学的时候，他对在北京学习生活的费用可能想都没顾得上细想，还是西安的两位堂兄给他凑了一些资助。而张鸿恩在家务农为主，他对北京城的了解肯定还不如儿子多。对于张灵甫放着好好的教员不做，辞了稳当的工作跑到北京去上学，张鸿恩心里不见得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