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能说这个营不听指挥，要叛变呢？你们这样搞，不是在有意制造分裂、破坏团结吗？”朱总司令在和张国焘的斗争中，总是这样有理有利有节，以浩然的正气，挫败张国焘的阴谋活动。
张国焘的这一阴谋被戳穿以后，哪会甘心，他继续唆使一些人寻衅，为他搞分裂找借口。一天清晨，太阳刚刚出来，突然来了几个伤员，硬要把朱总司令的牲口拉走。这几个伤员嘴里不停地唠叨着：“我们是彩号，我们负了伤，我们要骑马。”朱总司令的饲养员当然不干，就对那几个伤员说：“这是总司令的马，你们不是不知道，为什么要牵走！”一个伤员说：“管他是谁的马，我挂了彩，走不动了，我就要骑。”于是双方都拉缰绳，像拔河似的，你来我往。不知咋的，几个伤员一下子倒在地上，大声喊叫起来：“总司令的马夫打伤兵啊！”边喊边往医院里跑。不一会儿，就叫来了十几个伤员。这时，朱总司令的警卫员也来了。几个伤兵又要去马栏拉马，被警卫员阻止了。于是这十几个人便坐在马栏门口，一直坐到太阳快下山还不走。大家看到这种情况，只好去报告朱总。朱总听后便说：“他们要拉，就让他们拉走吧，把那个骡子留下来就行了。”我们一听很想不通，于是就想了一个办法：去找张国焘！一个警卫员走到张国焘的门口大声地说道：“报告张总政委，有几个伤兵硬要拉总司令的牲口，劝了一天了，他们还是不走，怎么办？”张国焘听了，装模作样地说：“啊，有这等事！”接着无可奈何地对他的警卫员说：“你去告诉他们，就说我说的，叫他们不要胡闹，要他们回去！”那个警卫员来到马栏，传了张国焘的话，十几个伤员二话没说，便走了。
兵入绝境（9）
从阿坝到松冈的路上，张国焘把朱总司令和刘总参谋长调离司令部分开行军，把朱德安排在前线部队，跟着军部行军、宿营，这实际上是撤了朱总司令、刘总参谋长的职。有一天早晨，朱总司令在看书，军部领导都到伙房吃饭去了，待勤务员去给朱总打饭时，他们说没有饭了。到吃中午饭时又说没有饭了。太阳快下山了，朱总仍在看书，可是警卫等人员都饿得忍耐不住了，才去请示总司令怎么办。朱总马上给罗炳辉军团长写了一封信，我们立即派人去取来一袋面粉，用洗脸盆给朱总煮了一碗面疙瘩吃。
在无端攻击和恶劣环境面前，朱德守住一条：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非原则的问题上随遇而安。
南下途中，制约张国焘的还有像大山一样保持沉默的徐向前。徐向前的可怕，不在于他的沉默，而在于他沉默背后的反抗。在卓木碉会议上，张国焘注意到，徐向前既没有发言表态，也没有在表决中举手。会后，张国焘找徐向前谈心，徐向前说，“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即使是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样搞！”（略）
在两个中央的对峙中，最高裁判是战争，最具有讽刺意味的也是战争。南下之战，最初顺风顺水，连战连捷，大有席卷全川、直下天府之势。百丈血战，双方将士的骨骸填满千沟万壑。红四方面军在付出惨重代价后，仍然不能破敌。兵入绝境，毛泽东预言的“南下是绝路”不幸成为事实。
南下是活路还是绝境，不仅决定着四方面军的成败，还能证明张国焘与毛泽东谁是谁非。
张国焘自信满满，挥军南下。
南下之初，战事出奇地顺利。
10月7日，张国焘以中革军委主席的名义发布《绥丹崇懋战役计划》，命令首取绥靖、崇化，分取丹巴、懋功，先拿下绥、丹、崇、懋四城作为南下天全、芦山、邛崃、大邑的根据地。8日，红军分两路纵队进击。左路纵队由王树声指挥，率五军、九军二十五师、三十一军九十三师沿大金川右岸直扑绥靖、丹巴；徐向前、陈昌浩率总部指挥由四军、三十军、三十二军及九军二十七师大部组成的右路纵队沿大金川左岸前进，径取崇化、懋功。
大小金川地区均为深山绝谷和峡谷激流。按照战术，右纵队应该迅速进占绥靖河以北据点，渡河南下，与左纵队形成夹河并进的态势。右纵队进攻绥靖河以北绰斯甲附近的观音桥时遇阻，硬攻不克，徐向前果断变阵，令许世友、王建安率四军强渡大金川，沿右岸疾进，于12日攻克绥靖、16日占领丹巴。与此同时，程世才、李先念率三十军沿左岸推进，15日占领崇化。
在这次战役表现最为神勇的是九军政委陈海松。这位年龄仅有25岁的年轻将领指挥二十七师两个团（八十、八十一团）一路采用夜摸、奇袭和小部队迂回等战术，连续行军达500余里，袭击绥靖以东之两河口，击溃杨森第七旅，随后跟踪追击，16日夺取抚边，19日袭占达维，配合友军占领懋功。
首战得胜。红军在两个星期内，袭夺6城，溃敌刘文辉、杨森部6个旅，毙俘敌人3000余人。张国焘称之为“南进获得第一步伟大胜利”。
