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王牌悍将张灵甫传- 第7部分

　　

第四节黄埔四期生（2）
对自幼家境不错的张灵甫来说，来军校过这种艰苦规律的军人生活无疑有点自讨苦吃的味道。不过，孟老夫子早有古训：“天降大任于斯人也，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肌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张灵甫熟读古书，对这著名的训诫应是了然于心的，况且他在驻豫军官训练团有过受训的经历，更懂得军校不是养尊处优的地方，既然打算在军旅中闯出一点名堂来，今后在战场上流血拼杀是免不了的，相对而言，军校训练的吃苦流汗也就根本不足挂齿了。有了这样的心理准备，他对军校的严酷要求倒是不以为忤，只当是为今后堪当大任而对自己意志耐力的磨炼吧。
　　在半年入伍生教育的严酷训练中，张灵甫与同学们一起一边参加对广东军事重地繁重的卫戍警戒任务，一边学习军事基础知识。典、范、令与工兵、军中卫生、劈刺、体操、夜间教育等，是入伍生的必学教范，同时还得摸爬滚打，实习射击、行军、各种兵器操作和营级战斗教练，为成为一名合格军官打好基础。与其它两千多名同学一样，经过入伍生训练，张灵甫犹如一只正待破茧而出的蛹，从一个书生渐渐向真正的军人蜕变。
　　二
　　1926年2月，入伍生进行升学甄别考试。按照考试成绩，合格升学的学生被分入不同的科系，步科编成了步兵军官生团和预备军官生团两个团，后来也称为一团和二团。顾名思义，这两个团有点提高班和普通班的意思，也就是说，一团的考试成绩好点，二团的就差点。张灵甫虽然通过了期终测验正式升为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学员，但他进的是步科第二团第二连，可见他的甄别考试成绩不太理想。而黄埔四期日后最出名的另一名学生，则被分配到同一个团的第三连，这名同学就是*。国共两方在黄埔四期中日后最出名的这两个学生居然都屈居二团，不能不说是一个有趣的现象，究其原因，可能与学校的教学政策有点关系，当时的黄埔军校讲究的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学生似乎不能单凭军事专业强就获得青睐。
　　1926年3月8日；黄埔军校举行第四期开学典礼。校长蒋介石照例要
　　蒋介石经常对学员训话。国民党左派领导人廖冲恺。右图为廖仲恺被刺后，其夫人何香凝和儿子廖承志、女儿廖梦醒守护在他的遗体旁。
　　对新生发表训话，他首先勉励学生们要时刻准备为革命而牺牲，接着讲了半个小时的“革命的基础”问题，谆谆教导这些新学员，革命党的主义是三*义，三*义的立足点是民生主义，而民生主义的最后一步是共产主义，他教导新生们说，不要因三*而排斥共产主义，也不要相信共产主义而排斥三*义，更不要像前三期某些同学，弄到自家反对自家主义，自家拆自家的战线的地步。
　　司令台下的军官生们整齐地列队肃立，身材高大的张灵甫站在前排队列中，毕恭毕敬地聆听着蒋校长一口浓重难懂的宁波腔的训话。他和同学们刚刚才结束紧张而与外界隔绝的入伍生训练，对于校长这番话的弦外之音，台下的大部分学生还浑然不觉，而蒋介石却是实有所指的。
　　当时黄埔岛上的政治风云，已经呈山雨欲来之势。
　　还在第四期入伍生入校之前，黄埔军校内的政治气氛就弥漫出吊诡之气。1925年8月20日，黄埔建校时的党代表廖仲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前遇剌身亡，一般认为，刺杀廖仲恺是由当时国民党右派的领袖代理大元帅胡汉民的授意，张灵甫开始入伍生训练期间，胡汉民与部分国民党右派的一些重要官员正相继离开广东，新任的党代表是当时被认为左派的汪精卫，他曾大呼“革命的向左来”，黄埔军校政治部自主任熊雄以下几乎全部都是共产党员，校内的政治活空前活跃。黄埔军校的原校名“陆军军官学校”也在一九二六年初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以强调在军官训练中的政治教育比重。而此时，国共虽然还处于第一次合作的蜜月期，两党的裂痕其实已经显露端倪，可以说是黄埔军校多事之秋的开始。“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的斗争就是这种裂痕的具体表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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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黄埔四期生（3）
青年军人联合会，成立于1925年2月，当时黄埔第一期学生即将毕业，鉴于当时广州商团反动势力日益强大，黄埔一期的共产党员学生蒋先云首先提议成立这个组织，起初的宗旨倒也简单，就是把所有驻扎在广州倾向革命的青年军人联合起来，以联合的革命军人，来对付联合的反革命商团。当时成立青年军人联合会，校长蒋介石也是点了头的，他向来把黄埔军人看作是他自己的势力，把其他军队里的革命青年吸引到黄埔军人周围，对他扩张自己的势力不无好处，何乐而不为呢，所以他起先不但不反对，还把自己的心腹学生贺衷寒等人也派到会里担任骨干。不过，会里的活跃分子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学生，领头的有蒋先云、周逸群、王一飞、李之龙、陈赓等人，结果青年军人联合会很快演变成了由共产党人领导的左翼军人组织。
