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胁。如果史蒂文斯基本完整地保留塞拉利昂的政府组织，战争本可以终止。在20世纪90年代内战达到顶峰时，该国几乎陷入无政府状态，这为现代非洲民族国家的失败提供了例证。
战后联合国认识到了塞拉利昂存在的种种失败，进而推动加强该国政府的职能，实现政府管理的升级。在占领军的帮助下，2001年流亡海外的塞拉利昂当选总统回到国内，开始国家重建，以确保像以史蒂文斯为首的这样的经济黑帮不会再次掌权。在全国范围内举行*选举，成立新议会，而且众议院议员地方理事会得以恢复（在史蒂文斯统治时期曾遭废除），这使得民众在地方事务中有了发言权，增强了政府为地方开展公共服务的能力。重整武装力量和警察部队，为这皮地人涨薪4倍。在2007年总统大选前，各党派开展了激烈的内部初选，甚至进行了副总统辩论，这在塞拉利昂历史上尚属首次。在政治权力的诱惑和积极的驱使下，特别是在年轻选民中，反对党赢得了全面胜利，执政党则和平退位。
该国刚刚开始的经济复苏与其政治改革同步进行。年经济增长率一直维持在7％左右，尽管该国是从战后跌至谷底的生活水平起步的。虽然面临再次爆发叛乱的威胁，但外国投资还是大量涌入，特别是在采矿业。但并不仅仅是外资驱动了其经济的迅速增长，政府也为失业在家的年轻人创造了大量公共建设方面的工作机会：重新粉刷建筑物和道路上的指示线，看管公共停车场。也许借鉴了博茨瓦纳“干旱救济项目”的成功之处（第六章中对其进行了介绍），尽管战争造成的创伤仍清晰可见，如今的塞拉利昂却已经开始走上一条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复兴之路。
塞拉利昂已经从非洲典型的 “失败国家”迅速走向了成功，但进步之路仍然步履维艰。战争留下的伤痕仍未痊愈，该国仍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而且远离灾难后可能只遭遇一季干旱，社会就会再次陷入混乱状态。但与此同时，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持续改善，国际社会援助者为维持塞拉利昂国内和平并支持政府改革而与其建立的伙伴关系有望继续推动这个国家的进步。即便是当今世界上最为贫困且暴力程度最高的国家，也能凭借一点运气和一些进步的改革在短短几年内实现转变。塞拉利昂的经济扩张并未使其与日本或越南形成竞争关系，至少从目前来看还未出现竞争迹象，但此刻，对饱经战乱折磨的塞拉利昂国民而言，免遭战争和饥饿的生活也许已经足够了。
重建巴格达
随着2003年3月20日“战斧式巡航导弹”的爆炸声响彻巴格达寂静的清晨，伊拉克对美战争全面打响。在随后几周的时间里，在成千上万吨炸药的猛烈轰炸下，常规战争很快就宣告结束。由于伊拉克大部分基础设施已遭破坏，美国各机构计划开展大规模的战后重建。美军强行驻扎伊拉克，承诺帮助重建并对付仍然存在的零星抵抗。专家们认为，日本为伊拉克如何实现战后经济复苏提供了参考。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日本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但如我们所知，在经济繁荣的带动下，日本很快就成为一个运转良好的*国家。很多人由此认为，假以时日伊拉克也能做到这一点。
然而，显然这并未在伊拉克成为现实。哪里出错了？当我们近距离观察时，日本与伊拉克的类比就站不住脚了。尽管战争给伊拉克造成的物质损失较日本更轻——与广岛相比，美军对巴格达的轰炸只相当于戳破了手指头，但战争带来的政治变化和社会创伤较日本的情况严重得多。在与之前发生的冲突进行对比时，伊拉克的遭遇实际上与非洲国家的内战（如乍得内战）更为相似，而不像社会和谐的日本遭遇的物质损失。与20世纪40年代的日本不同，伊拉克的现代史是一部充斥着种族和宗教团体间暴力冲突的历史——北方的库尔德人、中部的*逊尼派、南部各省的什叶派，另外还有其他一些规模更小的组织。与越南和日本相比，伊拉克人缺乏能够实现战后民族团结的国家认同感。要弥合种族和宗教鸿沟，就必须进行社会关系、文化和政府机构方面的改革，而且实现上述改革比修补遭炸毁的道路更为困难。
因此，在战后的伊拉克实现和平，意味着要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也许情况并不会比塞拉利昂2002年内战结束时残酷的社会现实更糟。但毕竟伊拉克不是塞拉利昂。
在伊拉克重建中存在着与塞拉利昂不同的重要之处。一方面，伊拉克发生的战争从未真正结束。在日本经历两次极为恐怖的核攻击后，日本裕仁天皇正式宣布投降，并号召民众与美国占领军进行全面合作。日本士兵恭敬顺从地交出武器，回归普通人的生活（尽管塞拉利昂叛军也被迫将武器交给英国盟军）。随后，美国将裕仁天皇——此前是遭盟军鄙视的敌国首脑——以及大部分战时将军吸纳进占领体制中。通过新宪法对原有日本政府机构进行了改革，而不是将其彻底铲除。事实证明，较之简单地从根基处摧毁整个政府体系，上述做法更为有效，因为从零开始重建国家政治机器异常艰难。
