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本身也可能被武装冲突改变。当举国上下一致对敌时，战争往往能够激发更广泛的政治参与和社会进步。政治上受压迫者——妇女、少数族裔、无地工人获得解放一直是许多战争的积极“副产品”，美国亦是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妇女获得投票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爆发了黑人的民权运动，而越南战争年代的混乱为美国政治注入了新生力量并推动了现代女权主义运动的开展。这些政治变化能间接为经济学家所谓的“公共产品”带来更大规模的投资，如之前遭边缘化的教育和医疗保健投资，而此类投资有益于社会整体。
战争本身也能刺激并推动战后经济增长的技术创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随着美国和德国争相设计出速度更快的轰炸机、研究出更为精确的投弹方式，双方在战场上的对抗导致了以技术作支撑的军备竞赛。随之出现的技术创新推动了速度更快的商用喷气式飞机的研制，并为现代计算机技术奠定了基础，在其刺激下，战后经济增速再创新高，波音公司如今日入亿万美元便是这些早期技术革新引发后期经济效应的一个例证。
投资、政治、技术，战后重建的长期结果是这几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但为了解释清楚这种因果关系，我们需要数据，而这恰恰是遭战争摧残的经济体通常无法拿出的东西。然而，尽管美军无法彻底消灭越南共产党，他们至少对自己所进行的尝试作了相当详细的记录，这为我们提供了揭开越南从对美战争中迅速恢复之谜所需的信息。揭开这层神秘面纱，应当有助于我们弄清楚如何帮助其他遭战争蹂躏的国家在暴力结束后迅速恢复生机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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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之王
战争期间，美国飞行员在任务日志中记录了每次轰炸任务的细节，这些信息被即刻传达给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结果，位于国家档案馆的防务安全协作机构将1965年到1975年由美国及其盟国的飞机和直升机投放的所有爆炸物上的信息收集在一起，提供了一份有关美军对越南轰炸的完整数据。为何我们有这场战争令人震惊的数据，而其他大部分冲突在数据方面却都是“黑洞”？也许这就是当你安排一位经济学家负责一场战争的整个运转过程时会出现的情况。时任国防部长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这位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哈佛大学受训的经济学家和后来的世界银行行长，制定了这一详细的数据系统以便详细记录其麾下军队的绩效表现。
战后，美国将相关数据转交给了越南政府，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帮助该国政府清理战争遗留下来的地雷——美军曾埋设了数百万颗地雷，而且参谋长联席会议数据库标有几乎每颗地雷的具体位置。确实，该名单包括战争中投放的所有爆炸物的位置和类型——普通航空炸弹、集束炸弹、化学武器、火箭弹、导弹、射弹、军火、地雷及照明弹，河内的越南国家军事博物馆藏有各式各样的这些军火设备。
在10年战争期间，在越南全国范围内每平方英里投放的炸弹、导弹和火箭弹平均为枚。这相当于炸毁整个曼哈顿岛所需的弹药量——仅平方英里，有近2 000枚炸弹，每枚炸弹携带上百磅炸药。设想一下，纽约中央公园被无数20英尺的弹坑“装扮”得像坑洼不平的月球表面，到处都是金属炸弹碎片，你就能想象得到战后越南的大致情形。
但这种大致情况也可能具有欺骗性，因为某些区域遭受的打击力度强于其他地区。约70％的爆炸物被投放到全国584个政府行政区中10％的区域。最猛烈的轰炸出现在广治省，该省位于北纬17度的国家中部，以北纬17度为界，当时的越南南北分裂。广治省的一些地区遭到了强度超过每平方英里1 200枚炸弹的连续打击（相当于在曼哈顿投下了超过27 000枚炸弹），数以万吨计的炸药被投放到这些地区。轰炸行动过后，与日本广岛市相比，越南广治省残存的建筑物更少，而到战争快要结束时，3 500座村庄中仅有11座未遭高能炸弹袭击。由于分界线附近炮火纷飞，广治省从北到南的广阔区域遭到了严重破坏。
越南北部沿海城市以及河内某些地区也遭遇猛烈空袭，南部西贡市附近与柬埔寨接壤处同样如此。后一区域是越南北部的人和越共游击队员从穿越老挝和柬埔寨的“胡志明小道”重返越南南部发起攻击的路径。美国约翰逊政府时期，越南北部主要城市人口聚集地免遭轰炸，而后来的尼克松总统及其将领则将攻击目标进一步扩大，包括越南在1972年“圣诞节轰炸”中遭袭击的平民居住区。
