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和三营会合，把“重要人物”交给三营，由三营护送到团部。
开始，听到东面有枪声，“重要人物”一再追问是怎么回事，我说东面可能有我们的人，他说那我们怎么过呀？我安慰他说，不要紧。看样子他并不放心。他有骡子，但一路上都不敢骑，怕目标大被打着，我们也不勉强，因为最怕他受伤，并且他的胆子也小。
过了很久，我们才听说，这个“重要人物”就是“张主席”，即张国焘。
第五站，也是最后一站，由独立团团长王树声率领大队人马恭候。由于到了苏区，不用警戒，不用赶路，张国焘享受了坐台轿的优待，也因为这个原因，闹出了不少笑话。
独立团在行进途中，许多农民跟战士们搭话。有人看见肥胖、白嫩的张国焘坐在轿子上，以为他是被俘的土豪，七嘴八舌地议论：
“好一条白肥猪！要值串把大洋吧！”
“对老财还讲客气？为什么不把他四脚朝天？”
战士们赶紧纠正道：“不要瞎说，他是我们的中央。”
纯朴的乡亲听到这话，不禁伸出舌头：“中央呀！领导我们打胜仗的中央呀！了不得，我说错了。”
这些细节后来都被张国焘写进了*。
4月13日，张国焘一行终于抵达了鄂豫皖苏区的首府——新集。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王平章、财委会主席郑位三、政治保卫局局长戴季英，*鄂豫皖特委组织部长郭述申、宣传部长徐立清迎候在大路边。两天后，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曾中生率高级将领从前线赶回，汇报工作。
虎踞中原（3）
当时，鄂豫皖苏区被敌人分割为东西两大块。西面是以新集为中心的鄂豫边根据地，东面是以金家寨为中心的皖西根据地。
4月下旬，张国焘又在王树声的护送下，巡视皖西，与红十二师师长许继慎和先行抵达那里的沈泽民会面。
王树声是老游击队员，从黄麻起义开始就拉杆子。他在东行的路上详细地讲述了苏区形成的过程，他说：“在苏区红军创建的历史上，有两个人贡献最大，一个是吴光浩，他白手起家，发动黄麻起义，起义失败后带领72人枪转战木兰山，披荆斩棘地创建了红十一军；第二个人是徐向前，他把一支为生存而奔忙的农民游击队训练培养成了一支擅长野战的正规军队，红四军迅速多变的战略战术与硬朗、灵活的战斗作风都得益于徐向前。”
除徐向前外，张国焘发现还有两个将领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一个是曾中生，包括徐向前在内的所有军事、地方干部都拥戴他，钦佩他非凡的才能和罕见的品质。另外一个人是许继慎，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许继慎是红四军中最能干的师长。曾中生指挥军事工作，非常重视听取许继慎和徐向前的意见，其信任程度可以用“言听计从”四个字形容。到了皖西根据地，张国焘从基层的汇报中听得最多的词语便是“许师长”，其威望高出党和苏维埃政府之上。为了取得许继慎的支持，张国焘向他伸出橄榄枝。
许继慎与张国焘相识已久，最早见面是在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当时，张国焘作为中央代表来到广州，执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政策，强迫在粤中央委员接受蒋介石所有条件。周恩来、许继慎等几百名共产党员被迫从第一军退出。许继慎对张国焘的印象很坏，经常私下揭他的老底，说他是“老机”（机会主义）。
接风的宴席上，张国焘有意提起两人的交往：“继慎同志，你还记得南昌暴动吗？你有伤在身，是我作出的决定，在暴动前夕将所有受伤人员转移到外地。起义军南下后遭受大失败，两万人的队伍打得只剩下千把人，十死九伤。能够保住性命的寥寥无几。”他的意思是说，许继慎能够活到今天，应该感谢他的照顾。
“不能参加南昌暴动，是我终身的遗憾！”许继慎坦率地说：“军人以战死沙场、马革裹尸为荣，何况是这样一件震惊世界的伟大事件。你当时如果不把我送走该多好！”
张国焘换过话题，给许继慎戴高帽子：“我一路从鄂东北过来，边走边看，发现皖西比鄂豫边繁荣，沿途农舍和茶园没有遭受严重的毁坏，各个集镇生意兴隆，粮食也很丰裕，特别是还能保持与外面的贸易往来，真是开了眼界。这里的情况，就像民谚里唱的：‘金麻埠，银独山，苏家埠就是金銮殿。’你是这里的主要领导人，功劳不小，我听说你在军事上能力很强，曾中生指挥打仗主要靠你和徐向前两人，我希望你像支持曾中生一样支持我。”
两人就全局性的问题交换意见。随着交谈的深入，两人的神情都起了变化。
