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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日拂晓，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军，红军终于有约摸一个连的人赶到了黄猫垭。这个连不成建制，全都是各团跑得最快的人，就是他们先敌一步夺取了战场的主动权。蜂拥而来的敌人见退路被断，急红了眼，疯狂地发起集团冲锋。红军一度形势吃紧，后续部队投入战斗也难以稳住阵地。徐向前对李先念说：“部队要是顶不住，放跑了敌人，我就拆散你们三十军。”李先念跟随总指挥五六年，还是第一次听到徐向前说这样重的话，二话不说，把上衣一脱，提着枪就上了前沿阵地，组织部队，集中火力往下压，止住敌人的凶焰。9时许，红军大部队赶到，投入战斗，仅用半天就全歼川军十余个团。毙伤其旅长以下官兵四千余人，俘旅长以下官兵万余人，用黄猫垭大捷为刘湘的六路围攻画上了休止符。
这是中国红军历史上璀璨的一页。特别是它发生在1934年9月。环顾一下当时全国各战略区域的形势，就知道川陕根据地奇峰独耸的地位。
1934年是中国苏维埃运动全面遭受挫折的一年。湘赣革命根据地反“围剿”失败，任弼时率红六军团西征，抵达黔东时仅剩三千余人；贺龙指挥的第二军团抵挡不住敌人的攻击，被迫放弃湘鄂边革命根据地，转战至黔东与红六军团会合，组建为红二方面军，总兵力不足八千人；中央苏区自毛泽东被排挤出领导岗位外，每况愈下，到1934年秋节节败退，楚歌阵阵，在红四方面军取得反六路围攻的胜利后一个月只得进行长征；其他革命根据地就更不用提了。与这些革命根据地的艰难苦战相比，张国焘确实有傲视群雄的资本和理由。
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渡过危机之后的张国焘急于报小河口受辱的一箭之仇，再次开展“肃反”。用绳索勒死反对派，成为他最开心的事情，他先后勒死了旷继勋、曾中生等几十位高级干部。（略）
仇视知识分子，大行愚民政策，张国焘的目的只有一个：建立一支惟命是从的军队。为此他精心挑选了“文臣武将”，纵容、骄宠他们，使黄超、何畏、李特成为横行军中的灾星悍将。
西征入川（12）
张国焘建立张家军的办法主要有两个，一是利用“肃反”大杀反对派，二是在根据地和军队内推行愚民政策。
这个北京大学肄业的知识分子，特别仇视知识分子干部。他有个著名的公式：“知识分子必然出身地主富农，地主富农必然是国民党，国民党必然反革命，反革命必然要杀。”
关于他憎恨、屠杀知识分子的原因，与他共事多年的成仿吾作过这样的分析：“因为这些知识分子干部有文化，有能力，有斗争经历和经验，不易为张国焘蒙蔽和支配。”
张国焘在“改造”党、政权和军队的旗号下，大批地撤换有能力的干部。以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为例，他撤了省工农*政府内务委员会主席杨克明（知识分子干部，川东老党员，曾任三十三军政委），换上一个不识字的妇女张廷福；撤了省工农*政府文化委员会主席张逸民（知识分子干部，老党员，当过旅参谋长，曾领导过南部钟升寺暴动和任玮璋部队起义），换上一个在县里做儿童团工作的16岁孩子向思爵；撤了省工农*政府副主席罗海青，换上一个不识字的司务长祝义亭；撤了省工农*政府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余典章，换上一个文盲赵健章。张国焘亲手提拔的省土地、粮食、裁判等委员会主席，都是一字不识的农民。这些工农干部虽然本质很好，对敌斗争坚决，但是文化低、能力弱、缺乏*经验，不能胜任工作。张国焘就是利用工农干部的弱点，建立他的军阀式的个人统治。
张国焘的军阀统治在军队里表现得最为突出，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从不把军队看作是执行党的纲领、路线、政策的工具，而是视为实现其个人野心的资本，因此，他否认党对军队的领导，否认党指挥枪的基本原则，在部队中竭力扩张他的个人势力。
2．从不把党管干部和德才兼备作为使用干部的基本准则，一切都以他的个人利益和好恶为标准，凡是无原则地跟随他的人，都被视为‘好干部”加以重用，团长一下子可以提升为军长；反之，凡是和他有过不同意见或者批评过他的人，一律视为“异己分子”，予以撤职、处分，甚至从肉体上消灭。张国焘发明了“不识字的兵是好兵”、“听话的兵就是好兵”、“机关枪口下提拔干部”等理论，直接提拔一些打仗勇敢但综合素质不高的基层干部，如他看见第三十六团团长余天云打仗悍不畏死，就不问其思想作风如何，直接提拔为三十军军长，特别加以庇护。
3．从不把三大*（政治*、纪律*、经济*）落实到官兵关系上，其他红军队伍里早已清除的军阀恶习，如对士兵的打骂制度、命令作风，在四方面军中还有影响，特别是张国焘纵容的亲信部队还相当严重。
