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 文学的全方位汇流三大客观因素的影响，中国文学自身观念的“影响与效应”成为更核心的东西，“差异、分化与选择”成为更明显的特征。文学不再受观念支配而是“以生活取舍观念”，不再是过去那种庞大和整体的“机器”而变成一个又一个“零件”，皇纲被欲望与信息解纽，从而进入了一个既繁华又困窘、既肤浅又深刻的个人化、市场化时期。
文学的“世俗化”随之扑面而来。至少有以下四种突出的社会思想文化“消解”现象：曾经支撑文学史的“文化精英”、“知识英雄”的地位消解了，作家的文化身份被商业、市场改写重塑，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民众”较之“精英”在“俗世的自由主义”此一层面走得更远；媒体革命所创造的视觉文化 / 大众文学，使“大手笔”消解，“大叙事”崩溃，传统文学作为精神性的品格与寻索被侃贫了，代之以由民众“喜闻乐见”的娱乐、消遣通道的“作秀”大肆扩张，作家呈零散化乃至被影像、传媒、网络所“收编”；从社会生活到文学艺术，“道德”的相对化与“信仰”的个体化，使以往统一的“道德标准”消解了，道德话语变成与特定的利益集团或阶层相联系的东西，而“公民意识”凸显了，并提供着维系当代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本共识，文学也越来越与“道德”疏离而切近“普通人”的感*求，由以往的“教化”而变为原本意义上的“服务”与“代言”；“传统”与“现代”的两极对立也被消解了，边界被模糊，在90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化语境中，文学批评与争论已不再发生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而恰恰在“现代”与“现代”之间，上下左右都说自己是“现代”的，只是有不同的表达与论说方式，不过，人们都清楚自己需要什么，对于“主义之争”缺少了兴趣，关心的是务实地谈论与研究具体的问题， “主义”与“问题”的分离，造成了有“思想”而无“文化”或有“文化”而无“思想”的普遍现象——这或许正是“现代”之所以为“现代”，“世俗”之所以为“世俗”的突出表征。上述四种“消解”，延续至新世纪初叶，使每年平均有1000多部长篇小说、400多种散文集、七万首诗歌、数万集影视文学的偌大中国文坛，呈现为多种声音的喧哗躁动，多种问题的杂陈状态。巨量的文学信息充塞大众头脑，也吞噬着人们本已所剩无多的阅读时间。 txt小说上传分享
前言：此史可待成追忆（4）
世俗化的文化/文学思潮未能真正激发人们沉思默想的潜力和对生命、对生存的敏识。“形而下”的文学趋势使一些作家作品来去匆匆，自生自灭。然而，在中国文学界，在90年代以来，仍有一批坚定的“深夜看门人”守望在文学的精神高地，云出其山而复雨其山，在“取动”与“取静”之间艰难探求，在“主旋律”与“多样化”之间有孚涉川。仍有一批寥如晨星又如晨星闪耀的作品，在沧桑的记忆、生命的体验、思想的精进、叙事的上达等方面，都超越了共和国前四十年大部分作品的水准。
六十年的沧海月明，桑田日暖，使中国当代作家经历了多少忧忿慷慨，累积了多少经验教训，体味了多少不乏血泪培壅的意蕊心香。他们为这片故土倾注了不绝如缕的缱绻，那纸上烟云，凡所月旦，字字行行都是浅浅深深的悲喜留痕。我们不会遗忘，将珍惜这业已收获的一切。
六十年的现实与人生，世象纷披，曲折华妙。作为新中国的几代文学家，有的是用诗歌展示绣口锦心，颂讽咏叹；有的是用小说叙写悲欢离合，灵肉沉浮；有的是用散文呈现闳远精微，涤摅忧乐；有的是用戏剧铺陈跌宕传奇，或庄或谐。六十年的文学生产，既有鲜花也有败絮，却以浩如烟海的作品，尤其是改革开放近30年十倍于现代文学30年的数量，成就了一条由汗水、泪水与血水交汇的文学大河。不论从何种意义上讲，物质的贫乏暴露着一个社会的落后，精神的贫乏表示着一个民族的衰老。而今，作为一社会风貌的折射和一民族精神的投影，我们的文学，依然处于进步与新生的上升时期。
在这样苍茫的时刻，面对如此繁富的作品，要选出“六十年与六十部”，自然绝非易事。人们有理由发问：你们究竟用什么标准来选择？这六十部作品难道都是“经典”？解读时凭藉哪些阅读经验、价值尺度和学术理念？坦率地说，编者在选目与撰稿之时，也曾多次如是扪心自问。
《六十年与六十部》此书的初衷，是在六十年文学风雨路上，尽力寻找文学史视野与思想史、文化史视野这三者的结合点，以“问题意识”为切入口，观察社会变迁，触摸主流情绪，重新发现文学史上的意义。具体而言：
1、 所选作品，是曾经引起文学界乃至社会上普遍关注或争议的；
2、 所列作品，是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主流情绪和精神现象的；
3、 所读作品，是在回眸过往和注视当今时，仍然有思想史和文学史价值的；
