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日，广州文明路，张国焘主持召开*广东区委紧急会议，传达中央局的决定：撤回第一军所有的共产党员，继续支持蒋介石开展北伐战争。
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发表不同意见。张国焘又搬出党的纪律：“仲甫的意见很明确，此次事件是我们党该退让而未退让的结果。中央局决定继续采取对蒋友好的态度，对蒋应表示让步，同志们的言论和行动不可再有参差。”
毛泽东、周恩来对张国焘端着“钦差大臣”的架子，动辄以纪律制裁相威胁的作法非常不满，直接向陈独秀提出第二方案：“将第一军被迫退出的共产党员派到其他军队中去，建立叶挺独立团式的由党掌握的军队。”
这一建议也遭到陈独秀的冷遇。
对于制造“中山舰事件”的元凶，张国焘亲自上门抚慰。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歧途深深（10）
“这次，我是特地来看望你的，既是代表仲甫先生，也是代表*中央。”张国焘和颜悦色地说：“我们*始终支持你，希望彼此仍能保持精诚合作，使广东局面更加稳定，进而达到统一全国的愿望。”
蒋介石说：“在保持团结和通过北伐统一中国这点上，我与贵党的观点完全一致。”
“我有两个问题想向你说明。”张国焘小心翼翼地说：“第一，外间都希望你能与汪精卫先生继续合作，不知你对此有何意见？第二，黄埔军校学生中的*党员一向是爱戴和服从你的，他们如果犯了错误，你将如何教导他们？”
蒋介石对于汪蒋合作问题语焉不详，对于第二个问题则说：“黄埔学生中的*党员都是我的好学生，我素来爱护他们，一定要重用他们的。”
张国焘后来在党内报告这件事时说，“我们的谈话在轻松气氛中进行”。①
蒋介石有理由感到轻松。本来制造“中山舰事件”之后，他遭到国民党左派、共产党、苏联顾问团三方夹击，骑虎难下，处境非常被动，如果三方联手，他很可能被剥夺军职，甚至可能遭到党内处分。但是，由于张国焘的帮助，他顺利地从政治深渊中走了出来，不仅毫发无伤，而且将国民党内主要的对手——汪精卫逼得出走法国，将共产党员从第一军全部赶出，能不高兴吗？
安然度过危机的蒋介石，气焰更加嚣张，又在组织上向共产党开刀。5月15日，他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所谓“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在国民党省、市以上高级党部执行委员会的人数不得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应该全部公开等。
当时，国共两党的许多重要问题都由蒋介石、张静江、鲍罗廷三巨头秘密商定。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前，蒋介石曾同鲍罗廷多次会谈，要他接受“整理党务案”。
消息披露后，在广州的*领导人群情激愤，自发地在各自负责的范围进行反击动员。
5月14日，鲍罗廷召集张国焘、谭平山到住所，要他们立即去拜访蒋介石和张静江，说：“明天国民党就要开中央全会，外间谣言甚多，主要是传说*要发动示威*，反对国民党中央的决议。蒋介石对这些传说甚表关切。你们去告诉蒋，*始终维护国共合作，决不会作公开反对之举。”
当晚，张国焘、谭平山拜访了蒋介石，向他表示*对国民党这次会议所采取的态度，即维护合作，不做公开反对之举。蒋听罢，顿时面带喜色，频频表示欣慰。
随后，蒋介石又亲自陪同张国焘、谭平山去拜望张静江。张国焘又把来意重述了一遍，张静江也显得非常高兴，说：“这样好极了，大家能够相忍为国，革命成功指日可待。”
但是，在*内部对这一政策争论相当尖锐。张国焘召集彭述之、陈延年、毛泽东、周恩来、张太雷开会，统一思想。
毛泽东明确表示说：“我们不能怕右派政变而去迁就他们，蒋介石搞的不是革命，是*，这样下去，我担心他会越走越远。”
会议一连开了七天，争论激烈，没法达成共识。张国焘运用了非常不正派的办法，要求参加这次会议的*党员签字同意接受中央的政策。
慑于张国焘“钦差大臣”的权威，其他人都违心地签了字，只有毛泽东拂袖而去。
5月17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整理党务案”。25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林祖涵（林伯渠）、组织部部长谭平山、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均辞去所担任的职务。这样，在国民党中央任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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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党务案”通过的消息传出后，在广州的*党员万分愤怒，纷纷指责：“张国焘做了投降代表！”