张国焘的愚民政策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四方面军在三大主力红军中知识分子最少、文化水平最低、文盲最多。对此，徐向前曾十分心痛，他在*中写道：
文化程度偏低，是干部队伍的一大弱点。除总部保留了屈指可数的知识分子（如张国焘、陈昌浩、曾中生、傅钟、李特、黄超、余笃山、朱光、张琴秋、舒玉章等）外，军以下几乎清一色的工农干部。有些师团干部，斗大的字认不了几个，连作战命令、书信也不会写。受领任务、传达指示，全凭记忆力。有位师长，作战勇敢，屡建战功，但写不了自己的名字，签收文件，画个“鸭蛋”了事。这固然是旧社会的历史条件造成的，但更主要的是与当时轻视文化知识、排斥知识分子的倾向有关。从教条主义的中央起，就盲目搬用苏联的经验，把知识分子视为异己力量，机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把中间势力当作“最危险的敌人”。选拔干部，不强调重在表现，而首先看是不是工人成分，搞“唯成分论”。不然，他们是不会把向忠发当作样板，高抬到中央总书记的位置上去的。现在觉得幼稚可笑的事，那时却被奉为金科玉律，“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在全党推行。张国焘更起劲，“肃反”中将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列为重点对象，查祖宗三代，或关或杀或清洗。入川之初，他亲自挑选了位抬过滑竿的年轻人，即熊国柄，发展成党员，一下子当上了川陕省苏维埃主席。人倒老实，但能力太差，形同虚设，实际上是秘书长黄超当家。所谓知识分子犯错误“罪加三分”，工农分子犯错误“罪减三分”，也是张国焘的发明创造。“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面“左”到了那样的程度，下面形成怕学文化、怕有知识的心理，难道不是必然的吗？ 。。
西征入川（13）
张国焘杀光了上过大学、留过洋的大知识分子后，又把目光盯住发过蒙的小知识分子和进过私塾的土知识分子。
秦基伟，只上过一年的私塾，但是也被列入了张国焘的黑名单。1934年夏天，他刚由总部警卫团团长调任二七四团团长不久，接到张国焘召见的通知。当时，秦基伟才20岁，在他眼里，张国焘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外国的事情懂一半，中国的事情全晓得。他是中央代表、西北军委会主席，能与这样的领导当面交谈，真是太荣幸了。
本来秦基伟的心情是既紧张又兴奋。见过张国焘后，马上变得沮丧起来。张国焘坐在太师椅上，跟他东一句西一句地“扯野棉花”：
哪里人？
哪一年参加红军的？
是谁介绍入党的？
家里有多少地？
一年打多少担粮食？
对党有什么要求？
读过几年书？
能不能起草作战计划？
…………
没谈多大一会，张国焘就让他归队。秦基伟心里没有底：一般首长找下级谈话，多少都有点目的性，或是批评，或是表扬，或是了解情况，或是做思想工作。可这顿话谈完后，秦基伟比没谈时还糊涂，摸不清张国焘究竟是啥意思。
更奇怪的事还在后面。谈话过后的第二天，总部下达命令：撤销秦基伟二七四团团长的职务，调到总部参谋处当普通参谋。
莫名其妙的谈话，无缘无故地撤职，这个疑团一直困在秦基伟心中。几十年后，当他调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时，与老战友聊起此事来，徐深吉中将突然把脑门一拍：“噢，你说的是那一次，我记起来了。那一次，你没被砍掉脑袋算是天大的造化！”
徐深吉当年长期任红四方面军总部参谋，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事情起因是有一次秦基伟到参谋处领东西，打领条，字写得龙飞凤舞，被张国焘看见了。他说：“我看秦基伟能说会道，还能给参谋处写领条，像个知识分子。”于是就有谈话与撤职之举。
秦基伟听了，还是不明白：“我才读了一年私塾，算什么知识分子呀？退一步说，就算是知识分子，那该重用呀，怎么反而撤职？”
徐深吉解释道：“你那时在下面，不了解情况，我们在总部可是吓得不轻。张国焘有个歪理：工农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党可以原谅三分，倘是知识分子犯了错误就要加重三分。其实那时候知识分子与反革命差不多就是同义词。”
像这样的惊吓，徐深吉也经历过一次。有一回，张国焘跟几个参谋闲聊，谈到农民推磨的力学原理。徐深吉插了一句话，引用的是牛顿定律。张国焘的眼睛马上瞪圆了，一字一顿地说：“啊，徐深吉，你了不起啊，你很有知识，大知识分子呐，居然知道牛顿。”徐深吉见他说自己是大知识分子，吓得几天几夜睡不好觉，后来还是陈昌浩说情，才免遭厄运。
在张国焘眼里，会打领条，知道牛顿，都是死罪，谁又敢学知识呢？
一定的文化知识，是提高干部军政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