　　买了炮仗给别人放，这样的结果蒋介石当然不乐意了。他支持的贺衷寒等人先是常常在会里与左派学生唱反调，后来干脆忿然离开另起炉灶，在蒋介石的默许下，军校内的右倾教职员和学生于1925年秋冬组织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由军校政训主任王柏龄和一期毕业生中有名的右派学生贺衷寒、曾扩清等人领衔。他们公开宣称，共产党虽然与国民党合作，其实是想乘机篡夺国民党的党权，一朝得逞，所有国民党员，尤其是黄埔同学中的国民党员，将受到无情的*，而无立足之地。因此，他们以学习研究三*义为号召，集结一批黄埔师生，专门与左翼师生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对着干。
　　如此一来，在黄埔军校前三期的同学中间就形成了针锋相对的左右两派，在学校里，如果看到两队学生唇枪舌剑，箭拔弩张，不用问，那一定是两派学生在相互较劲。1925年10月，两派的成员在广东大学举行的关于第二次东征的*上大打出手，拔枪相向，形成势同水火的局面。四期新生的连排长们，大都是先期毕业的黄埔学长，这种斗争也就不可避免地通过他们蔓延到了新生之间。青年学生血气方刚，容易受到政治鼓动的影响，部分学生在左右两派的诱导之下迅速在政治上“站稳立场”，加入了两派之间的政争。
　　其实像张灵甫这种刚入军校的四期入伍生，多半踏出校门不久，缺乏社会阅历，他们的投奔大革命，一般凭的是年轻人的爱国热情和对国家民族救亡图存的责任感，有的或许还加上一点个人出人头地的企图心，要说对什么主义的绝对信仰，一开始还谈不上。用张灵甫的同学文强日后的话说：“当时许多同学入学时甚至连三*义和三大政策都搞不大清楚。”他们多数对这场*背后涌动的暗流不甚了了，对当时广东风云变幻的政局更没有深刻的认识。
　　文强的升军官生甄别考试，就很形象地体现了这批入伍生的政治水平。主持升学口试的黄埔军校教育长邓演达问文强的：“为什么要来这所学校学习？志愿何在？”文强的回答像是在背口号：“是为革命不怕死而来，志愿是打倒列强，打倒军阀，为实现‘三*义’而奋斗。”邓演达满意地连连点头，吩咐他以后要多多研读“具有‘三大政策’内容的新三*义”。文强是政治科的准学员，入学之前已经是共青团员，入学后不久又转为正式的共产党员，在同学中属于政治上的活跃分子，可即便是他，口试结束之后却也对这新三*义怎么个“新”法颇为纳闷，他连问了许多同学，都不知所以参见文强口述　刘延民撰写《文强口述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年9月。文强黄埔军校毕业即参加北伐，国共分裂后，他参加南昌起义，后来到四川领导兵运工作，三十年代初因党内肃反而脱党出走，数年后接受黄埔同学邀请加入了国民党的军统组织，在抗战期间领导过有益的敌后地下工作。解放战争中文强曾任杜聿明的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兼军统局北方区区长，淮海战役被俘。解放后他作为战犯一直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改造，于1975年获最后一批特赦释放。。可见当时的学生们对于共产主义和三*义有什么区别，在理论上也不十分明白，军校里悬挂的标语还有“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字句。可以说，除了青年军人联合会中的共产党中坚分子和孙文主义学会中的坚定右派分子外，许多黄埔生在入学的时候，政治上还是模棱两可或者说是幼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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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黄埔四期生（4）
这种政治上的模糊，在前几期的军校学生中也相当普遍，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张灵甫的大师兄，后来在黄埔一期毕业生中成为仕途佼佼者的胡宗南。胡宗南在校时与时任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走得相当近，他时常向周恩来虚心求教，课余有空，就到周恩来的政治部打下手跑龙套，以至周恩来称他为“黄埔先进”，可见得他的表现一度也相当左倾。他与倡导成立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共产党学生蒋先云关系不错，在蒋先云的鼓动下，胡宗南还差一点加入了共产党，右派学生甚至把他当成共产党分子，声称要教训他。只是，黄埔军校的校长蒋介石也非等闲之辈，他对黄埔军校可谓呕心沥血，对学生关怀备至，以一个政治人物的敏锐目光，他很清楚，能够考入黄埔军校的青年，都可以说是社会精英分子，今后将成为国民革命军中的骨干力量，必须善加笼络利用。胡宗南就是在蒋介石的感召之下，再加上右派学生骨干贺衷寒也与他私交不错，一直在政治上对他晓以利害，胡宗南权衡再三，最终摆脱了共产党的吸引，投入了国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