许继慎认为边区执行的路线是正确的，苏区根本不存在所谓“立三主义残余”或“调和主义”的问题；根据地党政军和群团组织都是土地革命过程中诞生和壮大起来的，是纯洁的和可以信赖的，不存在“从头做起”或进行“彻底改造”的问题；中央代表应该尊重和团结根据地的领导人，不能盛气凌人，动辄“扣帽子”、“打棍子”；红军部队要波浪式地向外发展，在发展中解决根据地面临的问题，不能固守不出；土地政策要切合当地情况，要对地主、富农采取给出路的政策，他还严厉地批评了沈泽民下车伊始，动辄训人的粗暴作风…… txt小说上传分享
虎踞中原（4）
张国焘的脸色越来越难看。许继慎虽然批评的是沈泽民，但锋芒却深深地刺痛了张国焘，因为张国焘与沈泽民所持观点完全相同，他们的共同使命就是贯彻执行许继慎所反对的政策。
失望的张国焘意识到许继慎不仅不是可以倚重的同路人，而且还是死硬的反对派。他对沈泽民等人说：“许继慎是个才华毕露的人，爱谈政治，他的观点要不得。”
张国焘作为中央代表，来到鄂豫皖苏区，受到包括曾中生在内的根据地军民的热烈欢迎。他们早就听闻张国焘是党的创造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相信他一定具有非凡的胆略和才能，希望他能带领军民打更大的胜仗。大别山人有一个朴素的想法，即中央派来的领导人级别越高、名气越大，证明中央越重视这块根据地。
鄂豫皖苏区的军民都没有想到，他们苦苦期盼的中央代表带给他们的竟是无穷无尽的指责和残酷无情的党内斗争。
进入苏区不久，张国焘便露出雷厉风行、整人立威、唯我独尊的铁腕作风。
5月12日，张国焘根据中央指示，宣布撤销以曾中生为首的鄂豫皖特委，正式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随后发布第一号通告，对分局的职能作了明确说明：
为着适应鄂豫皖苏维埃运动的扩大，红四军与皖西独立师的发展，中央政治局决定在这一区域设立中央分局，以直接领导这一区域的土地革命的开展，在这一苏区未与江西苏区打通以前，中央分局直隶于中央政治局，其职权系代表中央而高于省委，中央分局之下视其区域的宽广与需要，可以设省委或特区委。
新成立的中央分局由张国焘任书记，沈泽民、陈昌浩、曾中生、舒传贤、郭述申、周纯全、高敬亭等人组成。与此同时，还成立了鄂豫皖军事委员会，由张国焘兼任主席，曾中生、旷继勋任副主席。
张国焘到苏区的使命是推行王明“左”倾政策，改造各级“领导机关”。在张国焘看来，经过四年艰苦奋斗开辟的红色根据地简直一无是处：苏区的党执行的是“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苏区的红军还停留在“流寇时代”，充满了“土匪习气”；苏区的政权大部分被地主、富农及其子弟把持；苏区的土地改革政策根本错误……总而言之，到目前为止，根据地还没有真正的共产党组织，没有真正的红军部队，没有真正的苏维埃政权，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上任以后，张国焘施展其“打倒你，我上来”的惯用战术，在开展党内斗争的旗帜下，严厉打击持不同意见者，同时采取相应的组织措施：
——指责红四军军长旷继勋顽固坚持立三路线残余，勒令他作出深刻检查；
——批评曾中生对立三路线采取调和态度，对军队里的不良现象采取讨好主义，威胁只有在认识“错误”的前提下才能分配党内工作；
——诬蔑皖西特委书记舒传贤对“改组派处理的不坚决不敏捷”，下令暂停其分局委员职务；
——给反对“左”倾错误的鄂豫边特委书记徐朋人扣上“不可救药的右派小组分子”，开除党籍；
——给红四军政治部主任陈定侯扣上“反对工人斗争”的罪名，进行批判；
…………
当时，苏区总共成立了8个县委，张国焘一口气便撤换了其中的7个。
张国焘的无端指责和极“左”政策引起了根据地干部的疑惑、反感和抵制。曾中生当着张国焘的面说：“我原先以为国焘具有雄才大略，没想他这样蛮横不讲理。”
虎踞中原（5）
张国焘决定拿曾中生、许继慎开刀祭旗。
1931年6月28日至30日，鄂豫皖中央分局举行第一次扩大会议，主要议程是贯彻六届四中全会的各项“左”倾政策，批评以曾中生为代表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到会代表数十人，均是根据地高级干部。
张国焘首先发言。他说话很慢，脸上从来看不出春夏秋冬，只能从内容中看出其用意之深。
“从表面看，曾中生同志来后，似乎团结了整个干部而得到当地一些同志拥戴，实质上党、苏维埃及红军中暗藏着许多危机和反革命的大活动。”
他的话引起骚动。
“有的同志可能会不以为然，这是思想觉悟不高的表现。”张国焘继续说，“不错，三中全会后，曾中生同志来到苏区，是起一些积极作用，主要是对付敌人的‘围剿’取得了一些成绩，其次是未经斗争地纠正了一些立三路线最明显的错误。但是，他对当时的党和红军没有进行*，却奉行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