除少数罪大恶极的战争犯外，战胜国在德国和意大利实施的战后政策，与在日本实施的各项政策并无根本性差别。在上述三国战后重建的过程中，美国占领军基本上保留了之前用于维系可怕的轴心国战争机器的现有政治和经济基础设施，并使其开展和平建设方面的工作，如制造汽车而不是生产坦克和大炮。大规模政治清洗并非向和平转变的一部分。明确的和解也被列入战后塞拉利昂的政治议程中。作为和平解决的组成部分，革命联合阵线成为一个登记在册的合法政党，尽管在战后*选举中他们并未赢得过议会席位。对平民百姓严刑拷打的残酷手段在选举中并不管用。
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下的两大关键性治理机构是他掌管的军队和由他控制的复兴党，该党共有150万名党员。与苏联的情况相同，成为复兴党党员一直是在社会生活的若干领域占据领导地位的先决条件，包括大学教授，甚至是医院的医生，但2003年5月之后，复兴党党员被明令禁止把持公共建设方面的就业岗位。美军占领巴格达后，伊拉克军队很快就被解散，而且许多政府要员被捕入狱。该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和政治精英（他们中的很多人刚刚加入复兴党，只为求得更高的薪水）被剥夺了参与国家重建的资格。
然而，更为危险的是伊拉克军队的解散。这使得成千上万名全副武装的人无事可做，而且没有任何生计来源，他们唯一拥有的职业资格便是训练狙击手和制造爆炸。对于美军和平民而言，非常不幸的是，伊拉克最新出现的经济黑帮很快就找到了新的“职业”。
美国为*和暴力的滋生创造了空间，而且原有的种族和宗教对抗重新出现，这彻底葬送了经济加速恢复的任何希望。在缺少强势政府机构以实现国家团结的情况下，似乎伊拉克也要像乍得那样分崩离析。即便美国现在准备吸取某些前车之鉴，要轻易将四分五裂的伊拉克恢复原样是不是为时已经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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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石是游击队的最佳伙伴
2002年，大多数安哥拉人过着每天消费不足1美元的生活，尽管他们的国家有着丰富的石油和钻石资源。经历数十年国内战争后，他们比解放后的27年里更加贫困。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UNITA，简称安盟）叛乱武装领导人若纳斯·萨文比（Jonas S*imbi）在与政府军战斗中遇害，这使叛军陷入混乱之中。随着市民纷纷涌入首都罗安达（Luanda）街头庆祝，叛军的失败预示着新的繁荣与和平即将降临这个国家。
然而，对于那些借战争造成的混乱来掠夺安哥拉宝石的生意人而言，事实并非如此。当萨文比之死在新闻界引起轰动时，投资客们纷纷抛售他们在安哥拉有大量业务的矿业公司的股份。用与我们研究苏哈托健康问题引发的恐慌所使用的方法相似的研究方法（见第二章），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的经济学家马西莫·奎多利尼（Massimo Guidolin）和博科尼大学的伊莲娜·费拉拉（Elianna La Ferrara）发现在大约数天的时间里，上述公司的股票价格平均下降了12％。为什么和平对钻石生意产生的影响显得如此糟糕？而且这一发现能否有助于解释为何某些战争，特别是资源丰富的国家的战争，像安哥拉、乍得、塞拉利昂或苏丹，一直持续不断？
奎多利尼与费拉拉认为，矿业公司遭到了投资商撤股的沉重打击，因为他们从安哥拉钻矿中赚取的财富依赖于内战造成的国内乱局。萨文比死后，尽管有安哥拉资金投入的矿业公司股价大跌，那些没有本国投资的矿业公司的股票却升值了。换句话说，由于摧毁了阻止竞争机制进入市场的障碍，冲突的终结打击了占主导地位的钻石公司。大多数人，包括雷执教的第一届工商管理硕士班中的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商业成功的关键是廉价而高效地生产人们想要购买的某些东西。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战争的终结应当使安哥拉矿业公司及其股东更加富有，因为钻石的开采成本已大幅下降。但和平对安哥拉钻石开采的影响表明，比生产优质产品更重要的是生产比竞争对手以及潜在的竞争对手更好的产品。
对于要运营矿业公司的钻石开采者而言，战时的安哥拉是一个成本高昂的地方，因为道路被炸毁，绑架时有发生，而且还要冒着有可能误入冲突区的危险。运营一家采矿企业意味着要进行某些违法操作。据称各大公司均雇用了像万能公司（Executive Outes）这样的公司——一支从南非种族隔离时代退役的特种兵中招募人员的武装力量——来保护公司运营免遭叛军袭击。安哥拉和平监测组织2001年的报告显示，守卫一处矿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