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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棋王》（3）
《棋王》主要写两件事：“吃”和“弈”，通过“我”与平民象棋高手王一生的邂逅、交往和最后共同经历的一对九车轮大战的描写，揭示这样一个主题：“衣食是本，自有人类，就是每日在忙这个。可囿在其中，终于还不太像人。”这个主题看上去平平常常，却包含着回肠荡气的冲击力。分析起来，《棋王》的魔力既来自于对中国古典小说精华的继承，也来自于对西方现代小说技巧不动声色的借鉴，两者水*融，天衣无缝。这具体表现在：作者不编织复杂巧妙的故事情节，也不对人物内心世界作精雕细刻，但凭一笔出神入化的白描一决胜负，平铺直叙，从容道来，显示出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风范。小说一上来就这样写道：“车站是乱得不能再乱，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说话。谁也不去注意那条临时挂起来的大红标语。这标语大约挂了不少次，字纸都折得有些坏。喇叭里放着一首又一首的语录歌儿，唱得大家心更慌。”这是何等的老辣的笔墨！令人想起《水浒》、《儒林外史》的千锤百炼、寸刀杀人的文字。然而《棋王》不是中国古典小说的翻版，而是一篇现代中国小说，中国古典小说创作中没有“叙事人”这种来自西方的技法，一切仰仗全知全能的作者，视角大而化之，结构固定单一，《棋王》打破了这种模式，充分发挥叙事人“我”的功能，它是作者的化身，作为小说中的重要人物与主人公王一生保持着的互动，单声部于是变成了复调，小说因此而获得鲜明的现代感。关于这一点，季红真说得很到位：“他以‘我’的存在为起点，深入自我以外的现象世界，通过对一个个具体人生故事或片断的叙述，又返回到一个新的更为丰富的自我之中。他笔下的全部故事，都在‘我’一次一次的认知感悟过程中，完成着感情与思想的升华。”（《宇宙·自然·生命·人》，《读书》1986年第1期）
《棋王》从内到外散发着地道的中国味，没有刻意“寻”根，而“根”自在。这是叙事方式与题材高度契合的结果，用王蒙的话说，就是“本体论与方法论完全融合”。这是极高的艺术境界，无怪有人将《棋王》与茨威格的《象棋的故事》比较，认为《棋王》不落下风，“通篇散发中国文学特具的油墨香，它的大量品质，只能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熏陶。（略）和主人公王一生的棋品一样，阿城的小说也是‘有根的’，正所谓‘气贯阴阳’、‘汇道禅于一炉’。每个字都直取文化的深层。”（庄周《齐人物论》，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确实，不像有的寻根小说，西方式的结构，夹杂着洋腔洋调，叙事方式与题材乖离，“寻”与“根”脱节，显得不伦不类，像是西服革履上顶着瓜皮帽。不过仔细想想，这又很正常，这批寻根作家都是知青，共和国同龄人，从小受共产主义教育，操现代汉语——那种由西语语法、日本返销的现代词汇和本土白话混合而成的语言，文学教养主要来自五四以后的中国新文学和以现代汉语翻译的外国进步文学，传统的中国文化对于他们已是恍如隔世。这样的知识背景和“失根”的状态，决定了他们“寻根”的热情，正如郑义在《跨越文化断裂带》一文中讲到的那样，在一段时间里，他们“聚一起，言必称诸子百家儒释道”，“感到自己没有文化，只是想多读一点书，使自己不致浅薄”；也决定了“寻根”本质上的虚幻。确实，那些凭恶补速成的“寻根文学”作品，总让人感到不够自然，有些装模作样。原因很简单：文化这种东西，本来是自然形成的，无法人为地制造。传统的中国文化历经历史风暴的涤荡，早已面目全非，奄奄一息地保留在老一辈文化人身上，而他们早被认定是历史淘汰的对象，在历史的角落苟延残喘，自然消亡。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1984《棋王》（4）
正是在这一点上，阿城与他的同辈位开了距离。阿城出生文化名人家庭，父亲钟惦棐来自延安鲁艺，却是一位有绅士风度、才华横溢的艺术理论家。八岁之前，阿城住宿育英小说，过着优越的生活。1957年，钟惦棐因一篇《电影的锣鼓》被打成右派，家道从此中落。作为大右派的儿子，阿城自然被打入另册，早早就体验到世态炎凉。然而边缘化的结果，使他有机会接触到另一个世界，它隐藏在琉璃厂的旧书肆、古玩店里，少年的阿城在那里流连忘返，触摸被遗忘的前朝历史，不经意间接受了中国古代士绅文化的洗礼。这段阴差阳错的经历，竟使他成为一条漏网之鱼，在知识结构上发生代际错位。确实，读阿城的文章，容易让人产生一种时代颠倒的错觉，那种文风与其说属于知青一代，不如说与民国那一辈的作家更加接近。这种独特的知识结构，决定了他在“寻根文学”运动中扮演一个特殊角色。