正如所体会到的那般恐惧，找出遭到沉重打击的特定区域，对于弄清楚不同轰炸强度的影响至关重要。这使得我们能将遭密集轰炸地区与遭到相对较轻袭击地区的战后经济发展情况进行比较，如果每个地区都遭遇像广治省那样的破坏就无法进行比较了。
轰炸如何影响了越南经济？1975年对美战争结束后的几年里，越南政府并未收集任何系统的经济数据，因此很难确切地指出广治省和越南其他地区从战争中恢复的速度。但规范的人口普查和家庭数据统计工作（测量家庭收入和支出等指标）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才开始，因此与同事杰勒德·罗兰（Gerard Roland）一道，我们能够勾画出经历了20多年的战后重建，越南取得了何种经济成就。
被炮火夷平的地区得以重建。战争的破坏程度几乎与1999年生活在贫困中的越南人毫无干系。因此，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广岛和长崎，在战争中遭轰炸摧毁的越南城市在战后仅用25年的时间就赶上了他们的邻居。这一经济赶超现象既是遭猛烈轰炸的地区人口密度恢复的原因，也可视为其影响的结果。重返家园的难民在重建中发挥了作用，而且随着经济复苏，甚至更多的人被当地的经济扩张所吸引而来到这里。然而，除通过个人自愿选择移居外，一些规模较大的战后人口流动也是由越南获胜的共产党政府利用激励机制或胁迫手段精心策划的。
总体上，越南实现了战后经济繁荣并通过一系列经济状况进展的指标展示了其获得的巨大收益。战前（20世纪60年代初期）越南的学校相对较少，而且除该国少数几个城市之外，家中有电力供应的家庭也并不多见。但到1999年，71％的家庭已经用上电，88％的成年人接受了文化教育。上述比例在很大程度上与战争年代对国家的破坏程度无关。战后，正如基本经济增长理论预测到的一样，越南人加大在有形资产和人力资源两方面的投资力度。如今曾承受美国袭击之苦的地区的经济条件几乎与其他地区毫无差别，这向向简直是不可思议。
北纬17度（1）
“从天而降”的美军炸弹与第五章中描述的非洲降雨的意义不一样。美军依据设计方案对这些炸弹进行投掷，而方案又由专家级的军事策划人（如麦克纳马拉）按照显然是非随机的战略思路进行规划的。例如，为何美国人划出特定地区进行极猛烈轰炸？历史学家蒂尔福德伯爵（Earl Tilford）认为，美国将军们仿照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略轰炸突袭来设置他们的空袭行动方案，目标旨在摧毁敌人的工业目标（如日本的工业城市广岛和长崎），从而“破坏越南北部的各项产业并毁灭其运输系统，从而防止越南北部支持南部发生叛乱”。
长崎已恢复了往日的繁荣，因为它拥有一处各方面条件都非常优越的天然海港，而这里曾是商业中心，后来又发展成制造业中心，这使它成为美军战机的轰炸目标。如果未遭到美军轰炸，实际上长崎如今可能比日本其他城市更为繁荣。与之相似，假设美国将军们在越南选定的战略轰炸目标同样是有可能将越南经济带入工业化时代的城市。也许如果没有对美战争，它们也本应比周边城市更为富裕，而且仅仅是由于它们遭受了美军轰炸机的狂轰滥炸，如今这些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并不比越南其他地方好多少。
然而从美军轰炸的某些方面来看，这种空袭几乎是随机的，或者说至少与未来的工业发展潜力没有联系。特别是广治省的工业发展根本没有遭受损失，因为它根本没有工业。这一地区的命运之所以如此不幸，仅仅是因为它恰恰坐落在北纬17度，这一坐标成了分割越南南北两部分的人为分界线。除了“冷战”时期秘密谈判促成的1954年的越南分裂，这一界限的设置并没有特别的逻辑。美国希望将这一分界线进一步向北推进，以扩张其资本主义同盟——越南南部——的地盘，而苏联则竭力将分界线向南推进，以扩大对共产主义社会同盟——越南北部的控制范围。在其为强化北纬17度分界线而付出的努力中，美军对越南的空中打击集中在一些看似“倒霉”的区域，例如广治省，它们偏偏离这条分界线非常近。
因此，北纬17度附近的地区招致了更多的轰炸，但这与遭轰炸地区的工业发展潜力无关。如果我们认为更多的轰炸阻碍了未来经济发展，那么如今越南“冷战”分界线附近的地区应当比该国其他地区更贫穷，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与越南其他地区一样，邻近战时分界线的地区正迅速发展，尽管这些地区面临着双重困境——曾遭战争重创，且远离该国的河内与胡志明市这两大城市市场。
对美战争所造成的经济影响很快就消失了，这一事实当然也算是“好消息”，但它并没有告诉我们像广治这样的地方如何能在遭遇如此广泛的破坏之后还能恢复原貌。政府肯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它将重建被摧毁的基础设施作为头等大事。根据越南政府统计的数据，1976~1985年，遭轰炸较为严重的省份获得的公共投资数额是其他省份的两倍。随着1980年越南与柬埔寨等国的武装冲突结束，这一比例进一步提高，因为和平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