10月20日，张国焘下达《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提出彻底消灭遭受重创的杨森、刘文辉两部川军，进而迎击最强大的川敌刘湘，攻占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州、大邑，创建大块根据地。 。。
兵入绝境（10）
这次战役地域更广，战线更长，张国焘的胃口也更大，轻视川军的心理进一步膨胀。在战役部署上，他批准将部队兵分五路同时展开。这五路兵力是：
以五军为右支队，巩固丹巴地区，尽可能占领大婆山及其以南地区，威胁康定之敌；
以三十三军为左支队，留驻马塘、两河口，相机威胁理县，占领威州；
以四军、三十二军为右纵队，由丹巴经金汤攻取天全，并以一部向*、荥经活动；
以三十军、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及九十一师之两个团、九军二十五师为中纵队，取宝兴、芦山，得手后向名山、雅安及其东北地区进攻；
以九军二十七师为左纵队，除以一部巩固抚边、懋功、达维外，主力向东伸进，威胁灌县、大邑之敌。
在这次战役筹划和进行中，存在着两种导向。徐向前力主向东，一路朝岷江打过去，开辟新的局面；张国焘虽然气壮如牛，但对于控制全川没有把握，总想往西康地区发展，保全实力。本来，在原定战役方案中，天全、芦山方向是战役的主攻方向，康定一带为佯攻方向。但是，战役开始不久，张国焘就提出了改变战役方向的问题。
10月31日晚24时，张国焘致电陈昌浩、徐向前，提出“西康为我惟一后路，不可以西康落后自误。即道孚亦比绥靖人口多、出产多，康定□□□道孚若为我有，粮食解决，有宽广后方，且能向西昌发展。在敌能守住邛、大、名、芦一带碉堡线，即宜不失时机取康定为好。请你们细察情况处理，并告我。”
徐向前接到电报后，连连摇头。每到关键时刻，他与张国焘不同的血性就凸现出来。外表沉静温和的徐向前崇尚“狠、硬、快、猛、活”五字诀，排兵布阵，主张集中优势兵力，攻击敌人一点，遇到困难时敢于比耐力、韧劲，为求得打开局面敢于舍血本。他有句口头禅叫：“打狗如打狼，打狼敢舍命。”而性格张扬的张国焘总是患得患失，他像个土财主，心里总是拨拉着算盘，时刻想到有没有赚头，会不会亏本。由于没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气魄和与敌偕亡的胆量，他总是一到关键时刻就变软。
对于随意改变战役方向，陈昌浩也不满意，大手一挥，说：“现在顺风顺水，还是按既定计划办。”他们决定暂不回电。
11月1日，徐向前、陈昌浩亲率中纵队进占宝兴，而后直逼芦山。左、右纵队同时在两翼展开，分别逼近邛崃、天全。6日，张国焘对东进越来越丧失信心，遂再次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认为“我沿途病号多，各团人员少，一时无多补充，敌力渐集，续攻难图大胜，占领亦难巩固”，因此重申“宜查明沿金川两岸转移兵力即取康泸办法”。
徐向前、陈昌浩不舍得放弃叩击名山、芦山的计划，经过商量后，正式答复张国焘，力陈夺取天、芦、名、雅的好处：一是这带人烟和粮房较多，部队易于补充；二是我军与川敌作战，较易得手，如能乘胜东下川西平原，可获更大补充，过冬不成问题；三是距离转战于川黔边的红二、六军团较近，能对他们起到有力的策应作用。如向西康发展，则人、粮补充不易，气候寒冷，过冬困难，不利策应二、六军团转战。
“现在早已不是‘山大王’时代了。我能往，寇亦能往，蒋介石不会让我们僻处一方，优哉游哉的。”徐向前对此感慨颇深。
兵入绝境（11）
这番话引起陈昌浩的共鸣：“我们不能蹲到笼子里去。如果蹲到川康，被敌人封锁住，我们的处境会更加困难。”
张国焘见陈、徐意见一致，而且战事正顺，没有坚持转兵西康。
但是，在陈、徐的回电里也流露出轻敌的思想。回电置大敌当前于不顾，轻飘飘地说：“现刘湘六七十个团至多能来四十团，邓（锡侯）二十四团，分兵难大集中，余者无虑。如能多集中兵力在这带打，甚有把握。”
这时，徐陈手中所能集中的兵力仅有不到二十个团。以一敌三，竟然丝毫不以为念。他们不太清楚，如今的川军已非昔日的“双枪将”（鸦片枪和钢枪）。
红四方面军最后一次与川军作战是在半年前。6个月过去了，四川的军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首先，蒋介石采取“一箭两雕”的战术，尾追红军进入四川，一方面逼迫川军与红军作战，一方面乘机削弱和收服地方军阀势力。“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平蜀未平”的四川已经成为蒋介石的“一统天下”，政令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