从这个时候开始，张国焘有一个流传全党的外号“老鸡婆”（老机会主义分子）。
遭到指责的还有他专横傲慢、高高在上的工作作风。谭天度回忆道：
张国焘来广东时，大家都觉得他行动很神秘，东住一下，西住一下，也不告诉人家，他一到就开会，架子摆得很高，以中央要人自居，对人诸多挑剔，很骄傲，大家对他有很多意见①。
陈独秀与张国焘，一个是不善于进行*的书生；一个是把政治生活看作“全系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的机会主义者。他们结为搭档与工于心计的蒋介石对阵只能是屡战屡败。（略）
改换门庭（1）
张国焘奉命前往江西，阻止南昌起义，错失与瞿秋白竞选总书记的机会。在南昌起义前夕，湿润君子恽代英指着他的鼻子说：“如果你再动摇人心，就要打倒你！”谭平山联合军官，准备实施暗杀计划，遭到周恩来的阻止：“张国焘是党中央的代表，怎么能绑呢？怎么能杀呢？”
转眼之间，赤都武汉变成了屠宰场，每天都有大批共产党员、工农积极分子被五花大绑地游街示众，然后斩杀于闹市。据不完全统计，仅1927年7月到12月，武汉地区的革命者即有一万余人遭到杀害。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中央的当务之急就是紧急疏散在汉的党员干部。疏散工作由张国焘和周恩来负责。
张国焘与每个奉命转移的领导干部谈话，要求他们振奋精神，虽然党暂时遭受挫折，但仍有胜利的前途。“只要我们有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精神，卧薪尝胆，努力奋斗，革命定能成功。”
在所有被转移的领导干部中，毛泽东的表现最令张国焘意外。
“中央准备派你到四川去担任省委书记，那里相对安全，而且天府之国，大有作为，尤其是在农*动方面。”送别之际，张国焘言语非常恳切。
“不！”毛泽东不假思索地说：“我要到湖南去。”
张国焘吃惊地叫了起来：“湖南？你在那里红透了天，所有的地主豪绅都恨不得活剥了你的皮，怎么还往虎口里钻？你是怎么想的？”
毛泽东平静如水：“我不甘心农*动就这样完了。”
听到毛泽东要到湖南去，瞿秋白赶来劝阻，说：“中央领导层需要新鲜血液，亟需充实具有实践经验的领导同志，我准备提议调你来中央工作。”
“我住不惯高楼大厦。”毛泽东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我要到湖南去，搞暴动，上山结交绿林好汉。”
*中央尊重毛泽东的意愿，派他到湖南担任省委书记，组织秋收暴动。
1927年7月下旬，中央作出三项决定：一是发动湘、鄂、赣、粤四省农民秋收暴动，二是筹备召开中央紧急会议，三是组织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前往南昌集中，举行武装起义。
7月24日前后，张国焘、周恩来、苏联军事顾问加仑和新任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在武汉举行会议，决定派周恩来赴南昌，领导起义前的最后准备工作。
7月26日，中央临时常委会再次举行会议，张国焘、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罗明那兹、加仑等出席。罗明那兹在会上宣布，共产国际发来电令，明确指出：“倘若南昌暴动无成功的希望，最好不要发动，张发奎部的共产党人可全部退出，并派他们到农民中工作。”
“国际电令不能用信件通知在前方的同志们，我们只有派一位得力的同志去当面传达。”罗明那兹一边说，一边看着张国焘：“你是否去一下？”
对于共产国际随意推翻中央的决定，张国焘感到非常恼火，当即表示：“既然是送封信，那就不必派我去。何况中央扩大会议马上就要举行了，我离不开，最好也不要让我舍弃中央的工作而去做单纯的传达工作。王一飞同志可以负担这一使命，派他去好了。”
罗明那兹一听，急了：“派去的人今晚就得动身。时间紧迫，我们到哪里去找王一飞同志？即使找到他，他在短时间内，也不容易搞懂国际电令的精神。”
瞿秋白、李维汉见状，劝说张国焘：“还是你去好，这个责任不只是送封信，而是考察情况并参与决策。”
改换门庭（2）
在中国享有极高威信的加仑（布留赫尔元帅）也劝道：“我总在设想，*的军事势力与张发奎所部，全部共同回师广东，是比较可行的，应当争取其实现。”
张国焘非常不情愿。他有三点顾虑。首先，奉命去废止已经实施的中央决定，会遇到巨大的阻力。其次，如果顺利劝阻南昌起义，人们事后会说放弃了大好时机，如果劝阻不成起义遭到失败，则会由他承担责任。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不想缺席即将召开的中央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将正式选举出党的主要负责人。他与瞿秋白是总书记的两个热门人选。
可是众命难违，张国焘找不出理由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