在《文化制约着人类》一文里，阿城通篇谈“文化”，只字不提“寻根”，这与韩少功、郑万隆、李杭育的寻根文章形成耐人寻味的对比。在阿城看来，中国文学尚没有建立在一个广泛深厚的文化开掘之中，而没有一个强大的、独特的文化限制，是达不到文学先进水平这种自由的；五四运动对中国社会的变革有不容否定的进步意义，但它对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的态度，加上中国社会一直动荡不安，使民族文化的断裂，延续至今，*时更加彻底，把民族文化判给阶级文化，横扫一遍，差点连*布也没有了。这是对近代以降中国文化、文学极其悲观的估计。在这样的语境下，阿城开出的药方——“中国文化”（确切地说应当是老庄禅宗的道家文化），似乎只能是张空头支票，唯其如此，它显得格外的悲壮。阿城作为“中国文化”的传人和“最后一个文化贵族”的形象，无形中得到树立。事隔二十年之后，阿城在与查建英谈“寻根文学”时这样说道：“我的文化构成让我知道根是什么，我不要寻。韩少功有点像突然发现一个新东西。原来整个在共和国的单一构成里，突然发现其实是熟视无睹的东西。包括谭盾，美术、诗歌，都有类似的现象。我知道这个根已经断了，在我看来，中国文化已经消失了半个世纪了，原因是产生并且保持中国文化的土壤已经被铲除了。”——好一副“众人皆断我独续”的姿态，阿城俨然成了中国文化硕果仅存的“独苗”。不过公平地说，阿城的自负并非没有一点根据。
然而，这又是一棵难以茁壮成长的独苗。套用一句熟悉的成语：土之不存，苗将焉附。甚至连阿城自己都不得不承认，他造不成新文体，他的形成不具有普遍性，偶然性很大，是自修的结果，他的东西没有普遍意义，只是一个个案。（《八十年代访谈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遥想《棋王》名噪一时之际，阿城曾放出话，要写“八王”，乃父钟惦棐甚至连书名都替他想好：《八王集》。遗憾的是阿城只写出“三王”，就歇手了。这是阿城的高明，见好就收，否则煞风景的事情不免发生。评论家于晴当时就老到地指出：阿城的语言文质而意深，“然而却未必宜于一切生活领域和思想层次；因而就不宜拘于一格，而要力图有所贯通，有所开拓。”然而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文坛上全能冠军是没有的，阿城得了道家文化的好处，自然也受道家文化的限制。更何况，适合阿城写小说的资源本来就稀缺，得益于十年边地知青生活的经验，他写出了“三王”。时过境迁，王一生那样的“棋呆子”再不可觅，阿城的绝技无从发挥，如同庄子笔下那位运斤成风，能将人鼻尖上的白垩斫掉的匠人因为对手去世而不得不放下手中的利斧。还有，我以为最重要的是，阿城并非一个视文学为身家性命的人，骨子里仍是一个玩家，正如王晓明指出的那样：阿城并不本色，太做作，好比一个手端水煮青菜的粗服汉子，真正醉心的，却是粗服上的宝石，菜叶下的熊掌。阿城虽然是那个时代的文化“漏网之鱼”，却不是“中国文化”的殉道者，否则，就不会离开自己的文学土壤，赶时髦跑去美国，弄起别的营生。
诚如阿城所言：文化制约着人类；然而，另一个更为严酷的历史真相是：生存高于文化；为生存所累，一种高级的文化与时俱退，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从这个角度看，《棋王》的问世，不过是中国古典艺术精神的一次回光返照。
延伸阅读
阿城：《树王》，《中国作家》1985年第1期
阿城：《孩子王》，《人民文学》1985年第2期
阿城：《文化制约人类》，《文艺报》1985年7月6日
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5期
茨威格：《象棋的故事》，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7月版
1986《平凡的世界》（1）
体裁：长篇小说
作者：路遥
首发刊物：《花城》
发表时间：1986年第6期（第一部）
首次出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第一、二部），1989年（第三部）
（白烨 撰）
在完成三卷本的《平凡的世界》之后，路遥象是终于跑到终点的马拉松选手，身心都至为疲惫，虚弱不堪；而他的已罹患癌症的身体，这时更是一蹶不振，一病不起。1992年11月17日，终因医治无效离开了人世。有人说他是写《平凡的世界》给累死的。此话是否属实暂且不论，他为《平凡的世界》呕心沥血，甚至是拼命一博，确是事实。因为是作者小说创作的绝响，人们常常把《平凡的世界》与路遥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提起《平凡的世界》，人们必然想到路遥；说起路遥。人们必然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