4、 所论作品，是创作与批评都能对当代精神生活的变化有所展示与影响的。
无论是创作或批评，考量文学史，其辩证的起点，是缘于问题的发现与提出；其意义与价值，系于问题的探索与展开。
六十年的文学经验告诉我们，问题往往不是意识的简单外化和主观的先验认定。问题根源于现实的矛盾。判断一种文学现象、一个文学时代乃至一部文学作品，不能完全以它表面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实际生活的矛盾冲突中去解释。只要按照事物本来面目及其产生的根源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知识命题都会返璞归真。因此，离开了产生问题的实践基础，离开了特定时代的历史现场和文学诉求，“问题”易流于空洞的概念。
在通常情况下，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但从史实的角度看，任务本身，也只有在解决它的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处于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现实的要求和矛盾，强烈地表现在人们面对的问题之中。对于文学来说，主要的困难不是现存的答案，而是问题的揭示。也因此，真正的评判，要研究与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是深入思考人生与艺术中复杂的问题——尤其是面对新中国文学风雨里程中矛盾重重的诗文。也许，这正是认识当代文学发展史上某些规律性现象的一个途经。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前言：此史可待成追忆（5）
正如A．J．汤因比所言：“我们应该准备随时重新考虑问题，随时准备勾销最珍爱的体系、所选择的事实或所谓事实的态度，假如进一步研究要求这种改变的话。这不仅是由于发现或构成了新的事实，而且也是由于对存在所谓事实进一步进行思考的结果。”这样，重读作品，重审文本，重说问题，重新探究意义之所在，自然成为《六十年与六十部》必要的功课。以当代诗歌为例，建国初期到六十年代，其演进与变异，可以说形成了“颂歌→战歌”的体系，但其构成的事实需要有所选择和发掘，需要细究在矛盾重重中“探寻新的出路”的篇章。在小说方面，茅盾在上世纪60年代初对许多作品有所批评：“政治挂了帅，艺术脱了班，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语言干巴巴。”然而，我们从不无争议的一些小说中，读到的并非简单地图解政策，而是有作家所熟悉的城乡生态、有生活的芳香和精神的气韵，有以文缩时空史化诗的笔墨。自然，在“重新考虑问题”时，我们也不难读出时代给作家带来的局限。
这一切，都给我们一个启示：“文变染乎世情”，无论你愿意不愿意，文学无法回避时代的思潮和艺术的流变，无法回避现实、人生、审美所面临的问题。对于作者，“问题”意味着原创；对于读者，“问题”意味着理解与念想；对着文学界，“问题”意味着在不断推进中的持续发展。“问题意识”可以孕育高品质的作品。是故，我们在编撰《六十年与六十部》时，必然要把“问题”作为关键词。而作为这一关键词的两个支撑点，一是文化的、学术的立场；二是专业的、审美的眼光。
这里，还需要对“经典”做一些说明。在目前流行的文学史写作或当下的文学批评中，“经典”一词已被广泛引用甚至滥用。其实，“经典”是拥有众多读者的作品，是不受时空所限且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作品，是经过一定时间检验的作品，是“中国经验”与“世界性”可以连结的作品，自然，也是需要我们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持续解读中受益无穷的作品。进一步说，在文学史上，足以构成“经典”的，需要有相当的美学品格，它要能“时空共享”（更多的人在更长更宽的时空中接受），要有“典型共名”（如“宝黛”、“阿Q”“孔乙己”成为许多人的符号），要有“艺术共鸣”（能打动、震撼人的心灵），要能“多元共生”（只要是优秀作品，不分什么主义、流派）。在中心或闹市的鸟鸣不一定比边远山林的鸟鸣清丽动听，在审美与艺术面前，所有的作家作品都是平等的。
我们无意将“六十部”都以“经典”命名，历史还短，还有待于广大读者和时光老人的评判。有些作品，列入六十年“经典”应无愧色，因为它们在精神史、思想史和文学史意义上，都触动了时代神经，也投影于历史沧桑，艺术上都各有追求和光彩。更多的作品，是曾经有争议却对文学进程起过重要影响的，是容易被忽略却在社会变迁中具有一定文化价值的，是在潮流中被反复评论而可望达到矩阵稳固状态的。在这里，依然是“问题”与“价值”主导着我们的选择、叙述与品评。没有必要求大求全，也不必因人废言。不论是堪可称作“经典”，或是足以成为“文献”，